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是从西边开始的。
太阳从高楼的缝隙里往下沉，光线变成橘红色，照在工地的铁皮围挡上，反出一片刺眼的光。天空的颜色一层一层地变——最上面还是蓝的，往下是灰的，再往下是紫的，最下面是那种浓烈的、快要燃烧起来的橘红。云被染成了各种颜色，有的镶着金边，有的烧成了灰烬。
我下班回来，刚好赶上这个时辰。
公交从高速上拐下来，驶入村口的马路。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了平房，从宽阔的八车道变成了坑坑洼洼的两车道，从整齐的行道树变成了乱糟糟的电线杆。每次经过这个拐弯，我都会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是从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BJ”进入了“不是BJ”。
车停了。我下车，站在村口。
对面是一大片工地。围挡上印着效果图——几栋漂亮的高楼，玻璃幕墙，绿化带，喷泉。效果图的角落写着“某某国际花园”，字很大，金色的。围挡里面是另一番景象：裸露的黄土、堆积的钢筋、生锈的塔吊、临时搭建的工棚。工人们还在干活，黄昏不是他们的收工时间，只是光线变了，活儿还得继续。
我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
塔吊的吊臂在夕阳里缓缓转动，像一只巨大的手臂在向谁招手。工地上传来金属撞击的声音，清脆的，一下一下的，像钟声。灰尘在光柱里飞舞，金色的，细细的，像是从天上落下来的金粉。
一个工人从工地的侧门走出来。
他穿着橘黄色的反光背心，头上戴着安全帽，脸上全是灰，只有眼睛周围一圈是白的。他走到路边，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他抽烟的时候，眼睛看着远处的高楼，一动不动。
那座楼很高，玻璃幕墙反射着夕阳的光，像一根金色的柱子。它和这个工地之间，隔着一道围墙。围墙里面是正在建的楼，围墙外面是已经建好的楼。他在围墙里面，建着围墙外面的那些人将要住进去的房子。
他抽完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又走回了工地。
铁门关上了。
村子里的路灯亮了。
不是一下子全亮，而是一盏一盏地亮。先是村口那盏，然后是槐树旁边那盏，然后是小卖部门口那盏，然后是巷子深处那盏。橘黄色的光，一团一团的，把暮色切成一块一块的。
下班的人开始回来了。
他们从公交车上下来，从地铁站方向走过来，从电动车上跳下来。有的拎着公文包，有的背着双肩包，有的手里提着从超市买的菜。他们低着头，脚步很快，像急着回家，又像是急着结束这一天。
一个年轻女人从车上下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西红柿和一把青菜。她的高跟鞋很响，哒哒哒，走在水泥路上，声音传得很远。走到楼下，她停下来，从包里翻钥匙，翻了很久，找到，开门，进去了。
楼上的灯亮了。
一个男人骑电动车回来，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工具箱。他把车停在小卖部门口，进去买了一瓶水，拧开盖子，仰头灌了一大口。水从嘴角溢出来，顺着下巴流进脖子里。他用袖子擦了一下，骑着车走了。电动车的声音渐渐远去，消失在巷子深处。
路边摊开始支起来了。
煎饼摊的海军已经在忙了，但他早上的生意和晚上的不一样。晚上主要是炒面、炒饭、麻辣烫。他在三轮车上架了一个煤气灶，灶上放着一口大铁锅，锅里的油烧得滋滋响。他把鸡蛋磕进锅里，蛋液在油里迅速膨胀，变成一个金黄色的饼，然后用铲子搅散，加入米饭、酱油、葱花，翻炒。香味飘出来，弥漫在暮色里。
炒饭的摊子旁边，是一个卖烤串的。
XJ人，高个子，戴着白色的小圆帽。他的烤架是用铁皮自己焊的，里面烧着木炭，炭火红通通的。他把羊肉串放在架子上，翻动，撒盐，撒孜然，撒辣椒面。油烟升起来，被风吹散，那股香味却留了下来，钻进每个人的鼻子里。
已经有人在排队了。大多是年轻人，刚下班，不想做饭，也不想凑合。一个男孩买了十串羊肉串，用纸包着，边走边吃。他吃得很急，被烫了一下，嘶了一声，但没停。
卖炒面的摊子前坐着一个男人，四十来岁，穿着工装，衣服上有白色的灰浆。他面前放着一盘炒面，用筷子挑起来，吹了吹，送进嘴里，嚼了两下就咽了。他的脸很黑，不是晒的，是灰，嵌在皱纹里的、洗不掉的灰。
他的旁边放着一个塑料杯，里面是散装的白酒，从隔壁小卖部打的。他吃一口面，喝一口酒，吃得很慢，喝得也慢。他的眼睛看着远处，看着那些高楼亮起来的灯，看着这个他正在建设的、但永远不属于他的城市。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
他也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们并排坐着，吃着各自的东西。
“今天收工早？”我问。
“嗯。”他说，“明天没活儿，等着结钱。”
“结了就回家？”
“回。”他说，“一年没回去了。”
他把杯子里最后一口酒喝完，站起来。
“走了。”他说。
“慢走。”
他走了，步子很重，鞋底磨得厉害，走路有点拖。他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和那些下班的人群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城市的天际线在暮色里变成了一排剪影。
高楼，塔吊，烟囱，电线塔，一个一个的，像剪出来的纸片贴在橙红色的天空上。有些楼已经亮灯了，一格一格的，像一个个发光的抽屉。有些楼还是黑的，等着晚归的人去点亮。
村子的方向，炊烟升起来了。
