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北边，还有最后一片麦田。
说“最后”，是因为它周围的土地都已经被征了。东边是工地，打桩机日夜不停地响。西边是物流园，大货车进进出出，卷起漫天尘土。南边是我们住的村子，红砖楼一栋挨着一栋。只有北边这一块，还倔强地绿着，麦子一茬一茬地长，好像外面的世界和它没有关系。
我第一次看见这片麦田，是春天。
麦苗刚返青，矮矮的，贴着地皮，颜色是那种嫩嫩的、几乎透明的绿。风一吹，整片麦田像一块绿色的绸布，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去，一起一伏的，像大地在呼吸。我站在田埂上看了很久，想起小时候在老家，外公带我去麦地拔草。那时候麦子比我还高，我钻进去就看不见人了，外公在外面喊我的名字，我蹲在麦垄里，捂着嘴笑，不答应。
外公走了很多年了。麦田也不在了，老家的地被征了，盖了工厂。
现在这片麦田，让我想起了他。
麦田的主人是个老头，姓陈，七十多岁，黑，瘦，背有点驼。他每天早晨来地里转一圈，拔拔草，看看墒情，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站着。他站着的姿势很特别，两脚分开，双手背在身后，腰微微前倾，像一棵老树。
我第一次和他说话，是一个周末的早晨。
我在田埂上散步，他蹲在地头抽烟。看见我，点了点头。
“这麦子长得真好。”我说。
“还行。”他说，“今年雨水匀。”
“您一个人种？”
“可不。”他吸了口烟，“儿子在城里上班，不回来。老伴走了三年了。”
三年前。我算了一下，那时候我刚来BJ。
“这么大一片地，您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忙不过来也得忙。”他说，“地不能荒。一荒，就再也种不回来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远处的高楼。那些楼就贴着麦田的边，玻璃幕墙反射着太阳光，刺眼。他的目光在那片玻璃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收回来，落在面前的麦子上。
“那些楼，”他指了指远处，“以前都是地。我种过的地。”
他没再说下去。但我听懂了他的意思。
地没了。楼起来了。种地的人老了，快种不动了。而这片麦田，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麦子一天天长高。
从返青到拔节，从抽穗到扬花，从灌浆到蜡熟。每个阶段都不一样。拔节的时候，麦秆蹿得很快，一夜之间能长好几厘米，站在田埂上能听见“咔咔”的声音，像骨头在生长。扬花的时候，麦穗上挂满了细细的、白色的小花，风一吹，花粉飘起来，金黄色的，落在衣服上、头发上、脸上，痒痒的。
我几乎每天都会去麦田走一圈。
不是为了什么，就是想去。走在田埂上，两边是麦子，头顶是天空，远处是高楼。这个画面很奇怪——最古老的和最新的，最慢的和最快的，最矮的和最高的，被放在同一个画面里。它们之间只隔着一条田埂、一道围墙、一个政策。
陈大爷说，这块地本来去年就要征的。
“开发商来谈过，”他说，“给这个数。”他伸出一个巴掌。
“五万？”
“一亩。”他说，“青苗费另算。”
“您没同意？”
他摇了摇头。
“不是钱的事。”他说，“我种了一辈子地了。地没了，我怎么办？”
他没说“地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但我知道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对于种了一辈子地的人来说，土地不只是生产资料，是命。是他每天早上起床的理由，是他晚上睡得着觉的原因，是他和这个世界之间最后的联系。
没了地，他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和那些住在高楼里的老人一样，每天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车来车往，不知道该干什么。
“那您打算怎么办？”我问。
他沉默了很久。
“种一天算一天。”他说，“等真的征了，再说。”
五月底，麦子黄了。
从绿色变成黄色，不是一下子变的，是一点一点变的。先是麦秆的下半截变黄，然后是叶尖，然后是整个麦穗。那种黄不是枯黄，是金黄色的，沉甸甸的，低下头，像在向大地鞠躬。
陈大爷开始准备收割了。
他把放在棚子里的镰刀找出来，一块一块地磨。磨刀石是青色的，用了很多年，中间凹下去一块。他往磨刀石上洒水，然后把镰刀放上去，一下一下地磨，动作很慢，很稳。磨一会儿，用拇指试一下刀刃，又继续磨。
“现在不都用收割机吗？”我说。
“用。”他说，“但地边上的割不到，得用镰刀。”
他磨了六把镰刀，一字排开，放在太阳底下晒。刀刃在阳光下闪着白光，锋利得像能割开时间。
收割那天是周六。
我起了个大早，跑到麦田。收割机已经开进去了，是那种小型的手扶式收割机，突突突地响，冒着黑烟。它在地里来回跑，把麦子割倒，打捆，吐出来。陈大爷跟在后面，把打好的捆搬上车，码整齐。
他看见我，挥了挥手。
“来帮忙？”他喊。
我跳下田埂，搬起一捆麦子。麦芒扎手，刺刺的，痒痒的，胳膊上立刻起了一片红。麦粒从穗子里掉出来，落在脖子里，顺着领口往下滚。
