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临江,雨已经下了三天。
沈默站在窗前,看着玻璃上蜿蜒而下的水痕。办公室里的暖气片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声,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他已经在这里站了半个小时,手里的烟燃到了过滤嘴,烫了一下他的手指。
他把烟蒂摁灭在窗台上堆满的烟灰缸里。那里面已经躺着二十几个同样的尸体。
门被推开的时候,他没有回头。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急促而凌乱,来人的呼吸带着跑过楼梯后的粗重。
“沈哥。”
沈默转过身。站在门口的是林晓,刑侦支队的年轻刑警,警服肩膀上还挂着雨珠。他的脸色不太好,嘴唇有些发白。
“又出事了。”林晓说,“南岸老城区,纺织厂宿舍。”
沈默没有动。他的目光落在林晓脸上,等着下文。
“死者叫陈维明,五十三岁,纺织厂下岗工人,独居。”林晓咽了口唾沫,“现场……有点奇怪。李队让你务必过去一趟。”
“奇怪”这个词,从干了五年刑侦的林晓嘴里说出来,分量不轻。
沈默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那是一件半旧的黑色夹克,左边袖口有一块烟灰烫出的小洞。他穿衣服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做心理准备。
“什么情况?”他问。
林晓张了张嘴,似乎不知道该怎么组织语言。
“您还是自己去看吧。”他说,“法医说死亡时间在四十八小时以上,但尸体……没有腐败迹象。”
沈默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扣上扣子。
“走吧。”
雨下得更大了。沈默开着那辆跟了他六年的桑塔纳,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拼命摆动,还是刮不净不断涌来的水流。林晓坐在副驾驶上,一直在看手机上的现场照片,眉头拧成一个疙瘩。
“纺织厂宿舍,”林晓说,“那一带明年就要拆迁了,大部分住户已经搬走。陈维明是少数没搬的。社区工作人员今天上门做最后的动员工作,敲门没人应,但闻到煤气味。强行开门后发现人已经死了,厨房的煤气阀开着。”
“自杀?”
“现场看起来像。”林晓把手机递过来,“但您看这个。”
沈默扫了一眼。照片拍的是死者躺着的床铺。陈维明仰面躺在床上,双手交叠在胸前,姿势规整得不像是失去意识后的倒下,反而像被人仔细摆放过的。他的脸上盖着一张白纸,纸上有字,但照片上看不清。
“他脸上盖的是什么?”
“一张信纸。”林晓的声音有些紧,“上面用钢笔写了一句话。”
“什么话?”
“‘审判已至,罪无可恕。’”
沈默踩下刹车的脚重了一些,车身在湿滑的路面上轻微地甩了一下。他稳住方向盘,目光盯着前方的雨幕。
“笔迹鉴定了吗?”
“正在做。但从肉眼来看,像是陈维明自己的字。现场找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的字迹和那张纸上的很像。”
“煤气自杀,脸上盖着自书的罪状。”沈默说,“是够奇怪的。”
桑塔纳拐进一条坑洼不平的巷子。两旁的建筑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楼,灰扑扑的墙面被雨水浸成了深色,窗户像空洞的眼眶。最里面那栋楼下停着两辆警车和一辆面包车,红蓝警灯在雨中无力地闪烁。
沈默把车停在路边,和林晓一起下车。雨水立刻打湿了他的肩膀和头发。他低着头快步走进单元门,在昏暗的楼道里跺了跺脚上的泥水。
陈维明住在三楼。楼道里的灯坏了,林晓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照着脚下的台阶。越往上走,一股淡淡的煤气味就越明显,到了三楼,味道浓得刺鼻。
门口站着两个穿防护服的年轻刑警,看到沈默都点了点头。沈默从林晓手里接过鞋套和手套,穿戴整齐后推开了那扇虚掩的门。
现场勘查正在进行。闪光灯不时亮起,照亮这个面积不大的一居室。客厅很小,家具陈旧简陋,但收拾得还算整齐。煤气味的来源是厨房,那扇门开着,能看见灶台上的一个开关被拧到了最大。
沈默没有先去厨房。他径直走向卧室。
卧室里开着灯,白惨惨的光线照着那张单人床。床上的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双手交叠在胸口,脸上盖着一张A4大小的白纸。纸上的钢笔字迹清晰可辨——正如林晓所说,是那句话。
“审判已至,罪无可恕。”
沈默站在床边,低头看了很久。他没有动那张纸,只是看着纸张边缘露出的死者面部轮廓。那是一种异常的平静,不像窒息而死的人通常会有的扭曲和挣扎。
法医何锐正蹲在床边做初步检查,看到沈默来了,站起身摘下手套。
“沈老师。”何锐叫他。四十多岁的人了,还保持着刚入行时对前辈的称呼。
“什么情况?”
