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点，村里的路灯还亮着，但路上已经没什么人了。

　　我躺在床上，刷了半小时手机，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房间传来水龙头的声音，合租的那个女孩在洗漱。她叫小杨，在望京做运营，每天比我出门还早，回来还晚。我们共用同一个卫生间，早上经常撞见。她穿着睡衣，头发湿漉漉的，脸上贴着面膜，侧身让我先过。浴室里留着她的洗发水味，甜的，像是某种水果。

　　有时候深夜，我会听见她房间里有说话声，低低的，断断续续，像是在打电话。偶尔笑声，偶尔沉默。有一次我起来上厕所，经过她门口，听见她在哭，压抑着，不敢出声的那种。我站了两秒，不知道该不该敲门，最后还是走开了。

　　第二天早上在卫生间碰见，她眼睛有点肿，但化了妆，看不出来。她冲我笑了一下，说“早”。我也说“早”。谁都没提昨晚的事。

　　这就是合租的规矩——靠得近，但不能太近；看得见，但不能问。

　　楼下传来电动车的声响。我翻身下床，走到窗前往下看。

　　是快递小哥回来了。

　　他住在一楼的车库里，把电动车推进去，人就消失在门后面。我见过他几次，二十七八岁，个子不高，皮肤晒得很黑。他的快递车上装满了包裹，早出晚归，有时候晚上九点多还在村里穿梭。他的手机永远在响——“您有新的订单”“客户取消了取件”“超时了超时了”——他一边骑车一边看手机，单手扶把，在村里的窄路上拐来拐去。

　　有一次我的快递到了，他打电话让我下楼取。我下去的时候，他正蹲在车旁边吃面包，干啃，没喝水。看见我，他站起来，从车厢里翻出我的包裹，递过来。

　　“吃饭了吗？”我问。

　　“吃了。”他说，面包屑还挂在嘴角。

　　我没拆穿他，说了谢谢，上楼拿了一瓶水下来给他。他愣了一下，接过去，拧开盖子灌了一大口，喉结上下滚动。

　　“谢了啊。”他说，露出一个笑，牙齿很白。

　　“你哪儿的？”

　　“山西。”

　　“多久回一次家？”

　　他想了想：“过年吧。去年没回，今年看情况。”

　　他没说为什么不回。但我大概能猜到——来回的路费，回去要给老人孩子的钱，还有那几天不送货的损失。对很多人来说，回家是一件奢侈的事，不是买不起票，是回不起。

　　后来我偶尔在村里碰见他，他会点点头，叫一声“哥”。我应一声，各自走开。我们之间隔着什么，说不清，但都知道。

　　凌晨一点，我被一阵声音吵醒。

　　是隔壁，小杨的房间。

　　不是说话声，是另一种声音。很轻，很压抑，但在这个安静的夜里，隔着一堵墙，还是听得清清楚楚。床板的吱呀，呼吸的急促，还有那种刻意压低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声音。

　　我躺在那，盯着天花板。

　　不是第一次了。有时候是她的房间，有时候是对面那对情侣的房间。这个村子里住着的，大多是年轻人，身体还好，欲望还在。白天在写字楼里西装革履，晚上回到出租屋，脱了衣服，和另一个同样孤独的身体纠缠在一起。没有什么爱情不爱情，就是需要。需要温度，需要触碰，需要证明自己还活着。

　　我想起上周在社交软件上约的那个女孩。她住隔壁村，开车过来，在楼下停了车，我下去接她。她穿着一件宽松的卫衣，头发散着，看不清脸。上楼，进门，没开灯。黑暗中我们谁都没说话，像两个执行程序的机器。事后她躺在我旁边，刷了半小时手机，然后起来穿衣服。

　　“走了？”我问。

　　“嗯，明天还要上班。”

　　门关上了。我躺在床上，闻着枕头上残留的洗发水味，不是她的，是上一个的，上上一个的。分不清了。

　　隔壁的声音停了。

　　水龙头响了，然后是拖鞋踩在地上的啪嗒声。过了一会，小杨房间的门开了，有人走出来，脚步声很轻，经过我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然后又走了。大门关上的声音。

　　他没留下来。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

　　早上六点，闹钟响了。

　　出门的时候，在楼道里碰见小杨。她已经化好妆，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头发扎起来了，看起来精神得很。昨晚的事，像没发生过一样。

　　“早。”她说。

　　“早。”

　　她走在我前面，高跟鞋敲在水泥楼梯上，哒哒哒，节奏很快。到楼下，她往公交站的方向走，我往早点摊的方向走。我们分开了。

　　早点摊前已经排了人。煎饼摊的海军正在忙，看见我，点了点头。豆浆西施还在，她的嗓子还没好，说话沙沙的。

　　我在折叠桌旁坐下，要了一碗豆腐脑。

　　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二十七八岁，穿着格子衬衫，眼镜片很厚。他面前放着一碗豆浆和两根油条，但他没在吃，低着头看手机。我瞥了一眼，是招聘软件，他在刷职位。页面上显示“已投递98份”，没有新消息。

