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泰二年九月，博多湾。

　　蒋承勋站在船头，望着港口越来越近。半个月的颠簸，船身斑驳，帆布上留着风暴撕裂后重新缝补的痕迹。海风咸涩，吹得他衣袍猎猎作响。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这一身——青色的袍子，腰间系着玉带，头上戴着进贤冠。跑了几十年海，穿惯了短褐草鞋，这身行头穿在身上，总觉得束手束脚。但这是国事，不是生意。他整了整衣冠，深吸一口气。

　　船靠岸时，码头上已经有人在等。几个身着黑色直衣的官员站在栈桥尽头，为首者年约五十，面容清瘦，目光精明，正是大伴宗成。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侍从，手里捧着木盒，盒里装的什么，蒋承勋不知道。

　　“蒋先生，一路辛苦。”大伴宗成躬身行礼，汉语虽然生硬，却说得流利。

　　蒋承勋回礼：“大伴先生客气。”

　　他从怀中取出锦缎包裹的国书，双手捧起，递了过去。那包裹用明黄色的锦缎裹着，扎着红绳，是曹仲达亲手封的。临行前，曹仲达把国书交到他手里时，叮嘱了一句：“这东西，比你的命重。”蒋承勋接过来，掂了掂，分量不重，可他知道，这里头装的是吴越的体面。

　　大伴宗成接过国书，打开锦缎，取出里面的纸卷，展开。他的目光扫过纸面上的字，一字一句念出来：“大唐吴越国王谨致书于日本国王殿下。吴越与日本，一衣带水，往来已久。愿两国永结同心，商贸通好，百姓安康。通商之事，愿两国商船往来无阻，各设榷场，互市交易。另请互派使者，驻于两国首府，以便沟通，建立正式往来之谊。”

　　念完了。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念到最后一句时，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抬眼看了蒋承勋一眼，又低下头，将国书合上，搁在案上。

　　“蒋先生，国书的事，大宰府要转呈朝廷。请你在博多湾等一等。”

　　蒋承勋问：“要等多久？”

　　大伴宗成笑了笑：“不好说。朝廷商议，快则十天半月，慢则……也不好说。蒋先生先在驿馆住下，一有消息，立刻通知你。”

　　驿馆不大，院子里种着几棵松树，风一吹，沙沙作响。蒋承勋住在东厢房，推开窗就能看见院子里的那几棵松树。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榻，一张案，案上摆着一套茶具，还有几本日文书，他一个字都不认识。他在廊下坐着，望着那几棵松树发呆。

　　每天一早，他就去大宰府打听消息。从驿馆到大宰府，要走一刻钟的路。穿过两条街，经过一座石桥，桥下是条小河，水不深，能看见底下的石头。大宰府的门前有棵老槐树，树干粗得两个人都抱不过来。他在树下站一会儿，整了整衣冠，然后走进去。

　　对方总是客客气气。一个年轻的官员迎出来，端茶送水，说“还在商议”。蒋承勋问：“朝廷还没回话？”对方摇头：“还没有。”蒋承勋又问：“大概要等多久？”对方笑了笑：“不好说。蒋先生再等等。”

　　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七天，九天。他每天走同样的路，过同样的桥，在同样的树下站一会儿，进同样的门，听同样的话。第九天，他走回驿馆时，脚步比前几天慢了许多。他在廊下坐下，望着那几棵松树，心里想着曹仲达在杭州等他的消息，想着钱元瓘会不会等得不耐烦，想着那封国书现在到底在谁手里。

　　第十天傍晚，大伴宗成忽然来了。他穿着便服，身后跟着两个随从，手里拎着食盒。

　　“蒋先生，一个人在驿馆待着闷不闷？我请你喝酒。”

　　蒋承勋跟着他去了港口边上的一家小酒馆。推开窗就能看见海，海浪拍着堤岸，哗哗作响。海面上有几艘渔船，船头的灯一晃一晃的，像萤火虫。大伴宗成要了一壶清酒，几碟小菜，两人对坐。

　　酒过三巡，大伴宗成放下酒杯，忽然叹了口气。

　　“蒋先生，国书的事，朝廷还在商议。大宰府也做不了主，只能等。不过——”他顿了顿，端起酒杯，轻轻晃了晃，“火山灰的事，大宰府原则上同意。只是这规矩章程，还得仔细商议。什么时候能办，不好说。”

　　蒋承勋心中一喜，面上却不动声色。他端起酒杯，敬了大伴宗成一杯：“大宰府有心了。”

　　大伴宗成也端起酒杯，两人碰了一下，各自饮尽。

　　“火山灰的事，可以先聊聊。”大伴宗成夹了一块鱼干，慢慢嚼着，“不急在一时。蒋先生在博多湾，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蒋承勋点了点头。两人闲聊起来，从杭州的市井聊到博多湾的港口，从吴越的丝绸聊到日本的刀剑。大伴宗成问起吴越的风土人情，问起杭州的街市，问起钱元瓘的身体，问得很细。蒋承勋一一作答，心里却明白，他在试探。

　　酒喝到一半，大伴宗成忽然放下筷子，看着蒋承勋。

　　“蒋先生，闽地那边，最近可还太平？”

