遗忘之证

　　序章迟到的雨

　　雨是在清晨五点零三分落下的。

　　林柏年知道这个精确的时间，因为床头那只老式收音机在整点报时之前，先捕捉到了一阵沙沙的白噪音。他睁开眼，浑浊的玻璃窗外，天色还是沉甸甸的靛青。然后雨就来了，先是稀疏的几滴砸在空调外机上，发出铁皮鼓般的闷响，接着便连成一片，像有人在天上抖开一匹巨大的灰布。

　　他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

　　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蜷缩的猫。他搬进这间出租屋的第一天就注意到了它，到现在已经整整三个月。三个月来他每天都看见这只“猫”，但每一次都像第一次看见——因为每一次，他都记不得昨天是否也曾这样躺着，盯着同一块水渍发呆。

　　失忆症。医生说这叫什么来着？顺行性遗忘？不，好像是逆行性加顺行性。他会忘记生病之前的大部分事情，也会忘记生病之后新发生的事情。每一天醒来，世界对他来说都是崭新的，同时也是可疑的。

　　收音机里传来天气预报员平稳的声音：“……局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二十四摄氏度……”

　　林柏年坐起身，床板发出一声呻吟。他低头看见自己的双手——骨节粗大，皮肤松弛，左手虎口有一道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疤痕。这双手让他觉得陌生，又隐隐觉得熟悉，就像在梦里见过一个很久以前的人，醒来后想不起名字，只剩下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绪。

　　他把脚伸进拖鞋里，慢慢走向卫生间。来到镜子前，镜子里的老人回望着他：稀疏的白发，深陷的眼窝，左边眉骨上有一小块老人斑。他冲镜子里的自己点了点头，就像每天早上对一个陌生人的礼貌问候。

　　洗漱的时候，他的目光落在洗手台边缘的什么东西上。

　　一本日记。

　　深褐色封皮，A5大小，边角已经磨得发白，露出里面的硬纸板。封面上没有任何文字或标记，只在右下角贴了一张褪色的贴纸——一个卡通太阳，笑脸已经模糊成一团黄色油墨。

　　林柏年拿起它，手指碰到封面的瞬间，一阵微弱的战栗从指尖传到肩膀。他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像是某种被身体记住而大脑忘记的东西——肌肉记忆，或者更古老的本能。

　　他翻开第一页。

　　扉页上只有一行字，用黑色钢笔写成，笔迹瘦硬，棱角分明：

　　如果你在读这段话，说明你又忘记了。不要慌。这本日记会告诉你一切。

　　林柏年盯着那行字，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下面还有一行，字体更小，像是后补上去的：

　　2019年8月15日，我六十三岁。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正在做一件决定命运的事。如果你已经忘了，没关系，从头读起就好。记住：不管多痛苦，都要读完。

　　他翻到下一页。

　　日记本的纸张已经泛黄，有些页面上还沾着可疑的褐色污渍。字迹从第二页开始变得密集，每一页都写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留白。有些地方写得很工整，像是在平静状态下写的；有些地方潦草到几乎无法辨认，笔画用力到戳破了纸面；还有些页面被撕掉了，留下参差不齐的残根。

　　林柏年在马桶盖上坐下来，把日记本摊在膝盖上，开始读。

　　窗外，雨越下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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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我是谁

　　日记，第一篇

　　2019年8月15日。晴。

　　医生说我不应该写日记。他说这会造成“认知依赖”——我会习惯性地依赖日记来记住事情，而不是努力重建自己的记忆系统。他说我应该多和人交流，多做记忆训练，多出门走动。

　　但我不相信那个医生。

　　不是说他医术不好，而是我觉得他不了解一件事：我害怕的不是忘记今天吃了什么，而是害怕忘记那些我本该牢牢记住的事情——我到底是谁，我做过什么，我爱过谁，又辜负过谁。

　　所以我要写。即使有一天我连这本日记的存在都忘了，至少它会替我记住。

　　今天是我的六十三岁生日。

　　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床单，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一个年轻护士推门进来，看见我睁着眼，笑着说：“林先生，您醒了？今天感觉怎么样？”

　　我问她：“我是谁？”

　　她的笑容僵了半秒，然后恢复了职业性的温柔：“您叫林柏年，今年六十三岁，因为一次摔倒导致脑部受伤，住进我们医院已经两周了。您的病历上写着您是——”

