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有一棵大槐树。

　　没人说得清它多少岁了。房东说，他小时候它就在这，他父亲小时候它也在。树干粗得要两个人合抱，树皮裂成一块一块的，像老人的手背。树冠铺开，夏天的时候能遮住半条路，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金。

　　树下放着几块石头，被人坐得光滑发亮。天气好的时候，总有老人坐在那里，一坐就是一下午。他们不怎么说话，就是坐着，看着路过的车、走过的人、被风吹落的叶子。偶尔有人开口，说一句“今年雨水少”或者“老张家的儿子回来了”，然后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我搬来之后，每次经过那棵槐树，都会放慢脚步。不是因为别的，就是觉得那棵树很安静，安静得让人想停下来。

　　第一次和树下的老人说话，是一个秋天的下午。

　　我下班回来，看见一个老头坐在石头上，面前摆着一盘象棋，自己跟自己下。他左手走一步，右手走一步，走得认真，嘴里还嘟囔着什么。

　　“大爷，自己跟自己下啊？”我停下来问。

　　他抬头看我，眼睛有点浑浊，但很亮：“自己跟自己下才有意思。你知道对方的招，对方也知道你的招，看你怎么赢自己。”

　　我没听懂，但觉得有道理。

　　“来一盘？”他指了指对面的石头。

　　我坐下来。他重新摆棋，动作很慢，每颗棋子都要在手里摩挲一下才放下。他的手指关节很大，指甲发黄，有几个指甲盖是黑的，大概是以前被砸过。

　　“你是新搬来的吧？”他问。

　　“来了一年了。”

　　“哦，那你见过老孙头吗？”

　　“谁？”

　　“坐这儿的，以前。”他用手指了指旁边那块石头，“走了，上个月。”

　　走了。我知道这个说法。在村子里，说一个人“走了”，不是说他离开了，而是说他死了。人们不太说“死”这个字，觉得不吉利，或者觉得太直接，就用“走了”“没了”“不在了”代替。好像这样说，那个人就真的只是去了某个地方，还会回来。

　　“他以前天天坐这儿，”老头说，“我们俩下棋。他棋臭，还爱悔，悔了还不认。我说他，他就笑，笑得跟个孩子似的。”

　　他顿了顿，眼睛看着远处，像是在看一个不在那里的人。

　　“走了也好，他身体不行了，在床上躺了半年，遭罪。”

　　他说完，走了一步炮，然后沉默了。

　　我们下了一盘棋。我输了。不是让我的，是真的输了。最后他把我将死的时候，笑了一下，露出一颗缺了的牙。

　　“年轻人，棋还得练。”

　　“大爷，您高寿？”

　　“八十了。”

　　“身体还好？”

　　“还行，就是晚上睡不着。”他收起棋子，一颗一颗放回盒子里，“人老了，觉少。半夜醒来，翻来覆去，想些有的没的。”

　　“想什么？”

　　他没回答，把棋盒盖上，站起来。起身的动作很慢，手撑着膝盖，腰一节一节地直起来。

　　“明天再来？”他问。

　　“好。”

　　他走了，步子很小，一步一步的，像在丈量剩下的路。

　　那之后，我经常去找他下棋。

　　他姓赵，以前是村里的会计，退休几十年了。老伴走了八年，儿女在城里，一年回来一两次。他一个人住在村东头的老房子里，四间房，空了三间。

　　“房子大了，住着空。”他说，“以前你阿姨在的时候，嫌房子小，现在大了，又觉得太大了。”

　　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平淡的语气，像在说一件和他无关的事。但我知道，那些事都在他心里，只是他不想拿出来。

　　有一次，下完棋，天快黑了。他忽然开口，说了一件我从没听他说过的事。

　　“你阿姨年轻的时候，好看。”他说，眼睛看着远处，“村里最好看的姑娘。我追她的时候，多少人跟我抢。”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某种东西——不是得意，也不是怀念，而是一种更深的、更柔软的东西。像是一块被压在很多年下面的布，抽出来的时候，还带着当年的颜色。

　　“我们结婚那天，她穿了一件红棉袄，站在那棵槐树下面等我。”他指了指那棵树，“我就站在这儿，看着她走过来。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用手拢了一下，那个动作，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他停下来，沉默了很久。夕阳照在他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很深。

　　“后来呢？”我问。

　　“后来就过日子呗。”他说，“吵架，和好，生孩子，养孩子。日子一天一天过，快得很，一眨眼，人就没了。”

　　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裤子的布料。那个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抚摸什么东西。

　　“她走的那天，我拉着她的手。她的手已经没什么力气了，但还捏了我一下。”他的声音有点抖，“我就知道，她在跟我说，别难过。”