不是每家每户都烧柴，但总有人用老式的炉子烧水、炖汤。烟从烟囱里冒出来，细细的，灰白色的，在暮色里慢慢散开。空气里多了一股烧柴的气味，和炒面的油烟味、烤串的孜然味、工地的尘土味混在一起，拧成一股看不见的绳子，把这个黄昏绑得结结实实。
我沿着村口的路走了一圈。
工地里的灯也亮了，不是路灯那种暖黄色，而是白炽灯那种刺眼的、惨白的颜色。灯挂在高处，把工地照得像一个手术台。工人们还在干活，影子被拉得很长，在地上移动，像一群正在搬运食物的蚂蚁。
打桩机的声音停了。电锯的声音停了。只剩下敲敲打打的声音，零零碎碎的，像一首快要结束的曲子。
一个年轻工人从工棚里走出来，蹲在路边，掏出手机。手机的蓝光照亮了他的脸。他在打电话，声音很低，听不清说什么。但他的表情能看出来——笑着，很温柔的笑，和白天在工地上那种木然的表情完全不同。
“嗯……吃了……你吃了没……孩子睡了？”
断断续续的句子飘过来。他在和老婆打电话。手机那头，是一个他在遥远的、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家。也许在四川，也许在河南，也许在安徽。他在这个工地上干了几个月，或者几年，每天晚上这个时候，蹲在路边，给家里打电话。
“过年回去……票还没买……到时候看吧……”
他说完，挂了电话。把手机揣回兜里，蹲在那里，没有站起来。他低着头，看着地面，很久。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裤子的灰，走回了工棚。
门关上了。
工地旁边有一排工棚，是那种活动板房，蓝色的铁皮屋顶，窗户很小。灯亮着，透过脏兮兮的玻璃，能看见里面的人在走动。有人在洗漱，有人在吃饭，有人躺在床上看手机。板房外面拉了一根绳子，上面晾着衣服，工装、内裤、袜子，在风里飘。
我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
板房里的灯灭了。不是全部，是一间一间的灭。十点，工地的熄灯时间。他们明天还要早起，六点上工，天黑收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
我转身往回走。
经过小卖部的时候，周姐还在。她坐在柜台后面，看着手机，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看见我，点了点头。
“还没关？”我问。
“还早。”她说。
我想起那个蹲在路边打电话的工人。他打电话的时候，脸上的那种笑。和现在周姐脸上的表情，不一样。
也许他的老婆也在等他回去。也许周姐的老公，也在另一个城市的工地上，蹲在路边，给家里打电话。
每个人都在等。等下班，等周末，等过年，等回家。
手机震了一下。
是一条消息，我妈发来的：“吃饭了吗？”
我打了几个字：“吃了，你们呢？”
“吃了。你爸在看电视。”
我站在路灯下，看着这条消息。橘黄色的光照在手机屏幕上，把那些字也染成了黄色。
“天冷了，多穿点。”我妈又说。
“知道了。”
“早点睡。”
“好。”
我把手机收起来，站在路灯下，没有走。
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工地上的尘土味和路边摊的油烟味。村子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但不是全灭。总有人还亮着——周姐的小卖部，工地门口的灯，槐树下的路灯。
那些光，在黑暗里，像一个个不愿意睡去的人。
我继续走。
经过槐树，赵大爷不在。经过垃圾站，流浪汉的纸板已经铺好了。经过快递小哥的车库，灯还亮着，他还在分拣包裹。
经过那扇朝北的窗户——我的窗户。
灯没开。
我站了一会儿，然后上楼，开门，开灯。
房间很小，但灯亮了，就有了人的气息。
窗外，对面的楼还有几盏灯亮着。老太太的灯灭了，年轻人的灯还亮着。那对夫妻的窗帘拉着，灯光从缝隙里漏出来。
我站在窗前，看着那些灯。
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他们和我一样，在这个六环边上的村子里，在城乡结合部的黄昏里，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回到了自己的角落。
有的人在吃饭，有的人在看电视，有的人在打电话，有的人过生活。
都在活着。
我拉上窗帘，躺到床上。
窗外的声音还在——远处的狗叫，偶尔的车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嗡鸣，像这座城市的呼吸。
我闭上眼睛。
明天，黄昏还会来。
工地的灯还会亮，路边摊还会支起来，下班的人还会涌回来。
我会在这个时间，从公交车上下来，站在村口，看着这一切。
看着那些正在建设的高楼，和那些住在简陋工棚里的人。
看着那些从城里回来的疲惫的脸，和那些在路边摊前短暂放松的身体。
看着这个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的地方，在这个时辰，呈现出它最真实的样子。
不是白天的那种嘈杂，也不是深夜的那种寂静。
而是一种过渡。一种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摇摇晃晃的过渡。
就像我。
在这个村子和这座城市之间，在故乡和他乡之间，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
摇摇晃晃地，活着。
手机又亮了一下。
是一条消息，朋友发来的：“睡了吗？”
我回：“还没。”
“周末聚餐，你来不来？”
“来。”
发送。
把手机放在枕边，翻了个身。
窗帘没拉严实，路灯的光从缝隙里漏进来，细细的一条，落在天花板上。
我盯着那道光，直到它模糊了，散了，变成一片黑暗。
睡了。
明天，还是同一条路，同一班车，同一个黄昏。
但也许，会有点不一样。
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