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你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孟建文一边往里走，一边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擦，“我在外头等了好一阵。”

　　“这不是有客人吗。”孟有源朝屋里努了努嘴，“余文，我跟你提过的，《天行者》的作者。”

　　孟建文擦眼镜的手一停，眼睛一下子瞪得溜圆，赶紧把眼镜戴上探头往屋里看了一眼——一个看起来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坐在方桌旁边，端着碗青菜汤慢条斯理地喝着。

　　“真是余文？”孟建文压低嗓子，拽了拽孟有源的袖子，“真这么年轻？之前听你说是新生，我还以为是那种知青或者老三届考上来的。”

　　“那还能有假？”孟有源也压低嗓子回了一句，“我刚跟他签完出版合同，五千块稿费，人家眼皮都没眨一下。你可别因为电影改编就端着架子咋咋呼呼的，进去跟人家好好说话。”

　　“知道了知道了。”

　　孟建文连连点头，把公文包往腋下一夹，小跑着进了屋。

　　“外面怎么没声了？”余文刚有些疑惑地放下汤碗，抬头看了看门外。

　　就看见一个圆脸中年人风风火火地到他面前，双手一把握住余文的手，热情洋溢地自我介绍：

　　“余文同志！久仰久仰！我是孟建文，孟有源的弟弟，在北影厂文学部当副主任。你那部《天行者》我从去年十二月就开始追着看了，期期不落，写得真是太好了！”

　　余文被他摇得胳膊都快脱臼了，赶紧把手抽回来甩了甩，笑呵呵地说：“孟主任客气了，不敢当不敢当，快先坐下说话吧。”

　　“好好好。”孟建文一屁股坐在余文对面的凳子上，语气急切地说：“余文同志，我今天来，是有个不情之请。”

　　北影厂文学部副主任，除了改编，能有什么不情之请？

　　余文心下了然，点点头示意他接着说下去。

　　孟建文搓搓手，：“我们北影厂想把你那部《天行者》改编成电影。你不知道，厂里现在正缺好本子呢，咱们汪洋厂长亲自拍板，说只要能拿下改编权，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我今儿个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这事儿。”

　　改编电影？

　　余文放下汤碗摸了摸下巴，思绪活络起来。

　　像《庐山恋》、《高山下的花环》这种现象级电影的上映，都是在一两年甚至更远之后了。

　　1978年初的中国电影市场是什么情况？和文坛一样依然是青黄不接。

　　去年又拿上来重映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十几年前就上映过，结果电影院门口排的长队还是能从东四排到西单。

　　高考的热度更不用说了。这几个月整个社会都在谈论高考，都在关心那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身边人。

　　而《天行者》讲的就是高考。

　　电影一火，单行本的销量肯定也跟着水涨船高。三十万册只是初版，卖得好的话，后面肯定还有二版三版，印数稿酬那可是按万册算的。

　　余文越想越觉得这事儿靠谱。他抬起头看着孟建文，干脆利落地说：“行，我答应了。”

　　孟建文大喜过望，腾地站起来又要去握余文的手。手都被握疼了的余文赶紧双手下压，示意他坐下，又问了句：

　　“孟主任，我先问一句。”

　　余文把汤碗往旁边推了推，双手交叉搁在桌上，定定地看着孟建文：“你们北影厂是打算自己写剧本？”

　　孟建文刚坐下去的身子一下子僵住，支支吾吾地说：“这个……剧本肯定是咱们文学部负责的。你放心，我一定亲自盯着，保证……”

　　吞吞吐吐的，这么没自信？

　　余文眯了眯眼睛，端起刚才孟有源悄悄搁在他手边的茶杯，掂起茶杯盖子轻轻撇了撇浮在上面的沫子，沉吟了一下。

　　北影厂文学部的编剧，他前世在编辑部的时候就听老同志们念叨过，说这两年也是青黄不接的尴尬时候。

　　把剧本交给现在的北影厂文学部，估计不是改编得干巴巴的，就是弄成既要高大全，又要接地气的四不像。

　　想到这里，余文把茶杯搁下，不紧不慢地说：“孟主任，其实我对电影剧本也略懂一些。”

