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青溪镇

　　青溪镇的早晨来得比其他地方晚一些。

　　不是时间上的晚，而是光线上的。小镇被两座低矮的山丘夹在中间，太阳要等到八点以后才能翻过东边的山头，把阳光洒进镇子。在此之前，整个镇子都笼罩在一层青灰色的阴影里，像是沉在水底。

　　林柏年走在主街上，脚下是坑坑洼洼的水泥路，路边每隔几米就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树冠在头顶交叠在一起，把本就不多的天光遮去了大半。

　　街上几乎没有人。偶尔有一辆摩托车突突突地从身边开过，骑车的人会回头看他一眼，大概是觉得这个陌生的老人有些眼生。

　　走了大约十分钟，他看到了日记里提到的那棵歪脖子槐树。

　　它长在十字路口，树干倾斜得厉害，像是被什么巨大的力量从根部推了一下。树下的地面隆起了一块，树根从水泥裂缝里钻出来，像老人手上的青筋。

　　林柏年停下来，看着这棵树。

　　一股强烈的既视感击中了他。他确信自己见过这棵树——不是那种“好像在梦里见过”的模糊感觉，而是一种确凿无疑的、骨头里的确认。他见过这棵树，他曾经站在这棵树下面，做过某件事，说过某句话。

　　但具体是什么事、什么话，他想不起来了。

　　就像你记得自己做过一个梦，梦里有一首很好听的歌，醒来后你还能哼出它的旋律，但歌词一个字都记不住。

　　他站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

　　过了十字路口，主街变窄了，两边的房子也变得更老、更破。有些房子已经没人住了，窗户用砖头封死，门板上贴着褪色的春联，院子里长满了荒草。

　　然后他看到了那座关着门的小庙。

　　庙很小，只有一间房子那么大，青砖灰瓦，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写着三个字：土地庙。庙门紧闭，门上挂着一把生了锈的铁锁。庙前的石阶上长满了青苔，看来已经很久没人来上香了。

　　林柏年没有停留。他的腿带着他继续往前走，经过一个垃圾回收站——院子里堆满了塑料瓶和废纸板，一只黄狗趴在门口，看到他，懒洋洋地摇了摇尾巴。

　　然后，他看到了自己的房子。

　　或者说，他曾经住过的房子。

　　白墙灰瓦的两层小楼，院门上的锁已经被撬开了——那就是他日记里写的，出院后连夜回到青溪镇，用钥匙打开的门。但他现在完全不记得那晚的事了。他读了日记才知道自己来过这里。

　　他站在院门外，犹豫了几秒钟，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院子里的草比日记里写的更高了，有些已经长到了齐腰高。他拨开草丛，走到房子门口。门虚掩着，他推开门，走进了客厅。

　　白天的光线透过落满灰的窗户照进来，让一切都显露出一种破败的灰色。搪瓷茶杯还在茶几上，水面那层灰色的膜更厚了。电视机的屏幕上落满了灰，有人用手指在上面写了两个字：再见。

　　林柏年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

　　是写的吗？谁写的？是他自己？还是别人？

　　他没有在这栋房子里多停留。他穿过客厅，从后门出去，来到了后院。

　　后院比前院更荒凉。一座坍塌的棚子歪倒在一角，碎瓦片和烂木头散了一地。院子尽头是一道低矮的围墙，墙外是一片荒地，荒地再往外，就是青溪。

　　他听到了水声。

　　青溪的水流得很慢，几乎听不到声音。他能听到的是风吹过芦苇丛发出的沙沙声，像是有人在低声细语。

　　他翻过低矮的围墙，踩过一片泥泞的荒地，走到了青溪边上。

　　溪水是浑浊的黄绿色，水面上漂浮着一些枯枝败叶。两岸长满了芦苇，芦苇的穗子已经变成了灰白色，在风中轻轻摇晃。

　　他沿着溪岸往上走。

　　日记里说三公里。他不知道三公里是多远，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知道。他的腿又开始自己行动了，带着他拨开芦苇，踩过湿滑的泥地，绕过一棵倒在水里的枯树。

　　走了大概四十分钟——也许是五十分钟，他没有手表——他终于看到了那个砖窑。

　　它蹲在一片开阔地的中央，像一只伏在地上的灰色巨兽。圆形的拱顶已经塌了一半，露出里面黑洞洞的空间。窑身用红砖砌成，砖缝里长出了野草和灌木，有些地方的砖已经松动脱落，露出一个个黑黢黢的窟窿。