　　他叹了口气，把手机扣在桌上，拿起油条咬了一口。

　　“找工作呢？”我问。

　　他抬头看我，眼睛里全是血丝：“嗯，公司裁员了。”

　　“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赔偿金刚够还三个月的房租。”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别人的事，“现在每天投简历，面了几家，都没下文。”

　　“以前做什么的？”

　　“UI设计。在望京。”他指了指远处的方向，好像望京就在村子隔壁似的，“公司在酒仙桥，每天通勤三个多小时。干了两年，天天加班，最后还是被裁了。”

　　“没想过回老家？”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回去能干嘛？老家没有互联网公司。而且……”他顿了一下，“不想让爸妈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

　　这句话戳了我一下。

　　不想让爸妈看见。不是不想家，是不敢回家。怕他们问工作怎么样、有没有对象、存了多少钱。怕他们看见自己住在这个六环边上的村子里，和别人合租一间卧室，每天挤公交上班，月底算着钱花。怕他们担心，更怕他们不担心——因为不担心就意味着，他们老了，老到已经管不了你了。

　　“会好的。”我说。

　　他笑了一下，那种笑没有任何笑意：“嗯，会好的。”

　　他没吃完那根油条，站起来走了。豆浆还剩半碗。

　　我看着他走远的背影，背有点驼，格子衬衫皱巴巴的，塞在裤子里，一半跑出来了也没注意到。

　　手机震了一下。

　　我妈发来的微信：“最近怎么样？天冷了多穿点。”

　　我打了几个字：“挺好的，别担心。”

　　发完又觉得太敷衍，加了一句：“你们呢？身体好吗？”

　　我妈秒回：“都好，别挂念。你爸最近血压有点高，不过吃药控制着呢。”

　　我盯着“血压有点高”四个字，心里沉了一下。想打电话过去问问，看了一眼时间，七点二十，他们应该刚起床，在吃早饭。算了，晚点再打。

　　把手机揣回兜里，喝完最后一口豆腐脑。

　　今天周三。一周的中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公交来了。我上车，刷卡，找了个位置坐下。车里很挤，都是去地铁站换乘的人。大家挨得很近，但谁也不看谁，每个人都低着头看手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一个女孩站在我旁边，拉着吊环，书包很重，压得她肩膀歪向一边。她大概二十三四岁，脸上还有痘印，嘴唇干裂了，没涂口红。她的手机屏幕亮着，是一个聊天界面。对方发了一个表情包，她回了一个“嗯”。

　　她盯着那个“嗯”看了很久，然后把聊天记录往上翻。我瞥了一眼，是她和一个人的对话，每天都有，但越来越短。从几十条，到十几条，到几条，到现在只剩下表情包和“嗯”“哦”“睡了”。

　　这就是异地恋最后的形状。

　　不是吵架，不是背叛，就是慢慢地、慢慢地，没什么话可说了。你还是会在睡前发一句“晚安”，对方也会回一句“晚安”，但你知道，这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晚安”了。

　　车到站了。

　　我下车，换乘地铁。十三号线，往西直门方向。

　　车厢里更挤了，人被夹在中间，动弹不得。我面前站着一个男人，三十出头，穿着一身不合身的西装，领带系得很紧。他闭着眼睛，随着车厢摇晃，像是睡着了。他的手上有一道疤，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已经发白了，是很久的旧伤。

　　他在做什么梦？不知道。

　　但我知道，这节车厢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从某个地方来的，都要去某个地方。他们住在六环边上的村子里、合租屋里、车库里，每天早上像潮水一样涌进这座城市，晚上再涌出去。他们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伤口，但在这一刻，在拥挤的地铁里，他们只是一个个模糊的、没有面孔的影子。

　　我也是其中之一。

　　手机又震了。

　　是昨晚那个女孩。上次已读不回之后，我以为就这样了。她发来一条消息：“今晚有空吗？”

　　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

　　“有。”

　　“老地方？”

　　“嗯。”

　　我把手机收起来，靠着车厢壁，闭上眼睛。

　　列车在隧道里穿行，轰隆轰隆的声音灌满耳朵。身边挤着的人，体温透过衣服传过来，陌生的、温热的、活人的温度。

　　我忽然想起老太太说的那句话：“种菜跟养孩子一样。”

　　但我觉得，活着也跟种菜一样。你种下去，你浇水，你等待，你不知道会不会有收成，但你还是得种。因为不种，就什么都没有。

　　不管是种西红柿，还是种自己。

　　列车到站了。门开了，我被人流推着往前走，走进这座巨大的、冰冷的、谁也不认识谁的城市。

　　今晚，会有一个人等我。

　　不是爱人，不是伴侣，只是一个同样孤独的、需要温度的陌生人。

　　但至少，有个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