“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四十八到七十二小时之间。”何锐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天气,“死因符合煤气中毒的特征——尸斑呈樱红色,血液中也应该有碳氧血红蛋白反应。但是……”
他顿了顿,回头看床上的尸体。
“但是尸体没有出现任何腐败迹象。按说这个温度,这个时间,应该已经开始出现尸绿了。可你看,皮肤弹性还在,关节也不僵硬。死亡时间好像被凝固了。”
沈默沉默了一会儿。他见过很多尸体,各种死法,各种状态。但眼前这具确实透着一种说不清的诡异——像是睡着了,又像是被什么东西定住了。
“还有什么异常?”
何锐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说:“死者口腔里,有一枚铜钱。”
“铜钱?”
“对。压在舌头底下。”何锐的表情有些复杂,“我干了二十年法医,头一回见这种操作。”
沈默直起身,目光在房间里扫了一圈。这是一间极其普通的卧室,一张床,一个老式衣柜,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书桌上放着几个笔记本和一个茶杯,杯子里的茶叶已经干涸发霉。
他走到书桌前,拿起最上面的笔记本翻开。里面的字迹和死者脸上那张纸上的确实很像——工整,有些用力过猛,笔画间透着一种刻意的规整。内容大多是日常琐事的记录,几月几日买了什么,花了多少钱,见了什么人。像是记账,又像是日记。
最后一页的日期是三天前。
“老林。”沈默叫了一声。
林晓从客厅走过来。
“查一下陈维明的背景,越详细越好。”沈默说,“尤其是,他有没有什么信仰,或者最近接触过什么特殊的人。”
林晓点点头,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沈默又回到床边。他蹲下来,小心地掀开那张纸的一角。陈维明的脸露了出来——那是一张普通的中年男人的脸,皱纹深刻,皮肤松弛。眼睛闭着,嘴角微微向下,像是在做一个不愉快的梦。
他放下纸,站起身来。
“何法医,舌头底下的铜钱,拍照了吗?”
“拍了。”
“拿出来的时候注意保存,回去查查这东西的来历。”沈默说,“还有,尽快做毒理检测。我需要知道他死前有没有服用过什么药物。”
何锐点头。
沈默走出卧室,在狭小的客厅里站了一会儿。厨房的门开着,他走进去看了一眼。灶台上的煤气阀确实开着,但旋钮上没有提取到清晰的指纹——被一块抹布擦过了。抹布扔在水池里,湿漉漉的。
他回到客厅,目光落在墙角的一个小柜子上。那上面摆着几个相框,积了薄薄的灰。沈默走过去,拿起其中一个。
照片上是三个人——一个年轻的男人,一个年轻的女人,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男人穿着工作服,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女人抱着孩子,笑容温婉。背景是某个公园的假山和花坛。
照片的边角已经泛黄发脆。沈默把相框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小字:
“1992年春,维明、素芬和小强。”
他把相框放回原处,又拿起另一个。这个相框里只有一张黑白单人照,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那个年代流行的碎花裙子,站在一栋楼前笑。楼的样子有些眼熟——好像就是这栋纺织厂宿舍。
沈默再次翻过相框。背面写着:“素芬,1990年夏。”
“沈哥。”林晓打完电话回来了,“查到了点东西。”
沈默把相框放好,转过身。
“陈维明,1963年生,临江本地人。1983年进纺织厂当工人,1990年结婚,妻子叫何素芬,也是纺织厂工人。1991年生了个儿子,叫陈小强。1995年,何素芬从纺织厂宿舍楼顶坠楼身亡,警方认定为自杀。陈维明之后没有再婚,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陈小强2009年考上大学去了外地,毕业后留在那边工作,好几年没回来了。”
沈默听着,目光又落在那几个相框上。
“何素芬为什么会自杀?”