　　听了这话，孟建文愣了下，和一旁也有些诧异的孟有源对视一眼。

　　大概是有点怀疑，余文一个川蜀乡村刚考上来的青年能看多少部电影，还能懂电影剧本？

　　看他们有些疑虑的表情，余文轻轻笑了笑，很有自信地开口：“这样吧，十天之内，我把小说前四章改编出来给你看看。你要是觉得行，剧本就我来写。要是不行，再交给你们文学部，也不至于耽误你们的事。”

　　真这么有天赋？

　　孟建文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当了这么多年文学部副主任，还是头一回碰见作者主动要求自己写剧本的。这年头小说改编电影，哪个不是厂里的编剧操刀？作者顶多挂个“原著”的名头，拿点改编费就完事了。

　　眼前这个年轻人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的年纪，开口就要自己写剧本。那漫不经心的语气，就跟随口寒暄一句“今儿个天气不错”似的。

　　孟建文看了看余文，又看了看桌上那沓《天行者》的手稿，想到天行者连载以来，短短几个月在文坛刮起的旋风，咬咬牙开口道：

　　“行！就按你说的办。十天之后我来拿剧本，要是真好，我亲自跟厂长说，剧本费给你另算！”

　　孟有源在旁边站了半天，这时候才插上话：“行了行了，正事谈完了，让人家赶紧吃饭吧。菜都快凉了。”

　　孟建文这才注意到桌上那盘回锅肉和麻婆豆腐，冬天菜凉得快，这时候油都凝了一层。

　　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光顾着说话了，余文同志你快吃，我不打扰你。”

　　“没事，我也吃得差不多了。”余文站起身，“孟主任，剧本的事你放心，十天之后一准给你。孟编辑，四合院的事就麻烦您费心打听了。”

　　“不麻烦不麻烦。”孟有源连忙说，“我一会儿就去找老周，顺利的话明天一早就能把事儿定下来。”

　　三个人又寒暄了几句，孟有源和孟建文把余文送到院门口。

　　余文跨出院门，沿着窄巷子往外走。刚出小巷，燕京的寒风就迎面刮在脸上，小刀子似的。

　　“呼，好冷，赶紧回去睡午觉去。火车上两天没睡个正经觉了。”

　　余文赶紧把棉袄领子竖起来，缩了缩脖子快步走出胡同。

　　出了巷子就是海淀镇的街道。这会儿刚过中午，街上人不多。

　　几个老太太坐在墙根底下晒太阳，手里纳着鞋底子，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路边有个修鞋的老头，嘴里叼着根旱烟袋，眯着眼缝着鞋底。

　　路过百货商店的时候，余文脚步慢了下来。

　　他摸了摸鼓鼓囊囊的荷包。刚才孟有源给他的那张五千块的汇款单正贴身揣着，加上之前攒下的一千二，兜里实打实揣着六千二。

　　啧啧啧，兜里有钱就是舒坦。凛冽的寒风刮在脸上，余文却惬意地眯了眯眼睛。

　　不过要是买了四合院，估计就不剩多少了。

　　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兜里有钱了，自然也想花点出去。

　　余文不自觉的就拐进了百货商店。

　　店里还是那个胖男人，半躺在竹摇椅上，脸上还盖着那份《燕京日报》，这次倒是没打呼噜了。

　　“我看看，哪怕是个小镇，好歹挨着燕大呢。总比黄泥公社的供销社好点吧。”

　　余文在货架前饶有兴致地转悠起来。

　　货架上的东西跟普通供销社一样，暖水瓶、搪瓷盆、毛巾肥皂，没什么新鲜的。倒是最里头那个玻璃柜台引起了他的注意。

　　柜台里摆着几排铁皮盒子，花花绿绿的。有余文认得的——义利牌的果子面包，包装纸上印着个胖娃娃，笑呵呵的；还有动物饼干，铁皮盒子上的长颈鹿伸着脖子吃树叶。

　　也有他不认得的——一种叫“茯苓夹饼”的东西，白纸包着，上面印着红字；还有一种叫“驴打滚”的，用油纸裹着，圆滚滚的，外面裹着一层黄豆面。

　　看了眼已经朝他这边打量的胖男人，余文指了指那几样东西：“同志，这些一样各来点。”