　　窑前有一片空地，空地上长满了齐膝的草。草丛里隐约可以看到一些烧焦的砖块和碎瓦片。

　　林柏年站在砖窑前面，一动不动。

　　风吹过来，穿过砖窑坍塌的拱顶，发出一声低沉的呜咽。那声音像是某种动物的哀嚎，又像是风吹过瓶口时发出的声响。

　　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站了多久。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十分钟。他只是在感受——感受某种正在从记忆深处往上涌的东西。那不是回忆，回忆应该有具体的画面和声音。那更像是气味，一种从骨子里渗出来的、无法命名的气味。

　　然后他听到了身后的一声响动。

　　是枯枝被踩断的声音。

　　他猛地转过身。

　　一个男人站在他身后大约十米远的地方。

　　那人大约四十多岁，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夹克，脚上踩着一双沾满泥巴的雨靴，手里提着一把镰刀。他的脸被晒得黝黑，颧骨很高，眼窝很深，看人的时候目光像钉子一样扎过来。

　　“你是谁？”男人问。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这空旷的荒野里，听起来格外清晰。

　　林柏年张了张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他每天都在问自己，但从来没有找到过一个让他满意的答案。

　　“我……我姓林。”他最终说。

　　男人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林？”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字，像是在确认什么，“哪个林？”

　　“林柏年。”

　　这个名字说出口的瞬间，林柏年看到男人的表情变了。

　　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变化——先是震惊，然后是怀疑，然后是一种他看不太懂的表情，像是愤怒，又像是恐惧，又像是某种压抑了很久的痛苦终于找到了出口。

　　男人举起镰刀，刀尖指着林柏年的方向。

　　“你他妈还敢回来。”他说。

　　他的声音在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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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镰刀的刀尖在灰白色的天光下闪了一下。

　　林柏年盯着那点寒光，身体先于大脑做出了反应——他后退了半步，脚跟陷进湿软的泥土里。

　　“你认识我？”他问。

　　男人没有回答。他握着镰刀的手青筋暴起，但刀尖并没有往前递。他就那样举着，像一尊被时间冻住的雕像，眼睛里翻涌着林柏年读不懂的东西。

　　“你不记得我了？”男人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嘲讽，“你他妈连我都不记得了？”

　　林柏年摇了摇头。

　　“我什么都不记得，”他说，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平静，“我的脑子坏了。医生说是什么逆行性遗忘。我连自己是谁都要靠日记才知道。你——你是谁？”

　　男人盯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慢慢放下了镰刀，但没有松开手。镰刀垂在他身侧，刀尖几乎擦着地面，在草丛里划出一道浅浅的沟痕。

　　“我叫郑卫东。”他说。

　　这个名字对林柏年来说毫无意义，就像“青溪镇”这三个字最初对他毫无意义一样。但他注意到男人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候，下巴的肌肉绷紧了，像是咬紧了牙关。

　　“郑卫东，”林柏年重复了一遍，试图从这三个字里咂摸出什么味道来，“我们……以前认识？”

　　郑卫东发出一声短促的笑，那笑声像是被什么东西掐断了，听起来不像是在笑，更像是在咳嗽。

　　“认识？”他说，“当然认识。这整个镇子谁不认识你？林柏年，农机站的林会计，老实人，好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找你帮忙记账。你儿子还是我们镇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重，像是在念一份讣告。

　　“这些话都是别人说的，”郑卫东继续说，“不是我说的。你知道我怎么看你吗？”

　　林柏年没有说话。

　　“我看你是一块冰。”郑卫东说，“你看起来是透明的，好像谁都能看穿你。但凑近了才发现，那层冰下面什么都没有。你不跟人红脸，不是因为你脾气好，是因为你根本不在乎。你帮人记账，不是因为你热心，是因为你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你儿子考上大学，你连送都没去送，是你让他自己坐长途车去的，对不对？”

　　林柏年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日记里没有写这些事。

　　“你说的这些，”林柏年说，“我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郑卫东又笑了一声，“你什么都不记得，那倒是方便。干干净净的，跟刚出生似的。所有你欠的债，一笔勾销。”

　　“我欠你什么？”

　　郑卫东没有回答。他转过身，朝砖窑的方向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背对着林柏年。风把他的夹克吹得鼓起来，像一只张开的翅膀。

