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赔款(续)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至三月
二月初一,北京城。
天刚蒙蒙亮,户部衙门门口就排起了长队。
排队的人是各省的差官。有的穿着官服,有的穿着便衣,有的骑着马,有的赶着车。他们从山东来,从河南来,从直隶来,从山西来,从四面八方来,手里都拿着一样东西——银子。
山东的银子装在箱子里,一箱一箱的,用骡车拉着。河南的银子装在麻袋里,一袋一袋的,用马车拉着。直隶的银子装在筐里,一筐一筐的,用独轮车推着。山西的银子装在褡裢里,一褡裢一褡链的,用毛驴驮着。
户部衙门的门还没开,他们就排着队等着。
一个山东差官蹲在墙根底下,啃着干粮。旁边一个河南差官凑过来,问他:“兄弟,你们山东交多少?”
山东差官说:“一百二十万两。”
河南差官倒吸一口凉气。
“一百二十万?我们河南才八十万。”
山东差官说:“你们人口少。我们人多。”
河南差官说:“人多有什么用?钱又不是从人身上长出来的。”
山东差官不说话了,继续啃干粮。
太阳升起来了,户部衙门的大门开了。
差官们站起来,往里走。
银子一箱一箱抬进去,一袋一袋扛进去,一筐一筐搬进去,一褡链一褡链拎进去。
户部的官员坐在大堂上,看着那些银子,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一个师爷拿着账本,一笔一笔记:
“山东,一百二十万两。河南,八十万两。直隶,九十万两。山西,六十万两。……”
记完了,他把账本合上,对差官们说:“回去告诉你们巡抚,下个月还有。按时交,别误了。”
差官们点点头,走了。
银子留在大堂里,堆得像小山一样。
二月初三,汉口。
陈景仁正在屋里写东西,林墨忽然跑进来。
“陈先生!陈先生!赔款开始交了!”
陈景仁放下笔,抬起头。
林墨把一张纸递给他:“这是从北京传来的消息。各省的银子都运到户部了,堆得像山一样。”
陈景仁接过来,看了一遍。
他把那张纸放下,没说话。
林墨说:“陈先生,那么多银子,都是老百姓的血汗。”
陈景仁说:“是。”
林墨说:“您不写点什么?”
陈景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笔。
写的是: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汉口。赔款开始交了。各省的银子,一箱一箱运到北京,堆在户部衙门里。那些银子,是老百姓的血汗。种地的,一年挣不到十两。做工的,一年挣不到二十两。做小买卖的,一年挣不到三十两。一百二十万两,是多少人的血汗?不知道。没人算得清。”
写完,他放下笔,看着窗外。
窗外,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雨。
二月初五,山东济南府。
巡抚衙门里,袁世凯坐在堂上,手里拿着一份账本。
账本上记着全省各府各县交上来的银子。有的交了,有的没交,有的交了一半,有的交了三成。
他把账本放下,问下头的官员:“还有多少没交?”
一个官员说:“回大人,还有三十万两。”
袁世凯说:“哪些县没交?”
官员说:“东昌府没交齐,曹州府没交齐,登州府也没交齐。”
袁世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传令下去,没交齐的县,限十天之内交齐。交不齐的,知县摘印。”
官员愣住了。
“大人,十天?那些县穷得很,十天怎么交得齐?”
袁世凯看着他,没说话。
官员不敢再问,磕了个头,退出去。
袁世凯一个人坐在堂上,看着窗外的天。
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雨。
他想起甲午年,他在天津小站练兵的时候。那时候他觉得自己练的兵,能保家卫国,能打洋人。
现在他知道,保家卫国,打洋人,不是光靠练兵就行的。
还得有钱。
钱从哪儿来?
从百姓身上来。
百姓身上有多少钱?
