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编辑部，电话铃声昼夜不息。

　　杜正道没有停留在单篇报道，而是启动了一场“议题式操作”。

　　报纸开辟了专栏《如何看待星期日工程师》，连续刊登读者来信，将一个个案从“是否受贿”提升至“知识分子能否商品化”、“改革先锋能否受保护”的国策层面。

　　一石激起千层浪。

　　北平、上海等地的科研院校和高校知识分子，纷纷致信报社和单位，结合自身经历声援韩生瑜。

　　四川绵阳某工程师来信：

　　“如果用自己的知识服务四化建设是犯罪，那么七八年全国科学大会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如何体现？”

　　北平一位经济学家来信：

　　脑力劳动报酬也是按劳分配的体现，知识有价值是天经地义……

　　江浙沪、广东、京南省等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的厂长、经理也纷纷来信：

　　没有技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谁来负责？

　　一时间，地方干部纷纷表态，司法系统内部却也分化成几种不同的声音。

　　一方是促进改革派，他们的观点是：此类新型案件，不能机械套用旧法条，司法要保护改革过程中的有益探索……

　　另一方则是严格执法派，他们的观点是：韩生瑜是国家工作人员，其技术是职务延伸，获利即为受贿，功不能抵过……

　　湖北某国营大厂党官员公开声援严格执法派，公然批评星期日工程师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河北某地一机干部来信，措辞很是严厉，“如果允许技术人员满天飞，谁还安心本职工作？”

　　这张印着单位名称的红头信笺，盖章力透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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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意见的交锋很是壮烈，很快，这场源自上海的大讨论席卷全国，影响面之大，波及面之广，不仅出乎报社的意料，也出乎国人们的意料。

　　《光明日报》专栏成为主战场，数百篇读者来信和专家文章不断刊发，就如何看待按劳分配，如何界定知识分子政策，《光明日报》连续组织了很多次现场讨论。

　　编辑部的信件更是用麻袋才能盛下，开始时是每天三袋、五袋，后来，收发室直接把小推车推进编辑部，“杜总编，今天是八袋，全国都有……”

　　总编杜正道情绪高涨，几乎每一封信，他都要亲自过目。

　　这些信件中，江浙沪信件最多，字迹工整，多附带技术图纸。

　　东北信件最短，但有具体案例和数据。

　　中西部信件最长，用十几页纸讲述一个技术难题如何被攻破。

　　最让人动容一封来自监狱的信，一位正在服刑的工程师写道，“韩生瑜同志的信，是不是说明时代变了……”

　　是啊，时代已经变了。

　　不变的还是《光明日报》编辑部内，依旧灯火通明。

　　杜正道依旧站在窗前，看着远方的点点灯火，这个春天，他已经听到了冰层裂开的声音。

　　可是冰层只是裂开了一条缝隙，他需要冰面上有无数条缝隙，这样冰河才能融化，春水才能长流。

　　是啊，现在这么多天了，还只是《光明日报》一家报纸在呐喊，全国那么多报纸都哪儿去了？

　　“总编，大家都在观望，看来不争出个子午卯酉来，没有人愿意掺合进来……”

　　是啊，这场大讨论、大交锋没有媒体报到，就是星期日工程师这个案子也没有媒体敢于涉及。

　　“我们是不是主动联系一下北平的媒体……”年轻的编辑建议道。

　　这把火要烧得更旺，当然要有帝都的媒体参与，当然也要有改革开放前沿广东的参与，徐一珲当时的设想是正确的。

　　可是强扭的瓜不甜，杜正道想了想，走到办公桌前，拿起桌上的电话，“给我接京南省天海日报社，我找徐一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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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的天气，日渐向暖，城市的风都带着温暖的气息。

　　天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薛光年院长正在看着省报关于身份证制度的报道。

　　《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已经颁布，北平、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开始逐步试行身份证制度……

　　可是他却又忍不住拿起那份今天的《光明日报》，今天刊登的来信，级别更高，双方的措辞也更激烈。

　　可是，这个案子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怎么《光明日报》又拿它说事呢？

　　同样，这些日子，检察院的蔡虹副检察长、法院的法官杜经纬、检察员祝天骄……每天都在关注着这场已经席卷的全国大讨论……

　　今天，章立本律师风尘仆仆赶到齐州县法律顾问处的时候，已近中午。

　　“章律师……”

　　看到章立本，沈行很是高兴，他兴冲冲地举着手里的报纸，“你看……”

　　“我，每天都在看……”章立本心里是很遗憾的，《光明日报》展开的大讨论，让他对这个案子又看到曙光。

　　可是，曙光毕竟也只是曙光，现在仍处在黑夜与白昼交替的空当，这个案子却仍没有看到反转的机会。

　　他今天来，本来是想安慰一下这个小伙子，给他打打气也鼓鼓劲，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小伙子这么乐观。

　　他接过叶书华递过的茶杯，这个温婉的姑娘，让他作为师傅，很是满意。

　　“沈行……”他喝口茶水，一时不知从哪说起了。

　　“章律师，我们都下海吧……”沈行笑着把报纸递给章立本。

　　下海？

　　章立本迟疑地接过报纸来。

　　1984年，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

　　“我们都下海吧”，所有的年轻或不太年轻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词汇互相试探和鼓励。

　　新中国成立后共有三次下海经商浪潮，这是第一次，其后两次将发生在 1987年和 1993年。

　　经过将近六年的酝酿和鼓动，“全民经商”热终于降临，当时在北方便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根据《中国青年报》做的一份调查，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

　　“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此时社会的流传语。

　　“怎么，不想当律师了？”章立本严肃地看着这个小伙子。

　　“我很失望……”沈行直言不讳，他突然不说话了，一个漂亮的姑娘正站在门口，也同样关切地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