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赶到纺织厂15号楼的时候,楼下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夜风吹过老旧的楼体,窗户发出吱呀的声响。几个住在附近的居民站在警戒线外,裹着棉袄,交头接耳。有人举着手机在拍,闪光灯在夜色中一闪一闪的。
林晓迎上来,脸色比昨晚还难看。
“死者叫孙德发,六十一岁,纺织厂退休工人,也是独居。”他翻开笔记本,“社区工作人员今天做入户调查,敲门没人应,找物业开门,发现人已经死了。”
“死法?”
“和陈维明一模一样。煤气开着,躺在床上,双手交叠,脸上盖着字条,舌底有铜钱。”林晓压低声音,“连字条上的字都一样——‘审判已至,罪无可恕’。”
沈默的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楼里走。
15号楼和14号楼的结构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六层的老式住宅。孙德发住在四楼,门已经打开了,里面飘出淡淡的煤气味。
现场勘查组已经到了。何锐蹲在床边,正在做初步检查。看到沈默进来,他站起来,表情很凝重。
“死亡时间大约在二十四到三十六小时之间,也就是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何锐说,“死因同样是煤气中毒,同样没有腐败迹象。口腔里有铜钱,脸上的字条笔迹经初步比对,和孙德发自己笔记本上的字迹一致。”
“又是自己写的?”林晓在旁边问。
“看起来是这样。”何锐说,“但和上个案子一样,字条是盖在脸上的,煤气阀是被擦过的。如果是自杀,为什么要擦掉指纹?”
沈默走到床边,低头看着孙德发的脸。纸已经掀开了,露出一张苍老的脸,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很深。他的表情比陈维明更平静,甚至带着一丝解脱的意味。
“孙德发的情况查了吗?”沈默问。
林晓翻开笔记本:“查了。孙德发,1963年生,1982年进纺织厂,一直在机修车间。2008年下岗,之后打零工为生。没有结过婚,没有子女,父母双亡,亲戚也基本不来往。”
“机修车间?”沈默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词,“陈维明是什么车间的?”
“陈维明是织布车间的。”林晓说。
“何素芬呢?”
“也是织布车间的。”
沈默点点头,又问:“孙德发和何素芬、陈维明之间有没有交集?”
林晓摇摇头:“暂时没查到,需要回去细查。”
沈默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孙德发的家和陈维明家差不多大,但更乱一些。到处是空酒瓶和方便面盒子,墙上没有照片,桌子上堆满了各种零件和工具。
他注意到桌子上有一个相框,扣着放的。他拿起来翻过来,里面是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有七八个人,站在纺织厂的车间门口,都穿着工作服。照片已经褪色了,但还能看清每个人的脸。
沈默仔细看了看,在第二排最边上,他认出了一张脸——年轻时候的陈维明。陈维明旁边站着一个瘦瘦的年轻人,眉眼间和孙德发有些像。
“林晓,过来看。”
林晓凑过来,看了看照片:“这是……厂里的合影?”
“对。”沈默指着那个瘦瘦的年轻人,“这应该是孙德发年轻时候。他旁边是陈维明。他们认识,而且关系应该不差。”
他把相框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1990年春,机修车间与织布车间联谊。”
“联谊。”沈默念了一遍这个词,“何素芬是织布车间的,她和陈维明是1990年结婚的。”
“您的意思是,何素芬和陈维明是在这次联谊上认识的?”
“有可能。”沈默把相框放下,“但也说明一件事——孙德发和陈维明是老相识。他们俩先后以同样的方式死去,不太可能是巧合。”
他又在房间里找了一圈,在一个抽屉里发现了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一叠信和几张照片。信的信封上写着“临江市纺织厂机修车间孙德发收”,寄信人的地址是“本市纺织厂宿舍”。字迹娟秀,和何素芬写给陈维明的那些信很像。
沈默拿出一封信,犹豫了一下,还是拆开了。
信纸已经发黄,字迹有些模糊。他快速扫了一遍,信的内容大意是:何素芬在向孙德发求助,说赵国强一直在纠缠她,陈维明也开始怀疑她,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信的最后写着:“德发哥,你是厂里唯一可以信任的人,求你帮帮我。”
沈默又拆了几封,内容大同小异。何素芬的每一封信都在求救,但孙德发似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最后一封信是1995年7月写的,何素芬说:“如果哪天我出事了,请你把这些信交给警察。我不想白死。”
这封信的邮戳是7月10日。何素芬死于8月21日。
“孙德发没有把这些信交给警察。”沈默把信放回铁盒子里,“他收到何素芬的信,知道她被人威胁,但他什么都没做。”
林晓在旁边听着,脸色有些发白:“所以,凶手是觉得孙德发有罪?见死不救的罪?”