他不知道。
可他得收。
不收,朝廷不答应。
朝廷不答应,洋人不答应。
洋人不答应,他的兵就保不住山东。
他闭上眼睛。
二月初八,曹州府某县。
知县姓周,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在任上干了十几年。他坐在县衙里,看着手里的公文,手在发抖。
公文上说,限十天之内交齐赔款。交不齐,摘印。
他已经交了六成了。剩下四成,实在交不出来了。
衙役进来,小声说:“老爷,外头百姓闹起来了。”
周知县站起来,走到门口。
衙门口围了一群人,都是百姓。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拿着锄头,有的拿着扁担,有的空着手。他们站在那儿,不说话,就看着衙门。
周知县走出去,站在台阶上。
他看着那些人,那些人看着他。
他忽然问:“你们想干什么?”
一个老头站出来,说:“老爷,我们没钱了。”
周知县说:“我知道。”
老头说:“那您还收?”
周知县说:“不是我收。是朝廷收。朝廷要交洋人。”
老头说:“洋人要钱,您就拿我们的命去填?”
周知县说:“我不拿,洋人就打进来。打进来,你们的命也没了。”
老头不说话了。
周知县说:“回去吧。想办法凑。能凑多少凑多少。实在凑不齐的,我先给你们垫上。”
老头愣住了。
周知县转身回去了。
那些人站在衙门口,站了很久。
然后散了。
二月初十,汉口。
陈景仁收到一封信。
信是从山东寄来的,是李铁柱的哥哥写的。
信上说:“陈先生,我兄弟在您那儿吗?告诉他,老家又加税了。一亩地加了两吊钱。种地的活不下去了。有人开始卖地,有人开始卖儿卖女。我还能撑一阵子。不知道能撑多久。”
陈景仁拿着那封信,看了很久。
他把信递给李铁柱。
李铁柱接过来,看了一遍——他不识字,看不懂。
陈景仁说:“你哥写的。说老家又加税了。一亩地加了两吊钱。有人开始卖地,卖儿卖女。”
李铁柱愣住了。
他站在那里,半天没动。
然后他蹲下来,抱着头,哭了。
陈景仁也蹲下来,拍着他的背。
“铁柱,别哭。”
李铁柱抬起头,看着他。
“陈先生,我娘死了,我爹死了,我哥快活不下去了。我在这儿,什么也做不了。”
陈景仁说:“你活着,就是做了一件事。”
李铁柱说:“活着有什么用?”
陈景仁说:“活着,就能记住他们。记住那些死了的人,记住那些活着的苦。”
李铁柱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然后他站起来,擦了擦眼泪。
“陈先生,我明白了。”
他转身出去,继续劈柴。
咔嚓,咔嚓。
二月十三日,北京城里。
荣禄又去了东交民巷。
这回是去谈赔款的利息。
窦纳乐说:“荣禄大人,第一笔钱,下个月交。利息怎么算,咱们得说清楚。”
荣禄说:“单利。三厘五。”
窦纳乐说:“对。三厘五。可这个数,是按年算的。你们要是提前还,利息就少。要是拖后还,利息就多。”
荣禄说:“不会拖后。”
窦纳乐说:“那就好。”
荣禄说:“窦纳乐公使,我想问一句。”
窦纳乐说:“请说。”
荣禄说:“这些钱,交到你们手里,你们怎么分?”
窦纳乐笑了。
“按比例分。谁家损失大,谁家多分。谁家死的人多,谁家多分。”
荣禄说:“谁家损失大?谁家死的人多?”
窦纳乐说:“俄国损失大,德国死的人多,日本也死了不少。英国、美国、法国,也有损失。大家都分一点。”
荣禄说:“那中国呢?”
窦纳乐看着他,没说话。
荣禄说:“中国死了多少人?几十万。中国的损失有多大?没法算。可中国一分也分不到。”
窦纳乐说:“荣禄大人,您是来谈赔款的,不是来算账的。”
荣禄站起身。
“窦纳乐公使,我回去了。”
他走了。
走出使馆大门,他站在那儿,看着那些旗子。
九面旗子,在风里飘着。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上了马车,走了。
二月十五日,紫禁城里。
慈禧正在看奏折,李莲英忽然进来。
“老佛爷,荣禄来了。”
慈禧说:“让他进来。”
荣禄进来,跪下。
慈禧说:“起来吧。”
荣禄站起来,站在一旁。
慈禧说:“什么事?”
