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应该是更早的事了。

　　我记得那一年我大概七八岁，张弦比我小两岁，五六岁的样子。张雅更小，扎着两个小揪揪，走路还有点不稳当，跑起来的时候两只手会举起来保持平衡。

　　那是他们第一次来新加坡。

　　不是来度假的。是他们爸妈要跑生意，他妈王璠要出去巡演和讲课，两个孩子没人带，就送到了我们家。

　　我妈提前两天就开始准备了。

　　她把客房收拾出来，换了新的床单和被套。床单是浅蓝色的，上面印着小鲸鱼的图案——她说小孩子会喜欢这个。她在床头柜上放了一盏小夜灯，灯罩是月亮形状的，插上电之后会发出暖黄色的光。她在窗台上摆了一盆绿萝，浇了水，把黄叶子一片一片地摘掉。

　　“妈，你至于吗？”我站在客房门口，看着她蹲在地上调整床单的角度，把边角塞得整整齐齐。

　　“至于。”她头也不抬，“你舅舅家的孩子，第一次来我们家住，当然要收拾好。”

　　“他们又不是外人。”

　　“就是因为不是外人，才更要收拾好。”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转过身看我，“你记住，他们是客人，也是家人。客人要招待好，家人要照顾好。这两件事不矛盾。”

　　我不太懂她的意思，但我点了点头。

　　他们到的那天是个星期六。

　　我爸开车去接的，我妈在家里做饭。她做了莲藕排骨汤、清蒸鲈鱼、蒜蓉菜心、还有一碟她自己腌的酸辣萝卜。她说不知道小孩子喜不喜欢吃辣，所以酸辣萝卜放在桌子最远的那一边，够不着就算了。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在客厅里画画。画的是我们家窗外的那棵凤凰木，花开得正红，我用的是新买的那盒水彩，颜色很鲜艳。

　　我妈从厨房跑出来，围裙还没解，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就去开门。

　　门开了。

　　张弦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白色的小衬衫，衬衫的下摆塞进浅蓝色的短裤里，脚上是一双干干净净的白色运动鞋。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分了一条线在左边，像是用梳子一点一点分出来的。他手里提着一个小行李箱，箱子的颜色是深蓝色的，上面贴着一张贴纸，贴纸上画着一只卡通恐龙。

　　他站得很直。背挺得笔直，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像是被人教过很多次“站要有站相”。

　　他的身后站着张雅。她穿着一件粉色的连衣裙，裙摆上有一圈白色的蕾丝花边，头发扎成两个小揪揪——跟我在槟城海边看到的一模一样。她手里抱着一个毛绒兔子，兔子的耳朵很长，拖到了她的膝盖位置。她的下巴搁在兔子的头顶上，露出一双大大的眼睛，看着我家的玄关，看着我妈妈，看着我。

　　“舅妈好。”张弦说。

　　声音不大不小，刚刚好。语速不快不慢，刚刚好。像是排练过的。

　　我妈蹲下来，跟他平视。

　　“路上累不累？”

　　“不累。”

　　“饿不饿？舅妈做了饭。”

　　“不饿。”他说完，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谢谢舅妈。”

　　我妈笑了。她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他的头发很软，被摸的时候头微微低了一下，但没有躲。

　　“小雅呢？饿不饿？”

　　张雅把脸从兔子的耳朵后面露出来。

　　“饿。”她说，声音小小的，像蚊子叫。

　　“那进来吃饭。”我妈站起来，一手牵一个，把他们领进客厅。

　　张弦走过我身边的时候，看了我一眼。

　　“哥。”他叫我。

　　“嗯。”我说。

　　他看了我手里的画笔一眼，又看了我面前的画纸一眼。

　　“你画的是凤凰木。”

　　“你怎么知道？”

　　“我见过。槟城也有。”他说，“你画得很好看。”

　　这是张弦第一次夸我。

　　后来我才知道，他夸人的次数屈指可数。他是一个不太会把赞美说出口的人，能从他嘴里听到一句“好看”或者“不错”，比让阿豪闭嘴还难。

　　但那一天，他说了。

　　“你画得很好看。”

　　我妈在厨房里张罗着端菜，我爸坐在餐桌的主位上，翻着当天的报纸。他翻报纸的动作很轻，一页一页的，不会发出很大的声响。但他会时不时地从报纸上方看一眼——看张弦，看张雅，看我妈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看我在画纸上涂涂抹抹。