陈大爷看着我的样子，笑了。
“城里人，”他说，“没干过活吧？”
“没。”
“没事，”他说，“干一会儿就习惯了。”
我们从早上干到中午。太阳很毒，晒得后背发烫。汗顺着脸往下淌，滴在干裂的土地上，瞬间就干了。我的胳膊被麦芒扎得通红，手上磨出了水泡，腰酸得直不起来。但我没有停。陈大爷也没停。他七十多了，比我还能干。
中午，我们在田埂上坐下来。
他从兜里掏出一瓶水，递给我。我接过来，灌了一大口。水是温的，被太阳晒的，但喝着很甜。
他从另一个兜里掏出一个馒头，掰成两半，递给我一半。
“就这个，凑合吃。”他说。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馒头是凉的，有点硬，但嚼着很香。
我们并排坐在田埂上，吃着馒头，看着麦田。收割机已经停了，一半的麦子割完了，另一半还站着。割过的地里留下整齐的麦茬，矮矮的，黄黄的，像刚剃过的头发。没割的麦子在风里摇，沉甸甸的麦穗碰在一起，发出沙沙的声音。
远处，高楼在阳光下闪着光。玻璃幕墙反射着太阳，刺眼。那些楼很高，高到挡住了后面的天空。它们站在那里，冷漠地、傲慢地看着这片麦田，看着这个老头，看着这最后的、即将消失的风景。
“那些楼，”陈大爷忽然开口，“里面住着什么人？”
“不知道。”我说，“大概是有钱人吧。”
“有钱人，”他重复了一下这个词，笑了笑，“他们吃麦子吗？”
“吃。”
“那他们知道麦子长什么样吗？”
我没回答。
他低下头，用手搓了一个麦穗。麦粒从穗子里脱落，落在他粗糙的掌心里。他捧着那把麦粒，看了很久。
“这是小麦，”他说，“冬小麦。头年九月种，来年六月收。种的时候要翻地、耙地、播种、镇压。开春要浇水、施肥、除草、打药。灌浆的时候最怕干热风，一吹就瘪了。熟的时候怕下雨，一下雨就发芽了。”
他顿了顿。
“这些，那些人知道吗？”
“不知道。”我说。
“他们只吃。”他说，“只知道好吃不好吃。不知道这粒麦子是怎么来的。”
他把手里的麦粒放进口袋，站起来。
“干活吧。”他说。
我们又干了一个下午。
太阳落山的时候，麦子割完了。陈大爷站在麦茬地里，看着远处的天际线。夕阳把高楼染成了橘红色，玻璃幕墙像着了火。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那些矮矮的麦茬上。
“明年还种吗？”我问。
他沉默了很久。
“不知道。”他说，“看吧。”
他把镰刀收好，拍了拍身上的麦芒和灰尘，往村子的方向走。走了几步，停下来，回过头，看了那片麦田最后一眼。
“走了。”他说。
“嗯。”
他走了。步子很慢，背很驼，影子很长。
我站在麦茬地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
远处，高楼的灯开始亮了。一扇窗，两扇窗，三扇窗，一格一格的，像一个个发光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都有人，都在过着自己的日子。他们不知道这个老头是谁，不知道他种了多久的地，不知道这片麦田曾经在这里，不知道他今天割完了最后一茬麦子。
他们不需要知道。
麦子会被磨成面粉，做成面包、馒头、面条，被送到超市、食堂、餐馆，被那些人买走，吃掉。然后麦子的生命就结束了。没有人会记得它曾经在地里长了九个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棵麦子，从绿色变成黄色，在风里摇，在雨里站，在太阳底下低头。
就像陈大爷。
他在这里种了一辈子的地，然后有一天，地没了，他走了。没有人记得他。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但麦子记得。土地记得。
收割后的麦田，留下一地麦茬。
那些麦茬矮矮的，黄黄的，整整齐齐的，像一排排站着的士兵。它们曾经支撑着沉甸甸的麦穗，现在麦穗被割走了，它们还站在那里，等着被翻进土里，变成下一季的肥料。
陈大爷说，再过几天，他就来翻地。
“翻完地，种玉米。”他说，“玉米长得快，三个月就能收。”
“种完了呢？”
“种完了再说。”他说，“能种一季是一季。”
我站在田埂上，看着这片麦茬。
远处，高楼还在那里。塔吊还在转。工地的打桩机还在响。这座城市还在往外扩张，像一头饥饿的巨兽，吞吃着周围的土地。今天吞掉一块，明天吞掉一块，慢慢吞，慢慢嚼，慢慢消化。
总有一天，它会吞掉这片麦田。
那时候，陈大爷就不用再种了。他可以去养老院，或者去城里和儿子住。他可以在阳台上种花，在公园里散步，在超市里买面粉做的馒头。
但他不会开心的。
因为那不是他的活法。
风吹过来，麦茬发出细细的声音，像很多人在叹气。
我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那些麦茬。扎手。和陈大爷的手一样。
手机震了一下。
是一条消息，朋友发来的：“明天去爬山吗？”
我想了想，打了几个字：“不去了，有事。”
“什么事？”
“帮人收麦子。”
对方发了一个问号。
我没回。把手机收起来，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这片麦田。
明天，陈大爷会来翻地。
翻完地，种玉米。
玉米收完了，也许种冬小麦。
也许不种了。
不知道。
但今天，麦子收了。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