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草根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至光绪三十三年三月
四月初八,汉口。
天刚蒙蒙亮,码头上就热闹起来了。
长江上的船一艘接一艘,从上游下来的,装满了四川的桐油、药材、山货;从下游上来的,装满了上海的洋布、煤油、机器。船靠了岸,卸货的工人就涌上去,扛的扛,抬的抬,背的背,喊着号子,一步一步往岸上挪。
李大牛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些工人。
他来汉口两年多了,一直在陈先生的学堂里帮忙。可学堂不收钱,也就没钱给他。他得自己找活干,养活自己。
码头上的活最累,可钱也多。扛一包货,两文钱。一天扛下来,能挣个二三十文。
他走过去,问一个工头:“要人吗?”
工头上下打量他一眼,说:“要。扛得动吗?”
李大牛说:“扛得动。”
工头说:“那就干。”
李大牛脱了褂子,光着膀子,挤进人群里。
第一包货上来,是洋布,捆得紧紧的,少说也有八十斤。他弯下腰,把包扛上肩,腿一软,差点跪下。
旁边一个老工人看了他一眼,说:“小伙子,头一回?”
李大牛点点头。
老工人说:“别硬撑。扛不动就放下。扛伤了,一辈子的事。”
李大牛咬着牙,没放。
他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货栈门口,把包放下。
喘着气,满头大汗。
老工人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
“好样的。明天还来?”
李大牛说:“来。”
四月十五日,平民学堂。
陈景仁正在教孩子们认字,李大牛一瘸一拐地走进来。
陈景仁看见他,愣了一下:“大牛,你怎么了?”
李大牛说:“扛货,扭了腰。”
陈景仁说:“歇几天。”
李大牛说:“歇不了。歇一天,少一天钱。”
陈景仁看着他,没说话。
李大牛走到角落里,坐下。
陈景仁继续教孩子们认字。
教的是:人,民,百姓。
他说:“这个字念‘人’。人字怎么写?一撇一捺。两个人,就是‘从’。三个人,就是‘众’。众,就是很多人。咱们这些人,就是百姓。”
孩子们跟着念:“人——从——众——百姓——”
李大牛坐在角落里,也跟着念。
念着念着,眼泪掉下来了。
他想起他爹。
他爹也是百姓。种地的百姓。被加税加得活不下去,去衙门求情,被打了一顿,回来就病了,病了半个月,没了。
他也是百姓。扛货的百姓。一天扛下来,挣二三十文,交完税,剩不了几个。
他擦掉眼泪,继续念。
四月二十日,码头上。
李大牛又来了。
他的腰还没好利索,可他得来。不来,就没钱。没钱,就活不下去。
他挤进人群,等着货船靠岸。
船靠了岸,工头喊:“卸货!”
工人们涌上去。
李大牛也涌上去。
这一回扛的是桐油。一桶一桶的,死沉死沉的。他扛起一桶,往前走。走到货栈门口,放下。再回去,再扛。
扛到中午,累得手都抬不起来。
工头喊:“歇一会儿!吃饭!”
工人们散开,蹲在墙根底下,掏出干粮啃。
李大牛也蹲下,掏出两个窝头,啃着。
旁边那个老工人又过来了,蹲在他旁边。
“小伙子,哪儿来的?”
李大牛说:“山东。”
老工人说:“山东?逃难来的?”
李大牛点点头。
老工人说:“我也是逃难来的。光绪二十六年,从天津逃出来的。”
李大牛愣住了。
“您也是庚子年逃出来的?”
老工人说:“是。洋人进城那天,我从城墙上跳下来,摔断了腿。爬了三天,爬出城,爬上了南下的船。”
李大牛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老工人说:“你逃出来的时候,多大?”
李大牛说:“八岁。”
老工人说:“八岁?那你记事了?”
李大牛说:“记。记得我娘抱着我跑,记得我爹被打死,记得我叔带我逃。”
老工人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那些事,我都记得。一辈子忘不了。”
李大牛说:“我也是。”
两人都不说话了。
蹲在墙根底下,啃着窝头。
四月二十五日,平民学堂。
陈景仁正在写东西,林墨忽然跑进来。
“陈先生!陈先生!大牛带了个老头回来!”