　　“我知道病历上写的什么。”我打断了她。不是不礼貌，而是我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烦躁。每个人都想告诉我“病历上写了什么”，但病历上写的是一个陌生人。我叫林柏年？林柏年是谁？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像一个路牌上的地名，我知道它指的是某个地方，但我从来没有去过。

　　护士离开后，我试着回忆。什么都想不起来。

　　我能感觉到大脑里有一片巨大的空白，像一间被搬空的房间，墙壁上还留着钉子留下的洞，但钉子不在了，挂在钉子上的画也不在了。我试着去摸那些洞，想知道它们曾经挂过什么样的画——一幅肖像？一张照片？还是一面镜子？

　　什么都摸不到。

　　中午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来看我。他说他叫陈建国，是我的老朋友。他带来了一袋苹果，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在床边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看起来有点局促。

　　“你还记得我吗？”他问。

　　我看着他。圆脸，微胖，戴一副金丝眼镜，头顶有点秃。他看我的眼神里有期待，也有害怕——害怕我说“不记得”，也害怕我说“记得”。

　　“不记得。”我说。

　　他的肩膀塌了下去，像是终于等到了一个意料之中的坏消息。

　　“没事没事，”他说，声音比刚才高了一点，“医生说你这个是逆行性遗忘，主要是丢失了受伤前几年的记忆，以前的事情可能还记得一些……你再想想？我们是在厂里认识的，1980年，那年你二十四，我刚从部队转业回来……”

　　1980年。二十四岁。这些数字对我来说就像历史课本上的年份，我知道它们发生过，但和我有什么关系？

　　“不记得。”我又说了一遍，这次更轻。

　　陈建国坐了一会儿，说了一些话，我都听了，但一个字都没记住。他走的时候把苹果留在了床头柜上。我盯着那袋苹果看了很久，直到护士进来把它们拿走，说要去洗一洗。

　　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见了几个人。一个自称是我儿子的男人，四十多岁，长得很高，看我的眼神很复杂，像是在看一个既爱又恨的人。他叫林远舟。这个名字倒是让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在哪里听过，但仔细想又想不起来。他跟我说了一些家里的事——我妻子去世五年了，我退休前在镇上的农机站工作，我住在小镇东边的一栋老房子里。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念一份报告。

　　我问他：“我们的关系不好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让我觉得心酸。

　　“还行吧，”他说，“就那样。”

　　他没有多待。走的时候，他在门口停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说了句“好好休息”。

　　我躺在床上，把这一天收到的所有信息拼在一起：我叫林柏年，六十三岁，住在青溪镇，退休前在农机站工作，妻子去世，有一个关系“还行”的儿子。

　　这就是我的人生？这就是一个活了六十三年的人全部的总结？

　　不对。

　　我觉得不对。

　　不是因为这些信息太少，而是因为当我试图去“感觉”这个人生的时候，我什么都感觉不到。如果我真的在青溪镇住了大半辈子，我应该对那个地方有一种熟悉感——即使想不起具体的街道和面孔，至少应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但我没有。青溪镇这三个字对我来说，就像随便哪张地图上的随便哪个点。

　　我甚至对这个名字感到一丝……恐惧？

　　说不上来。

　　护士把那袋洗过的苹果放回床头柜的时候，我问她：“我住院的时候，身上带了什么东西吗？比如钱包、钥匙、手机之类的？”

　　她想了一下，去翻了翻床头柜的抽屉，拿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递给我。

　　塑料袋里装着一串钥匙、一部老式翻盖手机、一只黑色的皮质钱包，还有——

　　一本日记。

　　就是这个封面上贴着褪色太阳贴纸的日记本。

　　护士说这是我来医院时随身携带的物品，警方……哦不对，是救护车的工作人员从我的住处找到的，一并送了过来。

　　“警方？”我抓住了这个词。

　　护士的表情又变了，那种“说漏嘴了”的慌张一闪而过：“不是不是，我是说——救护车的随车人员。您别多想。”

　　她匆匆出去了。

　　我坐在床上，手里拿着这本日记。封面上的太阳贴纸已经褪色得几乎看不出颜色，但那个笑脸的轮廓还在，像一个幽灵在对我微笑。

　　我翻开第一页，看到了那句写给我的话：

　　如果你在读这段话，说明你又忘记了。不要慌。这本日记会告诉你一切。

　　我又看到了下面那行小字：

　　2019年8月15日，我六十三岁。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正在做一件决定命运的事。如果你已经忘了，没关系，从头读起就好。记住：不管多痛苦，都要读完。