沈默没有回答。他站在窗边,看着窗外的夜色。从这个角度,能看到对面14号楼的楼顶——何素芬当年跳下去的地方。
“联系一下陈小强,看他明天什么时候到。”沈默说,“还有,查一下当年机修车间还有谁,和孙德发关系好的,还活着的,一个一个找。”
林晓点头,开始打电话。
沈默又回到床边,最后看了一眼孙德发的尸体。这个孤独的老人,一个人死在这间破旧的屋子里,脸上盖着“审判”二字,舌底压着一枚铜钱。
他不知道孙德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了什么。也许他想起了三十年前那些信,想起了那个向他求救的女人,想起了自己没有伸出的手。
也许他觉得自己确实该被审判。
“沈老师。”何锐走过来,“有个新发现。孙德发的右手中指和食指有老茧,位置很特殊,不是干活磨出来的,更像是长期握笔留下的。”
“握笔?”
“对,而且是很用力的握笔,比如长时间写字。我们检查了他的笔记本,里面的字迹确实很用力,有的地方甚至把纸都划破了。”何锐说,“但陈维明案的字条,笔迹虽然和本人一致,但用力的程度不一样。”
沈默的眉头皱了起来:“什么意思?”
“我是说,陈维明那张字条上的字,虽然笔迹是他的,但写的时候可能不是他自愿的。比如被人强迫,或者被人按着手写的。因为笔迹鉴定只能看出字形,看不出写的时候的心理状态。”何锐顿了顿,“但孙德发这张字条,从用力的程度来看,很可能是他自己主动写的。”
“一个主动写,一个被迫写。”沈默喃喃道,“为什么?”
何锐摇摇头:“这得问你。”
沈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因为罪不一样。陈维明的罪是家暴,孙德发的罪是见死不救。也许在凶手看来,孙德发是自愿认罪的。”
现场勘查结束后,沈默和林晓回到车上。已经是凌晨一点了,街上空荡荡的,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林晓开着车,沈默坐在副驾驶上抽烟。车窗开了一条缝,冷风灌进来,把烟雾吹散。
“沈哥,你说凶手是谁?为什么偏偏选这两个人?”林晓问。
“何素芬的死,直接相关的人有三个:赵国强,威胁她;陈维明,家暴她;孙德发,见死不救。”沈默弹了弹烟灰,“现在陈维明和孙德发都死了,就差赵国强了。”
“您是觉得,下一个是赵国强?”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沈默说,“但问题是,谁在替何素芬报仇?她儿子陈小强?还是别的什么人?”
“陈小强那时候才四岁,能记得什么?”
“不一定要记得,可以后来知道。”沈默说,“比如他长大后发现了那些信,发现了母亲的日记,然后开始追查当年的事。”
林晓想了想:“有道理。那凶手就是他?”
沈默摇摇头:“不一定。何素芬的日记里提到‘老地方’,这个‘老地方’是哪里?她和赵国强见面是在什么地方?还有,孙德发和陈维明的死法,凶手对这两个人的情况非常了解,连他们的生活习惯、独居的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陈小强四岁就离开了纺织厂宿舍,后来去了外地,他对这些人能有多了解?”
“那可能是有人帮他的?”
“也有可能。”沈默掐灭烟头,“等陈小强到了,先见一面,看他的反应。”
第二天上午,沈默没有去清河县找赵国强,而是在市局等陈小强。
十一点半,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推开了刑侦支队办公室的门。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提着一个旧行李箱,脸上带着长途奔波的疲惫。
“我是陈小强。”他说,声音有些沙哑,“我父亲……的案子,是你们在办吗?”
沈默打量着他。陈小强长得很像他父亲,但眼睛像他母亲——何素芬。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沈默很熟悉的东西:隐忍的悲伤。
“坐吧。”沈默给他倒了杯水,“你父亲的事,我们很抱歉。”
陈小强坐下来,双手捧着水杯,没有说话。
“你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早上。”陈小强说,“昨天晚上接到电话,我连夜买了机票。”
“你在外地工作,多久没回来了?”