陈景仁放下笔,走出门。
院子里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李大牛,还有一个是老头,五十多岁,瘦瘦的,脸上全是皱纹,穿着破衣裳,光着脚。
陈景仁问:“这位是?”
李大牛说:“陈先生,这是我在码头上认识的老工人。他叫王老根,天津人,庚子年逃出来的。”
陈景仁看着王老根。
王老根也看着他。
陈景仁说:“进来坐。”
王老根跟着他进屋。
坐下后,陈景仁问:“你是天津人?”
王老根说:“是。天津卫人。在天津住了四十多年。”
陈景仁说:“庚子年,你在天津?”
王老根说:“在。洋人打进来那天,我在城墙上。城破了,我从城墙上跳下来,摔断了腿。爬了三天,爬出城,爬上了南下的船。”
陈景仁说:“你家里人呢?”
王老根低下头。
“都没了。我媳妇,我儿子,我闺女,都没了。洋人打进来那天,他们在家。我爬上城墙的时候,还看见他们在院子里躲着。等我跳下来,再回头看,房子已经烧了。”
陈景仁沉默了。
王老根抬起头,看着他。
“陈先生,我听说您这儿有个学堂,教人认字。我想来学。”
陈景仁说:“你想认字?”
王老根说:“想。认了字,就能看书。看了书,就知道以前的事。知道了以前的事,就能记住那些死了的人。”
陈景仁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然后他点点头。
“留下吧。”
五月初一,平民学堂。
多了个学生。
王老根六十了,头发全白了,跟那些八九岁的孩子坐在一起,认字,读书,写自己的名字。
孩子们问他:“王爷爷,您怎么还来认字?”
王老根说:“因为不认字,就不知道那些死了的人叫什么。”
孩子们不懂。
可他们记住了。
陈景仁站在讲台上,看着他们。
他忽然想起刘老头,想起那个在东交民巷开了五十年杂货铺的老人。
他也来学过认字。
他也写过自己的名字。
他现在在哪儿?
还活着吗?
他不知道。
可他知道,这样的人,还会来。
一个接一个。
五月初十,码头上。
李大牛又去扛货了。
他的腰好得差不多了,扛起来也比以前利索了。
工头看见他,说:“小伙子,行啊,练出来了。”
李大牛笑笑。
这一天,来了一条大船。装的是机器,从英国运来的,好几百箱。每一箱都死沉死沉的,要好几个人一起抬。
李大牛跟几个人一组,抬一箱。
箱子太重了,压得肩膀生疼。可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走。
走到货栈门口,放下箱子。
他喘着气,回头看那条船。
船上还有好多箱子。
他问旁边的工人:“这是什么东西?”
工人说:“机器。织布的。听说要在汉口开工厂。”
李大牛说:“开工厂?咱们自己织布?”
工人说:“是。以后不用从英国买了,咱们自己织。”
李大牛愣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
笑得很轻。
五月十五日,平民学堂。
陈景仁正在教孩子们认字,李大牛忽然跑进来。
“陈先生!陈先生!码头上来了好多机器!”
陈景仁放下书,抬起头。
李大牛说:“都是从英国运来的,要在汉口开工厂!织布的!”
陈景仁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好事。”
李大牛说:“好事?”
陈景仁说:“是。以后咱们自己织布,就不用买洋人的了。钱就留在自己手里了。”
李大牛点点头。
陈景仁说:“可那工厂,是谁开的?”
李大牛说:“听说是张之洞开的。”
陈景仁说:“张之洞?他又办工厂了。”
李大牛说:“陈先生,您认识他?”
陈景仁说:“认识。”
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
窗外,天很蓝,太阳很好。
他想起张之洞那张脸,想起他说的那些话。
“不变法,就等死。”
他在变法。
在办工厂。
在让中国人自己织布。
可他不知道,这些工厂,能撑多久。
五月二十日,汉口郊外。
一座新的工厂正在建。
工人们忙着搬砖、和泥、砌墙。机器的轰鸣声从里面传出来,轰隆隆的,震得人耳朵疼。
张之洞站在工地旁边,看着那些工人。
一个官员走过来,小声说:“大人,机器都装好了。下个月就能开工。”
张之洞点点头。
官员说:“工人也招齐了。三百人,都是从本地招的。”
张之洞说:“工钱呢?”
