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沉默中对峙了几秒钟。

　　然后郑卫东转身朝来路走去，走出几步后发现林柏年没有跟上来，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跟上来。”

　　林柏年跟了上去。

　　他们沿着溪岸往回走。郑卫东走得很快，步子很大，像是急于到达某个地方。林柏年跟在后面，有好几次差点被芦苇根绊倒，但他咬着牙没有吭声。

　　一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有风吹芦苇的声音，和他们踩在泥地上的脚步声。

　　走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们离开了溪岸，穿过一片荒地，走进了一条窄巷子。巷子两边是灰砖砌的围墙，墙头上长满了仙人掌。一只黑猫蹲在墙头，看到他们，竖起尾巴，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郑卫东在一扇铁门前停了下来。

　　那扇门刷着绿色的油漆，漆皮已经大片脱落，露出下面生锈的铁皮。门框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福字下面钉着一块小牌子，写着“郑宅”。

　　他掏出钥匙开了门，推门进去，林柏年跟在后面。

　　院子不大，收拾得倒是干净。水泥地面扫得没有一片落叶，墙角种着一棵石榴树，树上挂着几个开裂的石榴，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籽。正屋是一栋一层半的平顶房，外墙贴着白色瓷砖，有些瓷砖已经脱落，露出灰色的水泥。

　　郑卫东把镰刀靠在门框上，踢掉脚上的雨靴，光着脚走进了屋里。林柏年在门口犹豫了一下，也脱了鞋，跟了进去。

　　客厅不大，家具也很简单——一张方桌，四把椅子，一台电视，一个老式的立柜。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年画，画的是一个抱着鲤鱼的胖娃娃。年画的旁边，挂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女孩。

　　她大约十六七岁，齐耳短发，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脸上带着浅浅的微笑。她的眼睛很大，很亮，像是在看着镜头后面的什么人。

　　林柏年盯着那张照片，心跳突然加速了。

　　不是因为他认出了她——他认不出任何人。而是因为当他的目光落在那张脸上的时候，他的身体突然变得很冷。那种冷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像是有一个人在他的骨髓里点了一把冰做的火。

　　“她就是我妹妹。”郑卫东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林柏年转过身。郑卫东已经从立柜里拿出了一个东西，放在方桌上。

　　那是一个铁盒子。

　　锈迹斑斑的饼干盒，盒盖上印着一只褪色的卡通兔子。盒子不大，大约两个巴掌并拢的大小，盒盖被什么东西撬过，边缘翘起了一块。

　　“我从你家后院墙根底下挖出来的，”郑卫东说，“离墙根大约半米，埋了大概四十公分深。盒子用塑料袋包着，塑料袋已经烂了，但盒子还没锈透。”

　　他打开盒盖。

　　里面装着几样东西。

　　郑卫东一件一件地拿出来，摆在桌上。

　　第一件：一条红绳手链，编着一个小小的平安扣，绳子已经褪色发白，平安扣上沾着深褐色的污渍。

　　第二件：一张学生证，塑封膜已经泛黄起泡，照片上的女孩和墙上那张黑白照片是同一个人——郑晓禾。名字一栏写着：郑晓禾。学校：青溪中学。班级：高二（3）班。

　　第三件：一张对折的纸条，纸条上写着一行字，字迹工整，和日记本上的字迹一模一样：

　　晓禾，对不起。我不应该那样做。如果你看到这张纸条，请原谅我。林。

　　林柏年看着那行字，觉得自己的血液在倒流。

　　“这是你的笔迹，”郑卫东说，“我找人对过了。就是你写的。”

　　林柏年拿起那张纸条。纸已经发黄发脆，折痕处几乎要断开。他把纸条凑近了一些，想看清那行字的每一个笔画。那确实像是他的字——和日记本扉页上那行“不要慌，这本日记会告诉你一切”如出一辙的瘦硬笔迹。

　　“这不能证明什么。”林柏年说，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

　　“不能？”郑卫东的声音突然拔高了，“你的东西，埋在你家后院，上面写着你对不起我妹妹，你还说不能证明什么？”

　　“证明我可能做过什么让她受伤的事，”林柏年说，“但不能证明我杀了她。你妹妹是失踪，不是被确认死亡，对不对？”