　　他什么都没说。但他把报纸折起来的时候，把原本放在桌子中央的那碟酸辣萝卜移到了角落。不是拿走，只是移到了远一点的地方——小孩子够不到的地方。

　　张弦坐在餐桌前，腰挺得很直。他面前的碗筷摆得整整齐齐，筷子放在碗的右边，筷尖朝里，跟他自己家里教的一模一样。他夹菜的时候不会在盘子里翻来翻去，看准了哪块就夹哪块，夹完了就把筷子放回筷架上，不会一直握在手里。

　　我妈给他夹了一块鱼肉，放在碗里。

　　“谢谢舅妈。”

　　“多吃点。你太瘦了。”

　　“我不瘦。”他说，“我每天都有锻炼。”

　　“锻炼什么？”

　　“跑步。俯卧撑。还有防身术。”

　　“谁教你的？”

　　“哈肯老师。”他说完，看了我一眼。

　　我妈也看了我一眼。

　　“小引也跟哈肯老师学过。”她说，“你们俩一起学的？”

　　“嗯。”张弦说，“他比我大，但做得没我好。”

　　我正喝汤，差点呛出来。

　　“你放屁。”我说。

　　“我没放屁。”他面不改色，“上次练防身术，你从背后抓我，我三秒钟就挣脱了。你从背后抓我哥，他用了五秒。”

　　“你哥是谁？”

　　“我亲哥。张明远。”

　　“你还有亲哥？”

　　“有。他比我大很多。他不在槟城，他在——”他停了一下，想了想，“他在很远的地方。妈妈说他在做很重要的事。”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他低头吃饭，夹了一块排骨，放在嘴里慢慢地嚼。

　　张雅坐在他旁边，吃得满嘴都是饭粒。她的筷子用得不太熟练，夹不住滑溜溜的菜心，夹起来就掉，夹起来就掉，掉了三次之后她干脆用手抓了。

　　“张雅。”张弦叫她的名字，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

　　张雅的手停在半空中，手指上还捏着一根菜心。

　　“用筷子。”

　　“可是我夹不住——”

　　“夹不住就慢慢夹。”他说，“不能用手。”

　　张雅瘪了瘪嘴，把菜心放回盘子里，重新拿起筷子。她的手指握筷子的姿势不太对，中指和无名指挤在一起，使不上劲。她试了两次，还是夹不住。

　　我看不下去了，伸出筷子帮她夹了一根菜心，放在她碗里。

　　“谢谢哥哥。”她说，声音甜甜的。

　　张弦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但我注意到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翘起来，是抿得更紧了一点。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是觉得我太惯着他妹妹了。也许是觉得——

　　算了。我不知道。

　　吃完饭之后，我妈带着张弦和张雅去客房。我站在门口看。

　　张雅一进房间就看到了床单上的小鲸鱼图案，她“哇”了一声，把毛绒兔子往床上一扔，整个人扑了上去，脸埋在鲸鱼堆里，两条腿在床尾晃来晃去。

　　“舅妈，这个床好软！”

　　“喜欢吗？”

　　“喜欢！”她从床上翻过身来，仰面朝天，两只手张开，像在做一个雪天使。“比家里的还软！”

　　“那你就多住几天。”我妈笑着说。

　　张弦站在床边，没有扑上去。他把小行李箱放在地上，拉开拉链，把里面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叠好，放在柜子里。他的动作很熟练，不像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先拿大的，再拿小的，最上面放的是那件白色的小衬衫，领口朝上，叠得方方正正。

　　他从箱子底翻出一个小盒子，正方形的，红色的，上面系着一根金色的丝带。

　　他拿着盒子走到我妈面前。

　　“舅妈，这是妈妈让我带给你的。”

　　我妈接过来，解开丝带，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枚银色的音符发卡。很简单的款式，一个四分音符的形状，表面磨砂的，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你妈还是老样子。”我妈说，声音有点哑。

　　“妈妈说，谢谢舅妈以前照顾她。她说她在新加坡的时候，舅妈对她最好。”

　　我妈把发卡别在头发上，侧过头给张弦看。

　　“好看吗？”