官员说:“一天两吊钱。”
张之洞说:“够他们活吗?”
官员愣住了。
张之洞说:“够他们活,他们就会好好干。不够活,他们就会跑。”
官员说:“大人说得是。”
张之洞转身走了。
他走到工厂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那些工人还在干,汗流浃背的。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上了马车,走了。
五月二十五日,平民学堂。
来了一个人。
三十来岁,穿着一身短打,手上全是老茧,脸上带着笑。
陈景仁看见他,愣了一下。
“你是?”
那人说:“陈先生,我叫张三。在码头上扛货的。”
陈景仁说:“找我干什么?”
张三说:“我想来认字。”
陈景仁说:“为什么想认字?”
张三说:“大牛说的。他说您这儿教认字,不收钱。认了字,就能看书。看了书,就知道以前的事。知道了以前的事,就能记住那些死了的人。”
陈景仁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然后他点点头。
“进来吧。”
张三跟着他进去。
从那天起,平民学堂里又多了一个学生。
扛货的,跟那些孩子坐在一起,认字,读书,写自己的名字。
孩子们问他:“张叔叔,您也来认字?”
张三说:“是。认了字,就能看懂工厂门口的告示。看懂告示,就知道他们让咱们干什么。”
孩子们点点头。
六月初一,工厂开工了。
三百个工人,穿着统一的工装,站在工厂门口。张之洞站在台上,说了几句话。说的什么,工人们没听清。只听清最后一句:“好好干,日子会好起来的。”
工人们鼓掌。
然后他们进去,开始干活。
机器轰隆隆响起来,一根一根的线变成一匹一匹的布。
张三站在机器旁边,看着那些布。
他从码头上辞了工,来工厂干活了。一天两吊钱,比扛货少一点,可不用晒太阳,不用淋雨,不用扛那么重的东西。
他觉得很知足。
旁边一个工人问他:“你以前干什么的?”
张三说:“扛货的。”
那人说:“扛货比这儿钱多吧?”
张三说:“多。可扛不动了。老了。”
那人说:“你才三十多,老什么?”
张三笑笑,没说话。
他想起王老根。
王老根六十多了,还在扛货。
他不想扛到六十多。
他想学点本事。
认字,看书,学新东西。
学好了,就能干点别的。
六月初十,平民学堂。
晚上,陈景仁把李大牛、王老根、张三叫到一起。
他说:“你们都在码头上干过活,现在一个在工厂,一个在码头,一个在学堂。你们说说,这日子,比以前好了还是坏了?”
李大牛说:“好了。以前在老家,种地,一年挣不到十两。现在扛货,一天能挣二三十文,一年下来,比种地强。”
王老根说:“好了。以前在天津,提心吊胆的,不知道哪天洋人打进来。现在在汉口,安心多了。”
张三说:“好了。以前不认字,什么都看不懂。现在认了几个字,能看懂工厂门口的告示了。”
陈景仁点点头。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们觉得好了,是因为你们还活着。那些死了的人,他们觉得不好。”
三个人都不说话了。
陈景仁说:“你们活着,就得记住他们。记住那些死了的人,记住那些活着的苦。记住了,以后就不会再这样。”
李大牛说:“陈先生,我们记住了。”
王老根说:“记住了。”
张三说:“记住了。”
陈景仁点点头。
“那就好。”
六月十五日,码头上。
又来了一条船。
这回不是货船,是客船。从上海来的,船上下来很多人。有的穿洋装,有的穿长衫,有的提着皮箱,有的背着包袱。
王老根蹲在墙根底下,看着那些人。
他看见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一身崭新的学生装,戴着一副眼镜。年轻人下了船,站在码头上,四处张望。
王老根走过去,问:“先生,找人?”
年轻人说:“我找平民学堂。”
王老根愣了一下。
“平民学堂?您找那儿干什么?”
年轻人说:“我找陈景仁先生。”
王老根说:“您认识他?”
年轻人说:“不认识。可我读过他的书。”
王老根说:“他的书?什么书?”