　　郑卫东的脸色变了。

　　他的嘴唇在发抖，腮帮子鼓起来又瘪下去，像是在拼命忍住什么。他的拳头攥得咯吱响，指节发白。

　　“她死了。”他一字一顿地说，“我知道她死了。不是失踪，不是离家出走，是死了。她如果还活着，一定会联系我。我是她唯一的亲人。她不会一声不吭地消失十六年。”

　　林柏年没有说话。

　　“而且，”郑卫东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低到几乎听不见，“我有别的东西。”

　　他从铁盒子里拿出了一样林柏年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小包，大小和火柴盒差不多。他拆开牛皮纸，里面是一块银色的东西，大约两厘米长，表面已经氧化发黑，但依然可以看出原来的形状。

　　那是一颗牙齿。

　　林柏年看着那颗牙齿，胃里突然翻涌起一阵剧烈的恶心。他弯下腰，干呕了两声，什么都没有吐出来。

　　“这是我在砖窑里面找到的，”郑卫东说，“在砖窑最里面的一个角落，被一堆碎砖压着。我找到这颗牙齿的时候，它上面还沾着干了的血。”

　　他顿了顿，把那颗牙齿放在桌上，放在学生证的旁边。

　　“牙医说这是一颗下前牙，拔下来的，不是自然脱落的。因为牙根是完整的，而且是干净的——不是蛀掉的，不是磕掉的，是被人用力拔出来的。”

　　郑卫东抬起头，直视着林柏年的眼睛。

　　“你以前在农机站工作之前，做过两年牙科诊所的学徒。这件事镇上没几个人知道，但我知道。我问过你以前的同事，他们说你学过拔牙。”

　　林柏年觉得自己的大脑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

　　他想否认。他想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他不是这种人，他不可能做这种事。但这些话卡在喉咙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因为他不记得。

　　他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做过牙科诊所的学徒。他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写过那张纸条。他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去过砖窑。他不记得郑晓禾这个人。他甚至不记得自己到底是谁。

　　如果他什么都不记得，他凭什么说自己不是凶手？

　　“你想怎么样？”他问。

　　郑卫东靠在桌边，双臂交叉在胸前，看着他。

　　“我想让你想起来。”他说，“我想让你记起来你对我妹妹做了什么。然后我要你去自首。我要你在所有人面前承认你是杀人犯。”

　　“如果我永远想不起来呢？”

　　郑卫东沉默了很久。

　　“那你就在忘记中活一辈子，”他说，“带着一个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犯过的罪。对我来说，这可能比坐牢更残忍。”

　　他从桌上拿起那颗牙齿，用牛皮纸重新包好，放回铁盒子里。然后他盖上盒盖，把铁盒子推到桌子的另一边。

　　“你的日记呢？”他问。

　　“在出租屋里。”

　　“拿来给我看。”

　　林柏年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他转身走向门口，穿上鞋，推开门。走到院子中间的时候，他听到郑卫东在身后说了一句话。

　　“别想着跑。我已经等了十六年，不差这几天。”

　　林柏年没有回头。

　　他走出巷子，站在青溪镇灰白色的天光下，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不是对这个镇子陌生，而是对自己陌生。

　　他开始往回走。

　　走了大约五分钟，他注意到路边有一个报刊亭。报刊亭的窗口贴着一张泛黄的报纸，头版标题的字体很大，即使隔着玻璃也能看清：

　　青溪镇少女失踪十六年悬案未破家属呼吁重启调查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她一定已经死了，我只想找到她的遗骨。”——哥哥郑卫东

　　林柏年站在报刊亭前，盯着那张报纸看了很久。

　　然后他继续走。

　　第五章空白

　　回到出租屋的时候，雨又开始下了。

　　这次是那种细细密密的毛毛雨，落在皮肤上凉丝丝的，像是有人用湿棉花一下一下地擦你的脸。林柏年没有带伞，等他走进楼道的时候，头发和肩膀都已经湿透了。

　　他爬上三楼，打开门，屋里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日记本还摊在马桶盖上，他走的时候读到了第几页来着？他不记得了。他把日记本合上，拿起来，在手里掂了掂。

　　三百多页的笔记本，他已经写了大约五十页。剩下的都是空白。

　　空白。

　　这个词突然击中了他。

　　为什么这本日记只写了五十页？如果他真的在拼命记录一切，为什么没有继续写下去？从他出院那天（大约是8月19日或20日）到现在（8月29日），有将近十天的时间是空白的。这十天里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没有写日记？