“记录上写的是产后抑郁。”林晓说,“但那个年代,这个诊断很模糊。也可能有别的原因。”
沈默点点头,没有说话。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雨。窗户玻璃上蒙着一层水汽,他把手伸过去,抹开一小块,看着雨滴从那个缺口滑落。
“那个铜钱,”他突然开口,“也许和某种风俗有关。让死者嘴里含着东西下葬,古时候就有。含玉、含钱、含米,都有讲究。”
“您的意思是,凶手是在给死者办葬礼?”
“不知道。”沈默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不是简单的自杀。”
他的目光停留在窗玻璃上的那一道水痕上,像是在看它,又像是在看别的什么。
“老林,去查一下何素芬的案子。把当年的卷宗调出来,能找到的当事人也都问一问。还有陈小强的联系方式,找到他,通知他回来。”
林晓应了一声,转身要走。
“等等。”沈默叫住他。
林晓回头。
沈默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但没有点。他盯着墙上的一张挂历,那还是去年的,翻在十二月的某一页。那一天的格子里被人用红笔画了一个圈。
“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是今天上门才发现死者的。那在这之前,三天里,有没有人来过这里?”
林晓愣了一下:“这个……还没问。”
“去问。”沈默说,“邻居,居委会,物业,都问一遍。这栋楼虽然搬走了很多人,但总还有几户没搬的。如果有人看见什么,问清楚。”
林晓点头出去了。
沈默终于点燃了那根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潮湿的空气里缓慢地扩散,缠绕着昏黄的灯光。
何锐从卧室里出来,摘掉手套,走到他身边。
“沈老师,我先把人拉回去了。详细的等明天尸检报告。”
沈默点头。何锐招呼着几个助手,开始搬运尸体。沈默没有看,他站在窗边,继续抽那根烟。
雨还在下。窗玻璃上的那道水痕已经流到了底。
尸体被抬走之后,房间显得更空了。沈默在客厅里又转了一圈,打开那个小柜子的抽屉。里面是一些杂物——针线、旧报纸、几本发黄的杂志、一个铁皮盒子。
他把铁皮盒子拿出来,打开。里面是一叠信,用橡皮筋捆着。信封上的字迹娟秀,收信人都是“陈维明”,寄信人地址栏写着“本市纺织厂宿舍”。沈默看了看邮戳,都是1994年、1995年的信。
他没有拆开那些信,只是看了看信封上的日期。最后一封的邮戳是1995年8月,寄出的时间正好是何素芬坠楼前一个月。
沈默把铁皮盒子放回原处,又打开了另一个抽屉。这个抽屉里是一些证件——户口本、身份证、下岗证、低保证。他把户口本翻开,上面有三个人:户主陈维明,妻子何素芬,儿子陈小强。何素芬那一页的底下,用红笔写着两个字:“死亡”。
沈默把证件放回去,关上抽屉。
他的目光落在墙角的一个旧皮箱上。那箱子很旧,皮面已经开裂,锁扣也锈迹斑斑。他走过去,试着打开,箱子是锁着的。
“林晓。”他喊了一声。
林晓从外面进来:“怎么了沈哥?”
“问问陈小强,或者陈维明的其他亲属,这个箱子的钥匙在哪儿。想办法打开。”
林晓看了看那个皮箱,点点头。
沈默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房间。它太普通了,普通到让人几乎可以忽视它的存在。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房间里,一个普通的人,以一种不普通的方式死去。而那张盖在脸上的纸,那枚压在舌头底下的铜钱,像某种古老的仪式,给这场死亡蒙上了一层诡异的面纱。
他走出门,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楼道的窗户开着一条缝,雨丝飘进来,打湿了窗台。沈默探出头去看,从这个角度,可以看见对面那栋楼——同样是灰扑扑的墙面,同样是空洞的窗户。那栋楼更高一些,有六层。
何素芬就是从那样的楼顶跳下来的。
1995年。距离现在,快三十年了。
沈默收回目光,走下楼梯。鞋底在水泥台阶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某种沉重的呼吸。
回到车上,他没有立刻发动,而是坐在驾驶座上,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让雨丝飘进来。他点了第三根烟,看着烟雾被风吹散,消失在雨里。
手机响了。是林晓打来的。
“沈哥,问到了。隔壁楼还有一个老太太没搬,她说三天前的晚上,看见有人来过陈维明家。”
沈默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敲。
“什么样的人?”