　　2019年8月15日。今天是几号？

　　我抬头看墙上的挂钟，下面有一块白板，护士每天会写上日期。白板上写着：2019年8月29日。

　　也就是说，这篇日记写于十四天前。我住院已经两周了，日记是在我住院那天写的。

　　我正在做一件决定命运的事。

　　什么事？

　　我翻到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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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记，第二篇

　　2019年8月16日。阴。

　　昨天写完第一篇日记后，我又忘了很多事情。今天早上醒来，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搞清楚自己是谁、在哪里。护士把昨天的日记拿给我看，我才想起来我在写日记这件事。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日记。如果我昨天没有写，今天早上我就会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但又不像婴儿那样有无限的时间去学习——我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正在加速流失。

　　医生说我的情况可能会恶化。也许有一天，我会彻底忘记如何阅读，到那时这本日记就没用了。但在那之前，我要尽量多地写。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自己。或者说，是为了那个明天就会消失的“我”。

　　今天我想写写青溪镇。

　　因为我在试图回忆的时候，有一个词反复出现，像一个被困在水底的溺水者，不断地冒泡，但就是浮不上来。

　　青溪镇。

　　我住在这个镇上。陈建国说我在青溪镇住了大半辈子。我儿子说我住在镇东的老房子里。但我想不起任何一条街道、任何一栋房子、任何一张面孔。我甚至想不起我的妻子长什么样。

　　这种感觉很奇怪。我知道我应该认识她，我应该爱过她，我应该和她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但当我闭上眼睛试图“看到”她的脸时，我只能看到一片灰色的雾。

　　是我亲手把她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还是时间替我做了这件事？

　　不对。如果是时间，那应该是渐进的、模糊的，而不是这样——像有人用一把刀干脆利落地切断了所有连接。

　　我开始怀疑一件事。

　　我的失忆，真的是因为摔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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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记中断。后面几页被撕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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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柏年翻到下一处有字的地方。

　　字迹和前面不一样了——更潦草，笔画更重，像是在极度疲惫或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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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记，第五篇（？）

　　日期看不清了，可能是8月19日或20日。

　　我出院了。

　　不是医生批准的。是我自己走的。

　　因为我在医院里发现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不能再待下去了。

　　昨天晚上，我趁护士交班的时候，去了一趟医生办公室。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也许只是因为我睡不着，想在走廊里走走。办公室的门没有锁，里面没有人。我走进去，看到了桌上放着的病历。

　　我的病历。

　　我翻开了它。

　　除了住院记录、检查报告、诊断证明之外，病历的最后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

　　（此处有大片墨水污渍，似乎是什么液体滴在了纸上，把后面的文字洇成了一团黑色的模糊痕迹。隐约可以看到几个字：警、协助调查、2003年）

　　下一页是另一段字迹，墨水颜色不同，显然是后来补写的：

　　我看到那张纸的时候，我的手开始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一种更原始的东西——像是身体突然记起了一件大脑拼命想忘记的事。

　　2003年。青溪镇。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让我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心。

　　我合上病历，回到病房，换了衣服，拿上日记本和钱包，从楼梯间走了。

　　没有人拦我。也许是因为夜班护士太少了，也许是因为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头子从医院消失，对谁来说都不算一件坏事。

　　我打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问我：“去哪儿？”

　　我告诉他：“青溪镇。”

　　他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一个深夜独自打车去六十公里外的老头子有点奇怪，但没有多问。

　　车开了将近两个小时。我坐在后座上，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路灯，心里一片空白。

　　到了青溪镇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多。

　　镇子很小，主街上一盏路灯都没亮，只有几户人家的窗口透出微弱的光。司机把我放在镇口的路牌下，收了钱，掉头走了。

　　我站在路牌下，借着车尾灯的余光，看到了那块生了锈的铁牌——

　　青溪镇

　　三个字，白底红字，漆皮剥落了大半。

　　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和腐烂植物的味道。远处传来狗叫声，一声接一声，像是某种警告。

　　我沿着主街往镇子里走。

　　我不知道我的房子在哪里，但我发现我的身体知道。我的腿带着我走过一条又一条巷子，左转，右转，再左转，经过一棵歪脖子槐树，经过一个垃圾回收站，经过一座关着门的小庙——