陈小强沉默了一会儿:“七八年吧。上大学以后就没怎么回来过。”
“为什么?”
“没什么好回来的。”他的声音很平淡,“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我惦记的。”
沈默看着他:“包括你父亲?”
陈小强没有回答,低头喝水。
“你知道你母亲的事吗?”沈默突然问。
陈小强的手抖了一下,水杯里的水晃了出来。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才四岁,不太记得。”他说,“后来长大了,问过我父亲,他不肯多说,只说她是病死的。”
“但你查过,对吗?”
陈小强抬起头,看着沈默。他的眼神变了,多了一些东西。
“你什么意思?”
沈默从抽屉里拿出何素芬日记的照片,放在桌子上。
“我们在你父亲家里发现了你母亲的日记。你看一下。”
陈小强看着那些照片,手开始发抖。他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眼眶红了。
“我不知道……”他低声说,“我不知道她受过这些。”
“你真的不知道?”
“我查过,但只查到她是跳楼死的,问谁都不肯说。”陈小强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父亲说她是产后抑郁,我信了。后来我越想越不对劲,产后抑郁怎么会拖了四年?但我找不到答案,我父亲不肯说,厂里的人也不肯说。后来我就放弃了。”
沈默盯着他的眼睛,试图判断这些话的真假。
“你最近回过临江吗?”
陈小强愣了一下:“没有,我七八年没回来了。你们不会怀疑我吧?”
“例行问话。”沈默说,“你父亲死的那天,十一月十七日,你在哪?”
“我在外地,上班,下班,回家。”陈小强说,“你们可以查我的考勤记录,查我的监控。”
沈默点点头:“我们会查的。还有一件事,你认识孙德发吗?”
陈小强想了想:“孙德发?好像……有点印象。我小时候好像见过他,厂里的叔叔,来过我家。”
“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吗?”
“不知道,怎么了?”
“他也死了,和你父亲一样的死法。”
陈小强的脸色变了:“什么?怎么会……”
沈默没有继续追问,站起来说:“你先回去休息,有什么需要我们会联系你。你父亲的后事,尽快处理一下。”
陈小强站起来,走到门口,突然回过头来。
“沈警官。”
“嗯?”
“如果……如果凶手是在替我母亲报仇,那我是不是该谢谢他?”
沈默看着他,没有说话。
陈小强走了。
林晓从隔壁房间出来,他刚才一直在看监控。
“沈哥,你觉得是他吗?”
沈默摇摇头:“不太像。他的反应很真实,而且他确实七八年没回来过,我们查了他的行程记录,最近半年没有来过临江。”
“那凶手另有其人?”
“可能。”沈默说,“但陈小强知道的事比他说的多。他说他放弃了调查,但你看他的反应,提到母亲的时候,那种痛苦不是装出来的。他一定知道些什么。”
下午,沈默和林晓驱车前往清河县。
清河县在临江下游,开车两个小时。赵国强的纺织配件厂在县城开发区,规模不大,但看起来效益不错。
厂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奥迪,车牌号是本地牌照。沈默看了看,记下了号码。
他们走进办公楼,在前台说明了来意。前台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从里面走出来。
“我是赵国强。”他说,表情很镇定,“听说你们找我?”
沈默打量着他。赵国强六十出头,保养得很好,头发染得乌黑,肚子微微发福。他穿着考究,手腕上戴着一块看起来很贵的手表。
“赵总,打扰了。”沈默出示了证件,“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赵国强把他们领进办公室,关上门。办公室里装修得很豪华,墙上挂着字画,书架上摆着各种奖杯和证书。
“请坐。”赵国强坐到老板椅上,“什么事?”
“您认识何素芬吗?”
赵国强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放在桌面上的手微微收紧了一下。
“认识。”他说,“以前纺织厂的同事,后来听说出事了。”
“您知道她出什么事了吗?”
“跳楼自杀,厂里都传过。”赵国强说,“都三十年了,怎么突然问这个?”
“最近发生了一些事,和她有关。”沈默说,“您最后一次见何素芬是什么时候?”
赵国强想了想:“她出事之前吧,具体哪天记不清了。我们在一个厂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有人说,您和她关系不一般。”
赵国强的脸色变了:“谁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