荣禄说:“赔款的事。第一笔钱,下个月交。各省的钱,已经收上来一部分。外债也借好了。应该没问题。”
慈禧点点头。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荣禄,那些收上来的钱,是怎么收的?”
荣禄愣住了。
慈禧说:“是加税?是摊派?是硬抢?”
荣禄说:“是加税。是摊派。”
慈禧说:“百姓能受得了吗?”
荣禄说:“受不了也得受。”
慈禧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然后她说:“下去吧。”
荣禄磕了个头,退出去。
慈禧坐在榻上,看着窗外。
窗外,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雨。
她想起那些百姓,那些种地的、做工的、做小买卖的。
他们受不了也得受。
因为他们没得选。
她也没得选。
二月十八日,汉口。
陈景仁正在屋里写东西,林墨忽然跑进来。
“陈先生!陈先生!有人找!”
陈景仁放下笔,走出门。
院子里站着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一身破旧的短打,脸上全是泪痕。
陈景仁愣了一下:“你是?”
那人看着他,忽然跪下了。
“陈先生,我是山东来的。我叫李大牛。李铁柱的侄子。”
陈景仁愣住了。
李铁柱从后院跑出来,看见那人,也愣住了。
“大牛?你怎么来了?”
李大牛说:“叔,我爹没了。”
李铁柱站在那里,半天没动。
李大牛说:“加税加得活不下去,他去衙门求情,被打了。回来就病了。病了半个月,没了。”
李铁柱蹲下来,抱着头,哭了。
李大牛也哭了。
陈景仁站在旁边,看着他们。
等他们哭完了,他把他们扶起来。
“进来吧。”
那天晚上,陈景仁把李铁柱和李大牛叫到屋里。
他拿出那个木匣子——藏在城外那棵老槐树底下的那个,他已经取回来了。
打开,看着里面的东西。
那些稿子,那些信,那些纸。
他找出一张空白的纸,递给李铁柱。
“铁柱,你哥的事,你说,我写。”
李铁柱点点头。
他开始说。
说他哥小时候的事,说他哥怎么娶的媳妇,怎么生的孩子,怎么种的地,怎么过的日子。说加税的事,说他哥怎么去衙门求情,怎么被打,怎么回来,怎么病,怎么死。
说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说完了。
陈景仁把那张纸收起来,放进木匣子里。
木匣子里又多了一张纸。
李铁柱看着那木匣子,忽然问:“陈先生,这东西,能一直留着吗?”
陈景仁说:“能。”
李铁柱说:“将来有人看吗?”
陈景仁说:“有。”
李铁柱点点头。
他站起来,带着李大牛,出去了。
陈景仁坐在屋里,看着窗外。
窗外,天亮了。
二月二十日,北京城里。
荣禄又去了东交民巷。
这回是去交赔款的第一笔钱。
银子已经运到了东交民巷,堆在各国使馆的库房里。九个国家,九个库房,每个库房里都堆得满满的。
窦纳乐在使馆门口等着他。
见他来了,窦纳乐笑了:“荣禄大人,钱到了?”
荣禄说:“到了。”
窦纳乐说:“好。咱们进去看看。”
他们走进英国使馆的库房。
库房里堆满了箱子,一箱一箱的,摞得老高。窦纳乐让人打开一箱,里面白花花的银子,晃得人睁不开眼。
窦纳乐拿起一块银子,看了看,放下。
“成色不错。”
荣禄没说话。
窦纳乐说:“荣禄大人,这是第一笔。往后还有三十八笔。每年一笔,直到还完。”
荣禄说:“我知道。”
窦纳乐说:“您能活着看到还完吗?”
荣禄说:“不能。”
窦纳乐笑了。
“我也不能。”
他拍拍荣禄的肩膀。
“荣禄大人,走吧。喝酒去。”
荣禄摇摇头。
“不喝了。还有事。”
他走了。
走出使馆大门,他站在那儿,看着那些旗子。
九面旗子,在风里飘着。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上了马车,走了。
二月二十三日,汉口。
陈景仁正在屋里写东西,林墨忽然跑进来。
“陈先生!陈先生!那本书,有人从上海寄来了!”