　　蒋承勋端着酒杯的手微微一顿。他抬起头，正对上大伴宗成的目光。那目光不重，却像一根针，扎得人心里发紧。他想起了临行前曹仲达的叮嘱——“大宰府问闽地的事，不要多话，问什么都说不知道。”

　　“我在杭州，闽地的事不清楚。”蒋承勋说。

　　大伴宗成笑了笑，没有再问。他端起酒杯，又敬了蒋承勋一杯。

　　酒喝完了，大伴宗成起身告辞。走到门口，他忽然停下来，回过头。

　　“蒋先生，国书的事，急不得。火山灰的事，也急不得。”他顿了顿，“但大宰府的态度，你应该看得明白。”

　　门关上了。脚步声渐渐远了。蒋承勋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大宰府的态度？什么态度？拖？等？还是别的什么？他端起酒杯，发现杯里已经空了。他放下杯子，看着窗外的海。海浪还是哗哗地响，渔船上的灯还是那么一晃一晃的。

　　又过了三天。蒋承勋每天去大宰府，每天得到同样的答复。他不再问了，只是每天去坐一坐，喝一杯茶，然后回驿馆。他开始写一封信，写得很慢，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他想起曹仲达在杭州等他的消息，想起钱元瓘在宫里看那份国书的样子，想起自己从杭州出发时码头上那些送行的人。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国书递了，大宰府在拖。火山灰的事，他们原则上同意，但要商议章程。大伴宗成请我喝酒，问了许多闽地的事。他说，大宰府的态度，我应该看得明白。”

　　信送走后，蒋承勋站在码头上，望着那艘船渐渐消失在海天之间。他不知道杭州那边收到信后会怎么想，不知道曹仲达会不会急，不知道钱元瓘会不会等得不耐烦。但他知道，大伴宗成那句话，不是随便说说的。

　　九月底，杭州。

　　曹仲达看完蒋承勋的信，将信纸折好，收入袖中。大宰府原则上同意火山灰的事，但要商议章程。他们在拖，但拖得不算彻底。大伴宗成请蒋承勋喝酒，是示好，还是试探？他问闽地的事，是想知道吴越在闽地到底有多大的力，还是另有所图？

　　他入宫面见钱元瓘，将信呈上。钱元瓘看过信，搁在案上。

　　“原则上同意，就是还没定。没定的事，不用急。让他们拖。我们越急，他们越拿架子。”他顿了顿，“大伴宗成请喝酒，是在试探。你让蒋承勋不要多话，问什么都说不知道。国书的事，火山灰的事，都不是一顿酒能解决的。”

　　曹仲达躬身：“臣明白。”

　　他走出文德殿，站在廊下，望着远处的天际线。福州那边，水丘昭信和钱弘尊盯得很紧。王继鹏被围在长乐宫里，出入不便。但那些事，眼下都不重要了。他满脑子想的都是那封国书，都是博多湾的答复。

　　九月底，博多湾。蒋承勋在驿馆里又等了三天。大宰府的人每天来问候，端茶送水，客气得很，但就是不提国书的事。蒋承勋心里急，面上却不露声色。他知道，急也没用。

　　第十天夜里，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大伴宗成的随从，气喘吁吁。

　　“蒋先生，大伴大人请您过去。有要事相商。”

　　蒋承勋穿好衣服，跟着他穿过夜色中的博多湾。月光洒在海面上，碎成一片银白。大伴宗成坐在那家小酒馆里，面前摆着酒壶，却只倒了一杯。

　　“坐。”大伴宗成指了指对面的位置。

　　蒋承勋坐下。大伴宗成给他倒了一杯酒，自己也倒了一杯。

　　“蒋先生，朝廷的答复下来了。”大伴宗成端起酒杯，却没有喝，“国书的事，日本朝廷愿意接。但——”他顿了顿，“互派使者的事，要再议。通商的事，也要再议。至于火山灰，大宰府可以做主，先运一批过去。”

　　蒋承勋端着酒杯的手微微发抖，面上却不动声色：“大宰府的意思是——”

　　大伴宗成放下酒杯，看着他，目光里带着几分深意。

　　“国书先留下，火山灰先运过去。其他的事，慢慢谈。不急。”他笑了笑，“蒋先生，你觉得呢？”

　　蒋承勋沉默片刻，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好。”

　　窗外，月色如霜，海浪拍着堤岸，哗哗作响。大伴宗成端起酒杯，也一饮而尽。两人对坐，谁都没有再说话。

　　蒋承勋不知道日本朝廷为什么只肯接一半，不知道火山灰运回去之后会怎样，不知道大伴宗成那句“慢慢谈”里藏着多少变数。但他知道，这一步，总算走出去了。

　　（第六十七章完）

　　猜一猜

　　1.日本朝廷只肯接国书，却把互派使者和通商的事搁下——他们究竟在等什么？

　　2.火山灰先运回吴越，可永康到婺州的路千头万绪，曹仲达能顺顺当当修起来吗？

　　3.大伴宗成问起闽地的事，蒋承勋说“不清楚”——日本人对闽地的兴趣，到底是试探，还是另有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