　　“好看。”张弦说。

　　这是他第二次夸人。

　　张雅从床上跳下来，跑到我妈面前，仰着头看那枚发卡。

　　“舅妈好漂亮！”她说，声音比张弦大了三倍。

　　我妈笑了，弯腰把她抱起来。张雅搂住我妈的脖子，把脸埋在她的肩膀上，像一只挂在树枝上的小考拉。

　　“舅妈，你做的饭好好吃。”

　　“那你多吃点。”

　　“我吃了好多。哥哥也吃了好多。他平时在家里吃得很少的，妈妈说他是小猫胃口。”

　　“张雅。”张弦的声音又来了。

　　张雅吐了吐舌头，把脸埋得更深了。

　　那天晚上，我爸破天荒地没有去书房。

　　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看的是新闻频道，声音开得很小。张弦坐在沙发的另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腰挺得很直，也在看新闻。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看新闻。

　　我坐在旁边画画，时不时看他一眼。他的表情很认真，眼睛盯着屏幕，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努力理解那些他根本不可能理解的事情——通货膨胀、地缘政治、能源危机。

　　“你看得懂吗？”我问。

　　“看不懂。”他说。

　　“那你看什么？”

　　“陪叔叔看。”

　　他说得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我爸在报纸后面看了他一眼。就一眼。然后他把报纸翻到下一页，翻页的声音比平时轻了很多。

　　张雅早就睡了。她抱着那只毛绒兔子，窝在客房的床上，我妈给她盖了被子，开了那盏月亮形状的小夜灯。她睡着的时候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很轻，睫毛很长，在灯光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我妈从客房出来，轻轻关上门。

　　“睡了？”

　　“睡了。”她说，“小雅睡得快，小弦呢？”

　　“在客厅。”

　　我妈走到客厅，看到张弦坐在沙发上看新闻，愣了一下。

　　“小弦，你不困吗？”

　　“不困。”

　　“要不要洗个澡睡觉？”

　　“我等一下再睡。”

　　我妈看了我爸一眼。我爸把报纸放下，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让他看吧。”他说，“累了自然会睡。”

　　我妈没再说什么。她去厨房热了两杯牛奶，一杯给我，一杯放在张弦面前。

　　“喝点牛奶。”

　　“谢谢舅妈。”

　　他双手捧着杯子，小口小口地喝。牛奶在他的上唇留下一圈白色的痕迹，他没有发现。

　　我想提醒他，但没有说。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样子——嘴角一圈白、坐在沙发上认认真真地看新闻、两条腿悬在半空中够不着地面的样子——是我见过的、他最好看的样子。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是降头。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体里会被人放进什么东西。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活不过二十五岁”这句话会像一根钉子一样钉在他的命运里。

　　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小男孩。一个穿着白色小衬衫、梳着三七分、会叠衣服、会说“谢谢舅妈”、会陪叔叔看电视的小男孩。

　　他坐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捧着牛奶杯，嘴角一圈白，眼睛看着电视里那些他看不懂的新闻。

　　我坐在他旁边，手里握着画笔，画纸上是那棵凤凰木。

　　客厅里只有电视的声音，很小的那种。

　　我爸在报纸后面。

　　我妈在厨房里洗碗。

　　一切都很安静。

　　一切都很正常。

　　一切都很安全。

　　我不知道那个夏天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张弦会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被人骗着喝下一碗汤。我不知道那碗汤里有降头。我不知道他的身体会一天一天地变差。我不知道他的眼睛会变成需要戴着太阳镜才能遮挡的样子。我不知道他会从槟城被送到金陵。我不知道他会成为张家的十八公子——一个外系血亲的孩子，被主家的人叫了“公子”，听起来很风光，但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我不知道。

　　那个夏天的我，只是一个在画凤凰木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孩。

　　但现在我知道了。

　　我知道得太晚了。

　　我坐在宿舍的床上，月光已经移走了，地板上那个银白色的方块不见了。窗外的天色开始发白，远处的海岸线上有一抹浅浅的橘红色，像是有人用很稀的颜料在画布上轻轻地刷了一下。

　　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凌晨四点四十三分。

　　我打开通讯录，翻到梵凡的名字。她的头像是一张自拍，在钢琴前面，头发披着，笑得很甜。

　　我给她发了一条消息。

　　“凡凡，你认识王璠老师对吧？”