陈景仁放下笔,抬起头。
林墨手里捧着一本书,封面上印着《庚子纪闻》。
陈景仁接过来,翻开看。
是商务印书馆印的,字迹清晰,纸张也好。扉页上印着:胶州陈景仁撰。
他看着那扉页,看了很久。
林墨说:“陈先生,您的书,印得真好。”
陈景仁说:“是。”
林墨说:“您高兴吗?”
陈景仁说:“高兴。”
他把书合上,放在桌上。
然后他走到床边,把那个木匣子拿出来。
打开,看着里面的东西。
那些稿子,那些信,那些纸。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那本书放进去。
木匣子更满了。
他盖上盖子,放回床底下。
二月二十五日,山东济南府。
袁世凯又坐在堂上,看着账本。
账本上记着全省各府各县交上来的银子。这一次,大部分都交齐了。只有少数几个县还差一点。
他把账本放下,问下头的官员:“那几个没交齐的县,怎么样了?”
官员说:“回大人,正在催。知县说,百姓实在拿不出来了。有的卖地,有的卖儿卖女,有的跑了。”
袁世凯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告诉他们,再宽限一个月。一个月后,必须交齐。”
官员说:“是。”
袁世凯说:“还有,那些跑了的人,别追了。跑了就算了。追回来,也没钱。”
官员说:“是。”
官员退出去。
袁世凯一个人坐在堂上,看着窗外的天。
天很蓝,太阳很好。
可他心里沉沉的。
二月二十八日,汉口。
陈景仁正在屋里写东西,林墨忽然跑进来。
“陈先生!陈先生!有人找!”
陈景仁放下笔,走出门。
院子里站着一个中年人,四十来岁,穿着一身旧长衫,脸上全是疲惫。
陈景仁愣了一下:“你是?”
那人看着他,忽然拱了拱手。
“陈先生,我是从河南来的。我叫王老三。我是来求您一件事的。”
陈景仁说:“什么事?”
王老三说:“我儿子被卖了。”
陈景仁愣住了。
王老三说:“加税加得活不下去,我把我儿子卖了。卖了二十两银子。交了税,还剩三两。我想求您帮我写封信,告诉我儿子,我还活着。等我攒够了钱,就去赎他。”
陈景仁站在那里,半天没说话。
然后他点点头。
“进来吧。”
那天下午,陈景仁帮王老三写了一封信。
信很短,只有几句话:
“儿子,爹还活着。爹在老家种地。攒够了钱,就去赎你。你要好好活着。等爹来。”
王老三拿着那封信,看了很久。
他不识字,看不懂。
可他知道,信上写的是他想说的话。
他把信折好,揣进怀里。
“陈先生,谢谢您。”
陈景仁说:“不谢。”
王老三走了。
陈景仁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里。
林墨从屋里出来,站在他旁边。
“陈先生,他儿子还能回来吗?”
陈景仁说:“不知道。”
林墨说:“那他写信有什么用?”
陈景仁说:“有个念想。”
林墨不说话了。
陈景仁转身回屋,坐在桌前,拿起笔。
写王老三的事。
写卖儿卖女的事。
写那些活不下去的人。
三月初一,北京城里。
荣禄又去了东交民巷。
这回是去参加赔款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室里坐着九个人,九个国家的代表。荣禄坐在旁边,没有表决权,只能列席。
窦纳乐先开口:“诸位,赔款委员会今天正式成立。以后每年开两次会,监督赔款的征收和支付。各位有什么意见?”
克林德说:“我提议,委员会有权查阅中国的海关账目。”
窦纳乐说:“可以。”
西德二郎说:“我提议,委员会有权向中国政府提出质询。”
窦纳乐说:“可以。”
康格说:“我提议,委员会有权向各国政府报告中国的执行情况。”
窦纳乐说:“可以。”
九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把委员会的权力一条一条定下来。
荣禄坐在旁边,一句话也没说。
会议结束后,窦纳乐走过来,问他:“荣禄大人,您有什么意见?”
荣禄说:“没有。”
窦纳乐说:“那就好。”
荣禄站起身,走了。
走出使馆大门,他站在那儿,看着那些旗子。
九面旗子,在风里飘着。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上了马车,走了。
三月初三,汉口。
陈景仁正在屋里写东西,林墨忽然跑进来。
“陈先生!陈先生!有人找!”