　　然后，我停在了一扇铁门前。

　　铁门上锈迹斑斑，门上的锁已经被人撬开了，锁扣歪歪斜斜地挂着。

　　我推开门。

　　院子里长满了草。月光照下来，草叶上闪着银白色的光。院子尽头是一栋两层的小楼，外墙刷着白色的涂料，但已经大片大片地剥落，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

　　我走上台阶，掏出塑料袋里那串钥匙，试了第三把，门开了。

　　门开的一瞬间，一股霉味扑面而来。那种味道很难形容——不是单纯的潮湿，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腐烂，像是木头烂了、布料烂了、连墙壁都在烂。

　　我摸到墙上的开关，按了一下，灯没亮。

　　大概是断电了。

　　我拿出手机，打开屏幕的光。光线扫过客厅——一张老式沙发，一台电视，一个茶几，茶几上放着一只搪瓷茶杯，杯子里还有半杯水，水面结了一层灰色的膜。

　　一切都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有人在这里生活，然后突然离开了，留下所有的东西在原地等着他回来。

　　我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上了楼。

　　二楼有三个房间。我的身体再次替我做主——它径直走向最里面的那间，推开了门。

　　那是一间书房。

　　或者说，曾经是一间书房。书架上塞满了书，有些书倒了下来，歪歪斜斜地靠着彼此。书桌上堆满了纸张和文件夹。墙角放着一台老式电脑，屏幕上落满了灰。

　　我在书桌前坐下来。

　　手机的光照在桌面上。我看到一沓信纸，最上面一张写了一半，笔迹和日记本上的很像，但更工整一些，像是在写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东西。

　　信纸的开头写着：

　　致发现这封信的人：

　　我不知道你是谁。也许你是警察，也许你是我的儿子，也许你只是一个偶然闯入的路人。

　　但不管你是谁，我希望你读完这封信之后再决定怎么做。

　　我叫林柏年。我住在青溪镇。我今年六十三岁。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我藏了十六年。我以为它会和我一起进坟墓，但现在我不确定了。因为我开始忘事。不是那种“年纪大了记性不好”的忘，而是一种更可怕的、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遗忘。

　　我怕我忘记的不仅仅是我的名字和我吃过什么，我怕我会忘记——

　　信到这里就断了。最后几个字的笔画变得很重，笔尖戳破了纸面，像是写到这里的时候，有什么事情突然发生了，打断了他。

　　我翻看桌上的其他纸张。大部分是空白，有几张写了一些零碎的句子，像是随手记下的想法：

　　“每次下雨的时候，我都会闻到那种味道。不是雨的味道，是铁锈和血混在一起的味道。”

　　“那条路还在吗？从镇东出去，沿着青溪往上游走，三公里左右，有一个废弃的砖窑。我不敢去。但也许我应该去。”

　　“她叫什么名字？我记得她姓周。周什么？周小什么？周小……不对，不是小。是晓？春？周晓春。不对。周晓什么？周晓——”

　　最后一个名字没有写完，字迹在这里变得非常潦草，像是写的人突然陷入了某种剧烈的情绪波动。

　　我翻到最后一张纸。

　　上面只写了一句话，用了很大的字，几乎占满了整张A4纸：

　　砖窑。去看砖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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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柏年坐在马桶盖上，把日记本合上。

　　他的手指在发抖。

　　不是因为冷，也不是因为害怕——至少他不确定那是不是害怕。那更像是一种身体本能的反应，就像猫在感觉到地震之前会先竖起全身的毛。

　　砖窑。

　　这个词在他脑海里回响，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深井，回声从井壁弹回来，一次比一次大。

　　他站起来，腿有点发麻，走回卧室，从衣柜里拿出一件深蓝色的夹克穿上。衣柜里挂着几件衣服，都不像是他的风格——颜色暗沉，款式老旧，像是某个人二十年前的衣服。

　　他摸了摸夹克的口袋。右边的口袋里有一把折叠刀，左边的口袋里有一张揉皱的收据，上面的字已经看不清了。

　　他拿起日记本和钥匙，走出了出租屋。

　　雨已经停了，但天空还是铅灰色的。他站在楼下，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有一股雨后泥土的腥味，混着远处工厂排放的废气。

　　他要去找那个砖窑。

　　他不知道砖窑在哪里，但日记里写得很清楚——从镇东出去，沿着青溪往上游走，三公里左右。

　　他看了看四周，辨认了一下方向。他住的地方在青溪镇西边，靠近镇口。镇东在他身后。

　　他转过身，沿着主街往东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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