　　发完之后我看着屏幕等了十几秒，没有回复。这个点她肯定在睡觉。

　　我把手机放下，躺回床上。

　　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那个画面——张弦坐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双手捧着牛奶杯，嘴角一圈白，认认真真地看着电视。他旁边的茶几上放着我那盒水彩，盖子没有盖好，凤凰木的红色颜料干在了调色盘上，洗不掉了。

　　他喝完了牛奶，把杯子放在茶几上，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哥。”

　　“嗯？”

　　“你画的凤凰木，能送给我吗？”

　　“你喜欢？”

　　“嗯。”

　　“那你拿去吧。”

　　他从沙发上跳下来，走到我面前，把那幅画拿起来。画纸上的颜料还没有完全干透，他的手指碰到了凤凰木的红色花瓣，指尖染上了一小片红。

　　他没有擦掉。

　　他就那么举着画，转过身，朝客房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哥。”

　　“嗯？”

　　“谢谢你。”

　　然后他推开门，走进客房，轻轻地把门关上了。

　　门缝下面透出月亮小夜灯的暖黄色光。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那扇关上的门，手里握着画笔，笔尖上的红色颜料一滴一滴地落在画纸上，洇开了一小片。

　　那是凤凰木的颜色。

　　也是他指尖上的颜色。

　　电话是哈肯老师打来的。

　　那天下午，我刚从模拟舱出来，浑身是汗，手机在储物柜里震了三轮我才听到。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新加坡号码，但来电者的名字跳出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Hakan”。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名字了。

　　上一次见到哈肯老师，是去年还是前年？我记不太清了。他在新加坡度假的时候约我吃过一次饭，在牛车水的一家小馆子里，他点了海南鸡饭和肉骨茶，说他每次来新加坡必须吃这两样，别的地方吃不到这个味道。

　　我接了电话。

　　“张引。”

　　他的声音还是那样，低沉，带着那种舌头不太会卷的口音。九年了，一点都没变。

　　“哈肯老师。”

　　“你在营地？”

　　“嗯。你怎么知道的？”

　　“你妈妈告诉我的。”他说，“我给她打了电话，她说你现在在部队里。超自然调查部队？就是那个新成立的？”

　　“对。”

　　“好。”他说，“我下周二到新加坡，你有空吗？出来吃个饭。”

　　“你又要度假了？”

　　“不是度假。”他顿了一下，“是……算了，见面再说。”

　　他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站在储物柜前，脑子里转了好几个圈。哈肯老师不是一个会“算了”的人。他在部队里待了二十多年，说话做事向来干净利落，从不会吞吞吐吐。他说“见面再说”，那一定是有当面才能说的事。

　　我想了想，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小雅还好吗？”

　　消息发出去之后，等了很久都没有回复。

　　直到晚饭的时候，手机才震了一下。

　　“见面再说。”

　　又是这四个字。

　　第二天我找陈教官请了假。周二下午，我坐了一个小时的地铁，到牛车水那家我们常去的小馆子。

　　哈肯老师已经坐在里面了。

　　他比上次见面的时候瘦了一些，但还是很壮实。肩膀还是那么宽，胳膊上的肌肉线条还是很明显。他的头发比之前更短了，几乎贴着头皮，两鬓泛着青茬。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领口洗得有点松了，但整体还是干干净净的。

　　他面前摆着一杯已经喝了一半的咖啡。

　　“你来了。”他抬起头看我，目光跟九年前一模一样——很亮，很锐利，像一把没有出鞘的刀。

　　“哈肯老师。”

　　我坐下来。服务员过来，我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份海南鸡饭。

　　“你瘦了。”他说。

　　“训练累的。”

　　“训练累应该是壮，不是瘦。你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吃了。”

　　“你妈说你小时候就不爱吃饭。画画的时候可以一整天不挪窝，饭都凉了才想起来吃。”

　　“我妈怎么什么都跟你说。”

　　他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但也不是不笑。那种表情我见过很多次，在槟城的沙滩上，在我们练完防身术之后，在他看着我们坐在一起喝水的那些时刻。

　　“她担心你。”他说。

　　我没说话。

　　咖啡端上来了，我喝了一口，苦的。我没有加糖，也没有加奶。哈肯老师看着我喝咖啡的动作，没有评价。

　　“哈肯老师。”我放下杯子，“你说不是来度假的。那是来干什么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去了槟城。”他说。