　　他没再说下去。

　　我坐在他对面，不知道该说什么。天完全黑了，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照在他的白发上，照在那盘没有下完的棋上。

　　后来我走了。走出几步，回头看他，他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那棵槐树一样。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被一阵唢呐声吵醒。

　　那声音尖利、刺耳，在清晨的空气里撕裂开来，听得人心里发紧。我推开窗往外看，一支送葬的队伍正从村口经过。最前面的人撒着纸钱，白色的纸片在空中飘散，落在路上、落在树上、落在围观的人身上。然后是棺材，黑色的，被几个人抬着，走得很慢。棺材后面跟着亲属，披麻戴孝，低着头，有人在哭，有人没哭。

　　队伍经过那棵大槐树的时候，停了一下。

　　我站在窗前，看着那棵槐树。树下的石头上，赵大爷不在。我想起他说的话——“老孙头走了”“你阿姨走了”“走了也好”。

　　又一个人，从这棵树下走过了。

　　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回来。

　　中午下楼，经过槐树的时候，看见赵大爷坐在那里。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们并排坐着，看着路过的车、走过的人、被风吹落的叶子。

　　过了很久，他说：“是老刘家的媳妇。”

　　“什么？”

　　“今天走的那个。”他说，“乳腺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才四十多岁。”

　　四十多岁。比我还大十几岁。

　　“孩子还在上初中。”他说，“昨天我看见那孩子，站在路边，一个人，也不哭，就是站着。”

　　他又沉默了。

　　风吹过来，槐树的叶子哗哗地响。有几片黄叶落下来，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没有拂掉。

　　“这棵树啊，”他忽然说，“见过太多人了。”

　　“怎么说？”

　　“我小时候，这棵树就在了。那时候村里办喜事，新娘子的轿子从树下过，新郎在树下等。办丧事，棺材也从树下过，亲人在树下哭。有人出生，有人去世，有人嫁进来，有人嫁出去。这棵树都看见了。”

　　他抬起头，看着树冠。阳光透过叶子，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它不说话，但它什么都记得。”

　　那天下午，有几个孩子在槐树下捉迷藏。

　　一个男孩当鬼，趴在树干上数数，其他孩子四散跑开。一个女孩躲到树后面，捂住嘴，忍着笑。男孩数到十，转身去找，故意往相反的方向走，女孩从他背后溜出来，拍了他一下，大叫一声“抓到了”，两个孩子笑成一团。

　　赵大爷看着他们，嘴角微微翘起来。

　　“你阿姨小时候也在这棵树底下玩。”他说，“我们那时候玩的是丢沙包、跳房子。她跳房子的时候，辫子甩来甩去，好看得很。”

　　他顿了顿，又说：“我那时候不敢跟她说话。看见她就脸红。”

　　“后来怎么追到的？”

　　“写信。”他说，“写了半年，托人递给她。她一直没回，我以为没戏了。后来有一天，她在我家门口放了一双鞋垫，绣的鸳鸯。我就知道了。”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那种亮不是灯光的亮，是回忆的亮，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泛上来的。

　　“那双鞋垫，我穿了十几年，穿破了，没舍得扔。你阿姨走了之后，我把它放在她枕头底下。”

　　我想问那双鞋垫还在不在，但没问。有些东西，不用问，知道它在那里就行了。

　　太阳落山了。

　　孩子们被各自的家长叫回去吃饭，槐树下又安静下来。赵大爷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说：“走了，明天见。”

　　“明天见。”

　　他走了，步子很小，很慢，一步一步的，消失在那条巷子里。

　　我坐在石头上，看着那棵槐树。

　　树干上刻着字，歪歪扭扭的——“王小明到此一游”“李芳芳是个大笨蛋”“2015年6月1日”。有些字已经被树皮长回去盖住了，只露出一点笔画。树根从土里拱出来，被无数人踩过，磨得光滑。树冠在头顶展开，枝叶茂密，在暮色里变成一团深深的黑绿。

　　这棵树见过多少人？见过多少场婚礼、多少场葬礼、多少孩子长大、多少老人离开？它见过这个村子从庄稼地变成楼房，见过土路变成水泥路，见过自行车变成电动车，见过年轻人出去、回来、又出去。

　　它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

　　我想起赵大爷说的那句话——“它不说话，但它什么都记得。”

　　也许这就是树的意义。不是遮阴，不是结果，不是做木材。是记得。

　　替那些走了的人，记得。

　　手机震了一下。

　　是今晚约的那个女孩：“我到了。”

　　我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那棵槐树。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树干上，那些刻着的字变得更加清晰。我伸手摸了一下树皮，粗糙的，温热的，像一个老人的手。

　　转身，往村口走去。

　　背后，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

　　像是在说再见。

　　也像是在说，我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