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皇家宪兵队在莱顿大学医学中心附近三百米的地方，帮我订了一间酒店。

　　说是“酒店”，其实是一栋战后改建的联排公寓，三层楼，红砖外墙，窗户很小。

　　底层被改造成了临时安保指挥所，二楼和三楼各有两间客房。

　　走廊里铺着深绿色的地毯，踩上去发出闷闷的声音，像是在踩一块湿透的海绵。

　　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把椅子。窗帘是米色的，拉开之后能看到对面一排同样的红砖建筑，屋顶上停着几只海鸥。

　　我坐在床沿，看着自己的手。

　　莉赛尔的血已经洗干净了。指甲缝里残留的深褐色痕迹，在第三次用肥皂搓洗后总算消失。但手指上还留着一股淡淡的铁锈味……或者只是我的想象。

　　手机屏幕亮着。

　　十七条未读消息。

　　尼克斯三条，雨晴两条，亚伯拉罕四条，琥珀金一条。凛音——凛音发了五条，全是语音消息，最后一条的标题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管我！！！”。

　　还有两条来自我不认识的号码。

　　我没有打开任何一条。

　　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扣在床头柜上。

　　然后我躺了下来，侧身抓过枕头。

　　爆炸发生在法院南门停车场。

　　距离法庭大楼直线距离不到六十米。

　　三辆医疗车——两辆救护车和一辆医疗指挥车——在审判开始前两小时就位。车上配备了全套急救设备和十一名医疗人员。

　　炸弹被安置在医疗指挥车的底盘下方，烈性炸药，遥控引爆。

　　爆炸同时引燃了两辆救护车的油箱。三辆车在不到两秒内全部被火焰吞没。

　　十一名医疗人员中，八人当场死亡。两人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一人——一个二十六岁的荷兰女护士——目前仍在烧伤病房里，全身百分之六十二的面积被烧伤。

　　她的名字叫安娜・德弗里斯。

　　我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荷兰皇家宪兵队的联络官在入住登记时顺口提到了她。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的沉重——后来我才知道，安娜是他的侄女。

　　停车场外围还有十几个人受伤。大部分是广场上的抗议者，被爆炸的冲击波和碎片波及。三人重伤，其余轻伤。

　　法庭内部，那名在扬・诺瓦克开枪时试图用身体护住莉赛尔的法警，被流弹击中颈部。子弹从左侧锁骨上方射入，穿过颈动脉旁两毫米的位置射出。他没有死，但颈椎受损，右臂可能永久失去知觉。

　　他叫彼得・扬森，四十四岁，在 ICC工作了十二年。妻子是幼儿园老师，两个孩子，大的八岁，小的五岁。

　　炸弹的来源至今不明。

　　没有组织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

　　荷兰警方、国际刑警组织和 UNOPA的联合调查组用了四天时间，对爆炸现场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他们在指挥车残骸中发现了引爆装置的残片——一个商用无线电遥控模块，型号在网上就能买到，售价不到三十欧元。

　　炸药的化学分析结果指向一种军用级别的塑性炸药，但具体来源无法确定——同类型的炸药在至少十四个国家的军火库中都有库存，黑市上的流通量更是不可追踪。

　　监控录像显示，审判前一天的傍晚，有一个穿着反光背心的“工作人员”在停车场附近活动了大约十五分钟。他的脸始终被帽檐和口罩遮挡。他用小车推着一个工具箱，动作从容不迫，看起来和法院日常维护的承包商毫无区别。

　　没有人盘问他。

　　他走了以后，地面上多了一组轮胎印——工具箱里装着某种重物，在沥青上压出了浅浅的凹痕。

　　印痕延伸到医疗指挥车的底盘下方，然后消失。

　　那个人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摄像头的画面里。

　　ICC在爆炸后的第三天向我发出了一份正式通知，措辞礼貌而谨慎——“鉴于案件的特殊性质，本庭希望就若干技术性问题向猩红女士进行补充询问。”

　　技术性问题。

　　他们连该问什么都不确定，只能用这种含糊到几乎失去意义的词来掩盖自己的茫然。

　　询问在法院大楼东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进行。窗户用百叶帘遮得严严实实，桌上摆着矿泉水和一台老旧的录音设备。迪奥普法官没有出席，派了一个叫菲利克斯・恩格尔的副书记官来主持。

　　恩格尔大约三十五岁，长脸，深棕色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面前摊着一沓打印好的问题清单——至少三十页，用回形针分成了若干组。

　　穆尼奥斯坐在对面。马库斯坐在我旁边，但他不是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出席——他现在的角色比较模糊，介于“法律观察员”和“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之间。

　　“猩红女士。”恩格尔翻开第一页，“关于您对温特哈尔特小姐实施的——‘转化’行为——”

　　他在“转化”这个词上迟疑了，像是不习惯这么文学性的词汇。

　　“——我们有几个问题需要确认。”

　　“请问。”

　　“第一：这种‘转化’是否可逆？”

　　“我不知道。”

　　恩格尔的笔停在纸面上。

　　“您不知道？”

　　“我之前说过，我从来没有转化过任何人。这是第一次。我不知道它是否可逆，不知道它的长期效果，不知道莉赛尔的身体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周、几个月里发生什么变化。”

　　他在问题清单上写了什么。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

　　“第二：您提到温特哈尔特小姐无法违背您的命令。这种‘服从’的范围和程度是什么？”

　　“我不确定。”

　　“您能否给出一个大致的描述？”

　　“理论上，我可以命令她做任何事。站起来，坐下去，走到门口，停止呼吸。她的身体和意志都会服从。”

　　恩格尔的笔又停了。

　　“停止呼吸？”

　　“是的。”

　　“这意味着——您可以通过命令杀死她？”

　　“理论上，是的。但我不会这么做。”

　　“但您有这个能力。”

　　“我有很多能力。”我说，“我可以挥剑把这栋楼劈成两半。我可以用血液魔法在十秒内杀死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我可以走出这扇门，飞到任何一个城市，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阻止我。从来没有过。两百多年来都没有过。”

　　“阻止我的只有一样东西——我自己的选择。”

　　恩格尔的眼镜片后面闪过一丝不安。

　　“第三——”他翻了一页，手指微微发抖，“关于扬・诺瓦克先生的行为——”

　　“他不在魔法国度的管辖范围内。”我打断他，“他是 UNOPA的士兵，是人类，是表世界的公民。他的行为应该由表世界的司法体系处理。”

　　“当然。但他的行为与您转化温特哈尔特小姐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他没有开枪——”

　　“如果他没有开枪，莉赛尔现在就在白塔监禁，服刑。”

　　“对，所以——”

　　“所以什么？”

　　恩格尔沉默了几秒。

　　“所以本庭需要确认——您是否认为，您的转化行为是在紧急状况下的合理应对？”

　　“合理？”

　　我看着他。

　　“法警重伤。十一名医疗人员——十人死亡，一人在烧伤病房里和死神拔河。抗议人群被炸弹波及，一个失去了战友的士兵拿着枪冲向被告席，把三颗子弹打进了一个已经认罪的二十三岁女孩的身体。”

　　“而我——我跪在她的血泊里，用我唯一知道的办法让她活下来。”

　　“这‘合理’吗？”

　　“我不知道。”

　　“但那是我当时能做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