　　我的手停在杯子旁边。

　　“上个月。从新加坡转机，想进马来西亚。但马来西亚那边——”他停了一下，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跟他无关的事情，“他们不让我进去。”

　　我知道这个。以色列公民进入马来西亚需要特别的许可，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拿不到的。哈肯老师是以色列人，他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了二十三年，退役之后才来的东南亚。他在新加坡可以自由出入，但马来西亚不行。

　　“所以你去了槟城吗？”

　　“没有。”他说，“我在新加坡等了三天，想看看有没有办法。没有。”

　　他的表情很平静，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在咖啡杯上敲了两下。很轻，很快，像是下意识的动作。

　　“那你——”

　　“后来小雅来了。”他说，“她妈妈带她来的。从槟城过来新加坡，专门来见我。”

　　我的呼吸停了一瞬。

　　“小雅？”

　　“嗯。”他点了点头，“她长高了很多。比上次见你的时候高了一大截。头发还是黑色的，扎成马尾，不是小时候那两个小揪揪了。她——”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

　　“她变了很多。”

　　“变什么样了？”

　　“高冷。”他说了这两个字，然后自己笑了一下——是真的笑，嘴角翘起来，眼角挤出几道纹路。“她以前多爱笑啊，两个小揪揪晃来晃去的，见到谁都笑。现在不笑了。坐在我对面，背挺得很直，说话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睛，一个字都不多说。”

　　他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

　　“她练了格斗。”他说，“我一看就知道。坐姿、走路的步态、握手的时候手指的力度——都是练过的。我问她是不是在学格斗，她说‘是’。我问她谁教的，她说‘自己学的’。自己学的，你信吗？”

　　“不信。”

　　“我也不信。”他说，“但她不想说，我就不问了。”

　　“她妈妈呢？王璃老师还好吗？”

　　哈肯老师放下杯子，看了我一眼。

　　“你叫她什么？”

　　“王璃老师。小雅的妈妈。”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叫她老师。”

　　“嗯。她是我女朋友的钢琴老师。凡凡——梵凡，南洋艺院的，她跟王璃老师学琴。”

　　“哦。”他点了点头，“那你知道她弹钢琴很厉害了。”

　　“听凡凡说过。她说王璃老师的肖邦弹得特别好，在新加坡教琴的时候就有很多学生专门来找她。”

　　“不是‘特别好’。”哈肯老师说，“是非常厉害。她年轻的时候在欧洲巡演过，后来因为结婚生孩子才停下来。她在沪市和金陵教了几年琴，在那边名气很大。回槟城之后反而低调了，不怎么公开演出，只收几个学生。”

　　“凡凡说她收学生很挑。不是谁去她都教的。”

　　“那是自然。”哈肯老师说，“她是那种人——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教琴认真，带小孩认真，连做饭都认真。小雅说她妈妈做的菜，摆盘跟画一样，每道菜都要用香菜叶点缀，家里来客人了还要用鲜花装饰餐桌。”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这确实像王璃老师的风格。

　　“小雅那天来见我，”哈肯老师继续说，“带了一盒曲奇饼干。她自己烤的。装在铁盒子里，铁盒子上系了一根粉色的丝带。她说‘哈肯老师，这是我做的，您尝尝’。”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那双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掌心有厚厚的茧子。那是一双握了几十年枪的手。

　　“我打开尝了一块。”他说，“很甜。太甜了。我不爱吃甜的东西，你知道的。但我把那块吃完了，又拿了一块。”

　　他没有说为什么。

　　但我知道。

　　因为那是小雅烤的。那个扎着小揪揪、手心很热、笑起来牙齿像小玉米粒的小女孩，现在会烤曲奇饼干了。她把饼干装在铁盒子里，系上粉色的丝带，从槟城坐车到新加坡，就为了给一个看着她长大的以色列老头尝一块她自己烤的饼干。

　　她不再笑了。她变得高冷了。她练了格斗。她学会了用枪。

　　但她还是会烤饼干。

　　“她有跟你说她哥哥的事吗？”我问。

　　哈肯老师的动作停住了。他的手指停在咖啡杯的杯沿上，一动不动。

　　“没有。”他说。

　　“一个字都没提？”