　　是因为他忘记了写？还是因为他不想写？

　　他把日记本揣进夹克内侧的口袋里，拉上拉链，走出了出租屋。

　　回到郑卫东家的时候，门是开着的。郑卫东坐在方桌旁边，面前摆着两杯茶，一杯已经喝了一半，另一杯还在冒热气。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林柏年坐下来，把日记本从夹克里拿出来，放在桌上。

　　郑卫东伸手去拿，林柏年按住了日记本。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林柏年说。

　　郑卫东看着他，没有说话。

　　“十六年前，警察调查这件事的时候，他们问过我吗？”

　　“问过。”

　　“我怎么说的？”

　　郑卫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脆响。

　　“你说你那天晚上去砖窑那边是为了看萤火虫。”他说，“你说你每年夏天都会去那条溪边看萤火虫，那天也不例外。你说你大概八点多到的，九点半左右离开的，没有看到任何人。”

　　“萤火虫？”

　　“对。萤火虫。”郑卫东冷笑了一声，“你他妈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大晚上跑到荒郊野地去看萤火虫。警察居然信了。或者说，他们懒得不信。反正也没找到尸体，没有证据，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林柏年松开了手。

　　郑卫东拿过日记本，翻开封面，从第一页开始读。他读得很慢，有时候会在某一页停下来，皱着眉头看很久。林柏年坐在对面，看着他读自己的日记，感觉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在读另一个陌生人的日记。

　　大约过了四十分钟，郑卫东翻到了日记中断的地方——那些被撕掉的页面留下的残根。

　　“这里被撕掉了。”他抬起头。

　　“我知道。”

　　“你撕的？”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

　　郑卫东把日记本翻到最后有字的地方，又读了一遍，然后合上本子。

　　“你的日记里没有写砖窑的事，”他说，“但你最后让你自己去看砖窑。这说明你知道砖窑和这件事有关，但你故意没有在日记里写原因。为什么？”

　　“可能因为我怕被人看到这本日记。”

　　“也可能因为你不想让自己知道真相。”郑卫东说，“你写日记的时候，你的脑子还没有完全坏掉。你知道自己会忘记，所以你写下来提醒自己。但写到最关键的地方，你犹豫了。你撕掉了那些页面。你不想让明天的自己知道真相。”

　　林柏年沉默了。

　　这个解释说得通。事实上，这可能是最合理的解释。他——那个还能记得一切的林柏年——在决定写下真相和隐瞒真相之间挣扎，最终选择了后者。他保留了“去看砖窑”这个指令，但删掉了“为什么去看”的原因。

　　他既想让自己知道真相，又不想让自己知道真相。

　　“你撕掉的那些页面，”郑卫东说，“你还能想起来写了什么吗？”

　　“不能。我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

　　郑卫东盯着他看了几秒钟，似乎在判断他有没有撒谎。最后他靠回椅背，叹了口气。

　　“那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他说，“去砖窑里面找。也许你当年在那里留下了什么东西。也许我上次去的时候漏掉了什么。”

　　“你上次去是什么时候？”

　　“两个月前。”郑卫东说，“你住院之前。”

　　林柏年愣了一下。

　　“我住院之前？”

　　“对。你住院那天，你在家里摔倒了，被人发现送去了医院。但你在摔倒之前，去过一次砖窑。有人看到你从砖窑那边回来，浑身是泥，脸色发白。”

　　“谁看到的？”

　　“镇上开小卖部的老孙头。他说他看到你骑着摩托车从砖窑那个方向回来，差点撞到他的三轮车。他说你的脸色像死人一样白。”

　　林柏年的心跳又开始加速了。

　　“那天是几号？”

　　“8月15日。”

　　2019年8月15日。那是他写第一篇日记的日子。他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是我的六十三岁生日。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正在做一件决定命运的事。”

　　他说的“决定命运的事”，不是写日记。写日记只是记录。他说的“正在做”的事情，是去砖窑。

　　8月15日，他去了砖窑。然后他摔倒了，被人送进了医院。在医院里，他开始写日记。

　　他去砖窑做了什么？他在那里发现了什么？那件事让他脸色发白、浑身是泥，以至于差点撞上别人的三轮车。

　　“老孙头还在吗？”林柏年问。

　　“在。他的小卖部还在镇口。”

　　“带我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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