　　胖男人打了个哈欠慢悠悠走过来，给余文称了点茯苓夹饼和驴打滚。

　　又弯腰从柜台底下摸出两包义利果子面包和一盒动物饼干，拿油纸包好，用纸绳捆了个十字结。

　　“一共两块三毛五。”胖男人把纸包往柜台上一搁。

　　余文从兜里数出钱递过去，拎起纸包出了商店门。

　　他拆开驴打滚咬了一口——糯米面裹着豆沙馅，外面滚着黄豆面，又软又糯，甜丝丝的。茯苓夹饼是两片薄薄的饼皮夹着一层茯苓馅，咬下去酥得掉渣，带着一股淡淡的药香味。

　　余文一边嚼着一边往燕大走，心里盘算着：驴打滚和茯苓夹饼可以给陈锦书和许心兰带点，她们川蜀那边估计没这东西，正好让她们尝个新鲜。

　　快到燕大西门的时候，他远远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正扶着自行车站在校门口，东张西望着。

　　那人穿着一件半新的灰棉袄，领口磨得发白，头上戴着一顶蓝布帽子，帽檐压得很低。

　　他扶着车把，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嘴里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在念叨什么。

　　那人又抬起头看了看燕大校门——今天是报到第一天，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学生不少，扛着行李的、拎着网兜的、推着自行车的，热闹得很。

　　快要跟他擦肩而过的时候，余文听见他嘀咕一句：“来得太急，都忘了找熟人打听打听人家住哪号宿舍楼。这燕大好几千号学生，总不能挨个问吧？”

　　余文正要从他旁边走过去，那人忽然开口叫住了他。

　　“同学，劳驾跟您打听个事儿。”

　　余文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

　　那人客气地问：“您知道中文系文学专业的新生住哪号宿舍楼吗？”

　　余文心里一动，面上不动声色地说：“32号楼。您找谁？”

　　那人眼睛一亮，连忙说：“我找一位叫余文的同学，也是文学专业的新生。您认识吗？”

　　找我的？余文好奇地上下打量他一眼。

　　五十来岁，灰棉袄，蓝布帽子，皮鞋上沾着泥点子，一看就是骑了不少路。手里没拎行李，不像是来送孩子报到的家长。说话带着点南方口音，但咬字很讲究。

　　“您找他有什么事？”余文面色有些古怪地问。

　　那人犹豫了一下，似乎在想要不要跟一个陌生学生说这么多。但大概是实在找不着人了，他还是开了口：“我是《诗刊》的主编，姓邹。找余文同学有点事儿，想跟他约几首诗。”

　　《诗刊》主编？

　　余文心里乐了。

　　这位邹主编大概就是崔道怡信里，结尾用开玩笑的语气随口提到的那位——去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发了《一代人》和《初春》之后，到处打听他消息的那位。

　　“邹主编，您算是找对人了。”余文笑了笑，“我就是余文。”

　　邹霍凡愣住了。

　　“你……你就是余文？”他的声音都变了调，“不是同名？就是写《一代人》和《初春》的那个余文？”

　　“是我。”余文点点头，“您要是不信，我可以把学生证给您看看。”

　　“不用不用！”

　　邹霍凡连忙上前两步一把握住余文的手，“余文同志，我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我从去年十二月就开始打听你，问遍了川蜀那边的作家，没一个知道你的。

　　张光年那个老狐狸，捂着你的地址跟捂什么似的，死活不肯说。要不是今天老严打电话邀请我列席下个月的《天行者》座谈会，我还蒙在鼓里呢！”

　　今天这是第三个，一言不合就上来捏手的吧？我这手都快被捏红了。

　　余文腹诽一句，轻轻把手抽回来，笑着说：“邹主编，您别急，慢慢说。”

　　邹霍凡深吸一口气，又摘下帽子扇了扇风，缓口气接着说：

　　“余文同志，你那两首诗写得是真好啊。”他竖起大拇指，“《一代人》短短两行，把一代人的苦难和希望全写尽了。《初春》也是，虽然也短，但有股子鲜活的、生机勃勃的温暖和希望。我干了半辈子诗歌编辑，像你这样年轻的诗人写出这种分量的作品，还是头一回见。”