陈景仁放下笔,走出门。
院子里站着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一身崭新的学生装,戴着一副眼镜。
陈景仁愣了一下:“你是?”
那人看着他,忽然笑了。
“陈先生,不认得我了?”
陈景仁认了半天,才认出来。
“林旭?你怎么又来了?”
林旭说:“我从日本回来了。”
陈景仁说:“日本?你不是刚去过吗?”
林旭说:“这次是去留学。待了两年。”
陈景仁愣住了。
两年?两年就这么过去了?
林旭说:“陈先生,我在日本,又看到了您的书。”
陈景仁说:“我的书?”
林旭说:“《庚子纪闻》。日本有翻译本。很多人看。他们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庚子年史。”
陈景仁站在那里,半天没说话。
林旭说:“陈先生,您的书,传出去了。”
陈景仁点点头。
他转过身,回到屋里。
坐在桌前,看着窗外。
窗外,天晴了。
太阳照在院子里,亮得刺眼。
他忽然想起那些死了的人。
他们要是知道,他们的名字传出去了,会怎么想?
他不知道。
可他知道,他们会高兴。
三月初五,紫禁城里。
光绪帝又在御花园里走着。
他走到那棵老槐树跟前,停下来。
王商站在旁边,不敢说话。
光绪帝忽然问:“王商,你说,那些交赔款的百姓,现在怎么样了?”
王商说:“回皇上,奴才不知道。”
光绪帝说:“朕也不知道。”
他看着那棵老槐树,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往回走。
走到乾清宫门口,他又停下来。
门口还是那几个洋兵,拿着枪,看着他。
他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他。
对视了几秒,他低下头,进去了。
三月初八,汉口。
陈景仁正在屋里写东西,李铁柱忽然跑进来。
“陈先生!陈先生!我哥的事,有人写了!”
陈景仁放下笔,抬起头。
李铁柱手里拿着一张报纸,递给他。
报纸是从上海寄来的,上面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卖儿记》。
文章写的是一个山东农民,因为交不起赔款,卖儿卖女的事。
陈景仁看了一遍。
那文章里写的,就是李铁柱他哥的事。
他抬起头,看着李铁柱。
李铁柱说:“陈先生,有人写我哥的事了。”
陈景仁点点头。
李铁柱说:“他能看见吗?”
陈景仁说:“能。”
李铁柱说:“您怎么知道?”
陈景仁说:“因为他活在你心里。”
李铁柱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然后他笑了。
笑得很轻。
“陈先生,谢谢您。”
他转身出去,继续劈柴。
咔嚓,咔嚓。
三月初十,北京城里。
荣禄最后一次去东交民巷。
这天是赔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的日子。
窦纳乐在使馆门口送他。
“荣禄大人,下个月再见。”
荣禄说:“下个月再见。”
窦纳乐说:“这一年,您辛苦了。”
荣禄说:“不辛苦。”
窦纳乐说:“明年还要辛苦。”
荣禄说:“知道。”
窦纳乐看着他,忽然说:“荣禄大人,您是个好人。”
荣禄愣了一下。
窦纳乐说:“真的。您是个好人。”
荣禄没说话。
他上了马车,走了。
马车咕噜咕噜往前走。
往紫禁城走。
往那个他必须回去的地方走。
三月十二日,汉口。
陈景仁正在屋里写东西,林墨忽然跑进来。
“陈先生!陈先生!那本书,又加印了!”
陈景仁放下笔,抬起头。
林墨说:“商务印书馆来信说,《庚子纪闻》卖得好,要加印五千册。”
陈景仁点点头。
林墨说:“陈先生,您的书,越印越多了。”
陈景仁说:“是。”
林墨说:“那些烧书的人,烧不完了。”
陈景仁说:“烧不完。”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
窗外,天很蓝,太阳很好。
他忽然想起那些死了的人。
他们要是知道,他们的名字印了五千册,还会被更多人看到,会怎么想?
他不知道。
可他知道,他们会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