　　“一个字都没提。”他抬起头看我，“她不提，我就不问。”

　　他放下咖啡杯，靠在椅背上。

　　“但你不用问也知道。”他说，“小雅一个人来的。她妈妈陪她来的，但她妈妈在酒店里没有出来。她在酒店大堂等了一个多小时，让小雅一个人来见我。你想想——一个母亲，带着孩子从槟城到新加坡，到了之后让孩子一个人去见客人，自己在酒店里等着。这意味着什么？”

　　“她不想见我。”我说。

　　“不是不想见你。”哈肯老师说，“她是不想见任何人。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了。小雅、小弦——”

　　他提到张弦的名字时，声音明显低了一些。

　　“小弦现在怎么样了？”

　　哈肯老师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他说，“小雅不说。她妈妈也不说。我打电话过去，她妈妈接电话的时候声音很正常，跟以前一样温柔，一样有耐心。但她不会主动提小弦的事。你问她‘小弦最近怎么样’，她会说‘还好’、‘还行’、‘老样子’。就这几个字，不多说一个。”

　　他端起咖啡杯，发现杯子已经空了，又放下了。

　　“你知道‘老样子’是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意思是——没有更差。但没有更差，就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我注意到他放在桌面上的那只手，握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握紧。

　　“我在以色列的时候，”他说，“见过一些被诅咒的人。不是降头，是另一种东西——我们叫它‘卡巴拉’的暗面。那些人……他们的身体会一天一天地衰败，不是生病，是那种从骨头里面往外烂的感觉。检查不出来，治不好，什么药都没用。你能做的只有——等。”

　　“等什么？”

　　“等他死。”他说，“或者等一个奇迹。”

　　他说“奇迹”这个词的时候，发音不太标准，卷舌卷得太过，听起来有点奇怪。

　　“但奇迹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他说，“大多数时候，你只能等。”

　　海南鸡饭端上来了。我没有动筷子。

　　“哈肯老师。”

　　“嗯。”

　　“小弦被过继给了金陵的张枫和沈梦夫妇。你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

　　“张枫——他是我堂叔，大马槟城张家的七公子。他的异能是生命系和灵魂系。沈梦阿姨是灵魂系和守护系。而且我听说——”我顿了一下，“我听说沈梦阿姨已经……不是普通人了。有人说她去过修仙界，成了半仙，甚至有人说她已经是仙女了。”

　　哈肯老师看着我，没有说话。

　　“如果他们有那么大的本事，”我说，“为什么不能治小弦的降头？”

　　沉默。

　　“哈肯老师？”

　　“你觉得他们没有在治？”他反问我。

　　“我——”

　　“你觉得把小弦从槟城接到金陵，是为什么？你觉得把他过继给张枫和沈梦，是为什么？”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重，“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不让你知道小弦的情况？”

　　我愣住了。

　　“因为他们在试。”哈肯老师说，“他们在用所有的办法试。张枫的生命系和灵魂系，沈梦的灵魂系和守护系——这些不是摆着好看的。他们在想办法。但他们不想让你知道，是因为——”

　　他停住了。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什么都做不了。”他说，“你知道了又能怎样？你十四岁被选进种子计划，记忆被封存，九年的时间里你连小弦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你现在知道了，你能做什么？你能飞到金陵去？你能把他的降头解了？你能——”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

　　因为他看到我的表情了。

　　“对不起。”他说，“我不应该这样说。”

　　“你说得对。”我说，“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个意思。”

　　他沉默了很久。

　　“张引。”他叫我的名字，声音比刚才轻了很多，“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新加坡吗？”

　　“你说过了。你想去槟城，没去成。”

　　“不是。”他摇头，“我来新加坡，是因为我想见你。”

　　我抬起头看他。

　　“我教过很多孩子。”他说，“在以色列教过，在槟城教过，在新加坡也教过。你们三个——你、小弦、小雅——是我教得最久的。我看着你们长大，看着你们在沙滩上跑，看着你们摔倒了爬起来，看着你们学会怎么用肘部顶别人的肋骨，怎么从背后挣脱。”

　　他的声音有点哑。

　　“我今年六十一了。”他说，“我不知道还能来新加坡多少次。以色列到东南亚，坐飞机要十几个小时。我的膝盖也不太好了，以前能跑十公里，现在跑五公里就开始疼了。我不知道下一次来是什么时候。也许明年，也许后年，也许——”