　　“你来这里干什么？”他问。

　　“我不知道，”林柏年说，“我读了我的日记。日记里让我来这个砖窑。”

　　郑卫东的肩膀猛地绷紧了。

　　“日记？”他缓缓转过身，眼神变了，“你写了日记？”

　　“一本。从我住院第一天开始写的。”

　　“日记里写了什么？关于这个砖窑的？”

　　林柏年犹豫了一下。他不确定自己应该透露多少信息。面前的这个人提着镰刀，认识他，恨他，但似乎又不打算伤害他——至少目前不打算。

　　“日记里没有写砖窑的事，”他说，“只是最后一行字写着‘去看砖窑’。前面提到过一条路，沿着青溪往上游走三公里，有一个废弃的砖窑。”

　　“就这些？”

　　“就这些。”

　　郑卫东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低下头，看着脚下被踩倒的草，沉默了很久。

　　“你进去过吗？”他指着砖窑。

　　“还没有。我刚到这里，你就来了。”

　　郑卫东点了点头，像是得到了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他朝砖窑走了几步，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砖，在手里掂了掂，然后用力扔进了砖窑的入口。碎砖撞在里面的墙壁上，发出一连串空洞的回响，最后闷响一声落地。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他说，“十几年前就被搬空了。镇上的人把这里当垃圾场，什么破家具、烂衣服都往里面扔。你闻闻这个味道。”

　　林柏年吸了吸鼻子。空气中有一股腐朽的酸臭味，混着尿骚味和霉味，让人反胃。

　　“那为什么我的日记要让我来看？”林柏年问。

　　郑卫东转过身，面对着他。这一次，他的表情不再愤怒，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疲惫，又像是释然，又像是一个忍了太久的人终于决定松口。

　　“因为你是凶手。”他说。

　　风吹过芦苇丛，沙沙的声音突然变大了。

　　林柏年站在原地，觉得那四个字像四颗钉子，一颗一颗钉进了他的胸口。

　　“什么凶手？”

　　“2003年，”郑卫东说，“青溪镇失踪了一个女孩。你记得吗？”

　　“我说了我什么都不——”

　　“我知道你不记得，”郑卫东打断了他，语气突然变得暴躁，“但你必须知道。因为那个女孩是我的妹妹。她叫郑晓禾。2003年夏天，她十七岁，在镇上读高二。有一天晚上她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他指着砖窑的方向，手指在发抖。

　　“有人说最后看见她，就在这附近。”

　　林柏年觉得自己的膝盖在发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某种更深层的、身体记住而大脑忘记的东西。

　　“为什么是我？”他听到自己的声音问，“为什么你觉得是我？”

　　郑卫东放下指着砖窑的手，攥紧了镰刀的木柄。

　　“因为你那天晚上也在这附近。”他说，“有人看见了。你骑着那辆破摩托车，从砖窑那边回来，时间是晚上十点多。郑晓禾是晚上九点左右从家里出去的。”

　　“谁看见的？”

　　“一个放羊的老头，现在已经死了。他当时跟别人说过，但没人当回事。你是林会计，你是好人，谁会相信一个放羊的老头的话？”

　　“那后来呢？”

　　“后来？”郑卫东的声音突然哽住了。他别过脸去，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动作很快，像是怕被人看见。

　　“后来什么也没发生。警察来问了几天，做了笔录，贴了寻人启事，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一个镇上的女孩失踪，又不是什么大案要案，谁会在乎？她又不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孩子，她只是我妹妹，一个没爹没妈的——”

　　他说不下去了。

　　林柏年看着他的背影，看着他微微颤抖的肩膀，心里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那不是愧疚——因为他真的什么都不记得，无法对一件不记得的事情感到愧疚。那更像是一种恐惧，一种对“我可能真的做过这件事”的恐惧。

　　“所以你一直在查这件事？”林柏年问。

　　“十六年。”郑卫东的声音闷闷的，“我查了十六年。我没有一天不想这件事。我辞了工作，从城里搬回镇上，就住在离你两条街的地方。我观察你，跟踪你，翻过你扔出来的垃圾。我花了三年时间，在你家后院的墙根底下挖出了一个铁盒子。”

　　林柏年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铁盒子？”

　　“里面有一些东西。”郑卫东转过身来，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你想知道是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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