“天黑,没看清。但她说,那人走的时候,她听见脚步声,从楼道里出来,往纺织厂后面的老码头方向去了。”
老码头。那是临江边上已经废弃多年的旧码头,八十年代纺织厂运货用的,现在只剩一片荒草和几根烂木桩。
沈默发动了汽车,雨刷又开始摆动。
“我去看看。”他说,“你把老太太的姓名电话记下来,明天我找她细聊。”
挂了电话,桑塔纳驶出巷子,在雨中向老码头的方向开去。
雨雾笼罩着江面,天地之间一片灰蒙蒙的。老码头比他想象的还要荒凉。几条破船搁浅在岸边,锈蚀的铁锚半埋在淤泥里,几只水鸟站在残破的木桩上,一动不动,像是被雨定住了。
沈默把车停在路边,撑着伞走到码头边上。脚下的泥土被雨水泡得松软,每走一步都留下深深的脚印。他环顾四周,除了荒草、废船和雨,什么也没有。
但他注意到了一点——在一堆烂木桩旁边,有一片草被踩倒了。踩踏的痕迹还很新鲜,草茎断裂处的颜色还没有变暗,应该是这几天的事。
他走过去,蹲下来仔细看。那片倒伏的草丛里,有一个模糊的脚印,已经被雨水冲得不成形了,但还是能看出大概的轮廓——大约42码的鞋,鞋底的花纹有些特殊,像是一种波浪形的图案。
沈默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然后站起身,望着茫茫的江面。
雨落在江面上,激起无数细小的水花。江水浑浊,看不见底。远处,一艘货轮缓缓驶过,汽笛声低沉而遥远,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叹息。
他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伞面上的雨水顺着边缘滴下来,打湿了他的裤脚。
回城里的路上,天已经擦黑了。雨小了一些,变成若有若无的雨丝。沈默开着车,脑子里一直在想着那些画面——床上的尸体,脸上的白纸,舌底的铜钱,墙上的老照片,还有那个被红笔圈起来的日期。
十一月十七日。三天前,陈维明死去的那一天。
那个日期有什么特殊?是谁用红笔圈起来的?陈维明自己,还是别人?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技术科的小王。
“沈老师,笔迹鉴定结果出来了。那张纸上的字,和陈维明笔记本上的字,是同一个人的笔迹。初步判断,就是陈维明自己写的。”
沈默沉默了几秒。
“好,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他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坐在黑暗里。
笔迹是陈维明自己的。也就是说,那张“审判已至,罪无可恕”的纸条,是陈维明亲手写的。至少,是有人模仿了他的笔迹,模仿到了分毫不差的程度。
如果真是他自己写的,那是什么意思?一封遗书?可如果是遗书,为什么要盖在脸上?如果他是自杀,那舌底的铜钱又是谁放的?煤气阀上的抹布又是谁擦的?
如果这不是自杀,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凶手逼迫陈维明写下了这八个字,然后打开煤气,制造了自杀的假象。而那枚铜钱,是凶手留下的某种标记。
可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
雨丝从半开的车窗飘进来,凉凉的,落在沈默的脸上。他闭上眼睛,让那种凉意一点点渗进皮肤。
三十年前,何素芬从楼顶跳下。
三十年后,陈维明死在床上,脸上盖着“审判”二字。
这两件事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
他重新发动汽车,向市局的方向开去。
夜色已经完全降临了。街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投下橘黄色的倒影。车流缓慢,行人匆匆,没有人知道这个雨夜里,有一个叫陈维明的男人,正躺在冰冷的解剖台上,等待着被剖开、被解读、被还原成一段三十年前的旧事。
沈默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一下。
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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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