　　他没有说“也许没有下一次了”。他没有说，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所以你想在还能来的时候，来看看我。”

　　“嗯。”

　　“那你去看小雅了吗？”

　　“看了。上个月，她来新加坡见我的。”

　　“那就好。”我说。

　　我拿起筷子，开始吃那份已经有点凉了的海南鸡饭。鸡肉还是很嫩，米饭还是有一股淡淡的香兰叶的味道。哈肯老师坐在对面，看着我吃饭，没有说话。

　　“哈肯老师。”我吃到一半，放下筷子。

　　“嗯。”

　　“你知道张枫和沈梦的事吗？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想了想。

　　“张枫我见过一次。”他说，“在槟城，很多年前了。那时候小弦还没有被过继过去，张枫来槟城办事，顺便去了小弦家里。他个子不高，比张弦爸爸矮一点，但整个人有一种——”

　　他找了一个词。

　　“——稳。很稳。站在那里，像一棵树。不是那种很张扬的、让人一眼就能注意到的存在，但你不会忽略他。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他看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在认真听你说话。”

　　“沈梦呢？”

　　“沈梦我没有见过。”他说，“但我听说过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他犹豫了一下。

　　“你听说过‘修仙界’吗？”

　　“听说过一些。王辉总指挥提过，但没细说。”

　　“我也不是很懂。”他说，“但我知道的是——沈梦确实去过那个地方。不是传说，不是道听途说，是真的。她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回来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有人说她已经是半仙了，有人说她已经是仙女了。我不知道这些词具体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一件事——”

　　他看着我。

　　“一个去过修仙界的人，不会轻易放弃一个孩子的命。如果她把小弦接到金陵去养，那就说明——她觉得自己能救他。或者至少有希望。”

　　“那为什么小雅的父母很少再提小弦的事？为什么小雅不提？”

　　“因为——”他顿了一下，“希望不是一件可以天天挂在嘴边的事。你天天说‘他会有救的’，但如果你说了三年、五年，他还是那个样子，你会怎么样？你会崩溃的。所以他们不提了。他们把希望放在心里，放在每一天的照顾里，放在每一顿做的饭里，放在每一晚守的夜里。但他们不说。”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空空的咖啡杯。

　　“小雅不提，是因为她怕。她怕提了之后，希望会碎。她怕提了之后，她哥哥会——”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

　　“所以她变得高冷了。她练格斗，学枪械，把自己武装起来。不是因为她想变强，是因为她怕。她怕失去她哥哥，所以她要把自己变得足够强，强到——如果真的有一天，她哥哥需要她的时候，她能站在他身边。”

　　他抬起头看我。

　　“你也是。”他说，“你也怕。”

　　我没有说话。

　　“你不用否认。”他说，“你怕的东西跟她一样。你也怕失去他。你们是兄弟，你们流着一样的血。你在槟城那个夏天跟他一起练防身术的时候，你就已经把他当成弟弟了。你现在想起来那些事了，你就不可能不管。”

　　他把手伸过来，放在我的手腕上。他的手很粗糙，掌心很热。

　　“但你也要记得一件事。”他说，“你现在在部队里。你在做的事情也很重要。全民大觉醒的时代要来了，新加坡需要你。你不能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小弦身上，你不能——你不能因为怕失去一个人，就忘了自己该做什么。”

　　“我没有忘。”

　　“我知道你没有忘。”他说，“我只是提醒你。”

　　他收回手，站起来。

　　“走吧，我送你回营地。”

　　我们走出小馆子，牛车水的街上很热闹，游客和本地人挤在一起，灯光把整条街照得亮堂堂的。哈肯老师走在我旁边，步伐比几年前慢了一些，但还是很有力。

　　“哈肯老师。”

　　“嗯。”

　　“你下次来新加坡，我们一起去看小雅。”

　　他转过头看我。

　　“好。”他说。

　　就一个字。但他说这个字的时候，嘴角翘得很高，眼角挤出了好几道纹路。

　　是笑。

　　是那种很开心、很放心、很踏实的笑。

　　我很久没有见过他这样笑了。

　　我们走到地铁站入口，他停下来。

　　“你进去吧。”他说，“我住的酒店在另一边，走过去就行。”

　　“你不坐地铁？”