　　余文客气了两句：“邹主编过奖了。”

　　邹霍凡摆摆手，话锋一转：“下个月的座谈会我也去，老严那边已经跟我说好了。我跟他们杂志社和出版社都是老交情了，别的不说，他们办座谈会确实有一套。”

　　邹霍凡一边说一边瞄着余文的脸色，见余文没什么反应，又试探着问：“余文同志，最近有没有什么诗歌上的新灵感？”

　　余文刚想开口，邹霍凡又赶紧抢着说：“你可别又投给《人民文学》啊。他们那边这几个月销量节节攀升，稿子都收不过来了，版面也排得满满当当的。

　　你要是最近有什么新诗，发给我们《诗刊》也是一样的嘛。咱们《诗刊》好歹也是全国顶尖的诗歌刊物嘛。”

　　那咋了，能有我写部长篇赚稿费赚得多？

　　不过《诗刊》确实影响力不错，余文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邹主编，你们《诗刊》的稿费标准怎么样？”

　　邹霍凡知道，《人民文学》肯定是按顶格的稿费给余文的，《诗刊》要是给少了，显不出诚意不说，还显得露怯。

　　于是，邹霍凡咬咬牙，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现在顶格的是七元一行。我作为主编，破格给你加两块，九元一行。你可别往外传啊，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这儿门槛都得被踏破。”

　　九元一行，又是破格待遇？不错嘛。

　　“行。”

　　得了便宜，余文当然没必要卖乖，点点头应承道：“最近确实有点灵感，过几天座谈会上我带给您看看。”

　　邹霍凡大喜过望，一把握住余文的手使劲摇：“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余文一边把手抽回来，一边往后退了两步笑着说：“邹主编，您要是没别的事，我就先回宿舍了。火车上坐了两天两夜，困得眼皮子都打架了。”

　　“好好好，你快回去休息。”邹霍凡连忙松开手，“座谈会上见哈，到时候咱们好好聊聊。”

　　余文点点头，拎着纸包转身进了校门。

　　走出去几步，又听见邹霍凡在身后嘀咕了一句：“这小子，九元一行眼皮都不眨一下，倒是沉得住气。”

　　回到32号楼，余文推开302宿舍的门一看，屋里就剩两个人了。

　　陈健功坐在靠窗的桌子前面，手里捧着一本油印刊物。他看得很认真，连余文进来都没抬头。

　　马波盘腿坐在下铺，床上摊着一沓稿纸，手里捏着支钢笔，正在稿纸上写写画画。

　　余文把纸包往桌上一搁，好奇地问了句：“郭小聪呢？”

　　陈健功抬起头，耸了耸肩：“不知道，走了好一阵了。”

　　马波也抬起头，挠了挠后脑勺：“我看他走的时候急匆匆的，手里还拎着个布兜子，不知道干啥去了。”

　　余文也没多问，把棉袄脱下来搭在床头上，踩着床沿爬上了靠门的上铺。

　　上铺的褥子是学校发的，薄薄的一层，底下铺着草垫子，躺上去沙沙响。枕头是荞麦皮的，硬邦邦的，枕着有点硌脑袋。

　　余文把被子抖开盖上，双手枕在脑后，盯着天花板上那块掉了皮的白灰发了会儿呆。

　　火车上那两天两夜，硬座坐得他腰都快断了。车厢里又挤又吵，想睡个囫囵觉都难。这会儿脑袋一沾枕头，困意就跟潮水似的涌上来。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闭上了眼。

　　明天得把驴打滚和茯苓夹饼，给陈锦书和许心兰带过去，她们肯定没吃过。

　　想着想着，眼皮越来越沉，呼吸也渐渐匀了。

　　楼下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不一会儿，走廊里有人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开饭了——”，紧接着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脚步声。

　　刚要进入梦乡的余文被吵醒，无奈地睁开眼。

　　唉，这筒子楼隔音确实差，睡个午觉都不太方便。希望明天孟有源那边能带来四合院的好消息吧。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往脑袋上拽了拽，过了一阵，终于沉沉睡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