　　“不喜欢坐地铁。”他说，“人太多，太吵。我习惯走路。”

　　我点了点头。

　　“哈肯老师。”

　　“嗯。”

　　“谢谢你来看我。”

　　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力气很大，跟九年前在沙滩上教我们防身术的时候一样。

　　“好好训练。”他说，“别给你妈丢人。”

　　“知道了。”

　　我转身走进地铁站。走到台阶下面的时候，我回过头看了一眼。

　　他还站在那里。

　　六十一岁的以色列老头，头发几乎贴着头皮，肩膀很宽，背挺得很直。他站在牛车水的人流里，像一棵种错了地方的树。

　　他看到我回头，朝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

　　然后我转身走进了地铁站。

　　地铁车厢里人不多，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开动的时候，窗外的灯光一道一道地闪过，像一条流动的河。

　　我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哈肯老师的名字。

　　我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哈肯老师，下次你来的时候，我跟你一起去槟城。我们去看看小雅。还有——如果有办法的话，我们去看看小弦。”

　　消息发出去之后，过了大概三分钟，手机震了一下。

　　“好。我等你。”

　　我盯着屏幕上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我把手机收起来，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地铁在隧道里穿行，车轮和铁轨摩擦的声音很有节奏，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弹着一首很慢的曲子。

　　我想起王璃老师。

　　那个在沪市和金陵教了很多年琴的钢琴老师。那个在新加坡收过很多学生、被凡凡说是“弹肖邦弹得最好的人”。那个会在餐桌上用鲜花装饰、做菜摆盘跟画一样的女人。

　　她的儿子中了降头。她的女儿变得高冷了。她的丈夫——那个做小生意的、信仰基督新教圣公会的男人——把儿子过继给了别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救不了他。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她带着小雅从槟城到新加坡，就为了让她去见一个从小看着她长大的以色列老头。她自己坐在酒店大堂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出来。

　　因为她不想见人吗？

　　还是因为她怕自己一开口，就会说出那些她不想让别人听到的话？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

　　她的肖邦弹得很好。每一个音符都精准，每一个乐句都流畅，每一个踏板都恰到好处。但她弹琴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小弦？会不会想起那个坐在客厅里、认认真真看新闻的小男孩？会不会想起他喝牛奶的时候嘴角那一圈白色的痕迹？

　　会的。

　　一定会。

　　地铁到站了。我站起来，走出车厢，上了台阶，走出地铁站。

　　营地的围墙在夜色中泛着灰色的光。门口的值班哨兵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我刷了卡，走了进去。

　　操场上空无一人。棕榈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远处的海岸线上有几盏灯，一闪一闪的，像是海面上的星星。

　　我站在操场上，抬起头看天。

　　新加坡的夜空不够黑，城市的灯光把星星都遮住了。只能看到几颗最亮的，孤零零地挂在天上，像是被人随手撒上去的几粒盐。

　　我想起槟城的夜空。

　　那个夏天，我们在沙滩上训练到天黑，然后躺在礁石上看星星。槟城的夜很黑，星星很多，密密麻麻的，像有人把一整盒的颜料都泼在了天上。

　　张弦躺在最上面那块礁石上，双手枕在脑后，看着天空，不说话。

　　“你在看什么？”我问。

　　“看星星。”

　　“星星有什么好看的？”

　　“好看。”他说，“比槟城的还多。”

　　“你骗人。槟城的星星比新加坡多多了。”

　　“我说的是比槟城多。”他说，“你看那颗——”

　　他伸出手，指着天上一颗特别亮的星星。

　　“那颗叫什么？”

　　“不知道。”

　　“那就叫它小弦吧。”我说。

　　他转过头看我。月光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很亮，嘴角微微翘着。

　　“为什么叫小弦？”

　　“因为那颗星最亮。”

　　他沉默了一会儿。

　　“那那颗呢？”他指着旁边一颗稍微暗一点的，“那颗叫什么？”

　　“叫小雅。”

　　“那颗呢？”他又指了一颗。

　　“叫张引。”

　　“那颗是你自己取的。”

　　“对。”

　　“脸皮真厚。”

　　他说完，把头转回去，继续看星星。但我看到他的嘴角翘得更高了，在月光下看得很清楚。

　　那个夏天的星星，比现在多得多。

　　多到数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