年轻人说:“《庚子纪闻》。”
王老根愣住了。
他看着那个年轻人,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跟我走。”
他带着年轻人,穿过几条街,来到平民学堂门口。
他指着那块牌子,说:“就是这儿。”
年轻人看着那块牌子,看了很久。
然后他走进去。
年轻人叫陈独秀,安徽人,在日本留过学。
他站在陈景仁面前,鞠了一躬。
“陈先生,我叫陈独秀。我来找您,是想看看您。”
陈景仁说:“看我干什么?”
陈独秀说:“我在日本读了您的书。读完之后,一夜没睡着。我想来看看,写这本书的人,长什么样。”
陈景仁笑了。
“长什么样?就这样。一个老头。”
陈独秀说:“您不老。您还年轻。”
陈景仁说:“我五十多了,还不老?”
陈独秀说:“心年轻,人就年轻。”
陈景仁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然后他说:“你留下来,住几天。”
陈独秀说:“好。”
六月二十日,陈独秀要走了。
临走前,他跟陈景仁谈了一夜。
他说:“陈先生,您的书,让我明白了一件事。”
陈景仁说:“什么事?”
陈独秀说:“这个国家,病了。病得很重。得治。得大治。”
陈景仁说:“怎么治?”
陈独秀说:“革命。推翻朝廷。建立共和。”
陈景仁说:“革命,会死很多人。”
陈独秀说:“不革命,也会死很多人。庚子年死了多少?以后还要死多少?”
陈景仁没说话。
陈独秀说:“陈先生,您的书,是火种。我来借火。借了火,回去点灯。”
陈景仁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点点头。
“去吧。”
陈独秀站起来,鞠了一躬。
转身走了。
陈景仁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里。
林墨从屋里出来,站在他旁边。
“陈先生,那人是谁?”
陈景仁说:“又一个年轻人。”
林墨说:“他也来借火?”
陈景仁说:“是。”
林墨说:“火能点着吗?”
陈景仁说:“能。”
七月初一,平民学堂。
来了一个人。
四十来岁,穿着一身旧官服,脸上全是疲惫。
陈景仁看见他,愣了一下。
“你是?”
那人说:“陈先生,我叫张謇。江苏人。甲午年的状元。”
陈景仁说:“张謇?我听说过你。你在南通办实业。”
张謇说:“是。办工厂,办学堂,办农场。”
陈景仁说:“来找我干什么?”
张謇说:“来看看您。”
陈景仁说:“看我?”
张謇说:“看看写《庚子纪闻》的人,长什么样。”
陈景仁笑了。
“长什么样?就这样。一个老头。”
张謇说:“您不老。您还年轻。”
陈景仁说:“我五十多了,还不老?”
张謇说:“心年轻,人就年轻。”
陈景仁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然后他说:“你留下来,住几天。”
张謇说:“好。”
七月初十,张謇要走了。
临走前,他拉着陈景仁的手,说:“陈先生,您在汉口办学堂,我在南通也办学堂。咱们做的事,一样。”
陈景仁说:“一样。都是让人认字。”
张謇说:“认了字,就能看书。看了书,就知道以前的事。知道了以前的事,以后就不会再犯。”
陈景仁说:“是。”
张謇说:“陈先生,您保重。”
陈景仁说:“你也是。”
张謇走了。
陈景仁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里。
林墨从屋里出来,站在他旁边。
“陈先生,那人是谁?”
陈景仁说:“张謇。状元。办实业的。”
林墨说:“他也来借火?”
陈景仁说:“他不用借。他自己有火。”
林墨说:“那他来干什么?”
陈景仁说:“来看看,别人的火,烧得旺不旺。”
七月十五日,平民学堂。
晚上,陈景仁把林墨、林旭(出狱后)、刘复、李铁柱、李大牛、王老根、张三,还有那些孩子们,都叫到院子里。
月亮很亮,照得院子里一片白。
他说:“今天,咱们不认字。咱们讲故事。”
孩子们坐好,等着。
他开始讲。
讲那些来过的人。
宋教仁,黄兴,章太炎,陈独秀,张謇。
讲他们说的话,做的事,想的未来。
讲完了,他说:“这些人,都是来借火的。借了火,回去点灯。灯点多了,天就亮了。”
孩子们问:“天亮了,咱们就不用受苦了吗?”
陈景仁说:“天亮了,还得干活。可干活的,是人了,不是牛马。”
孩子们不懂。
可他们记住了。
八月,朝廷下诏,预备立宪。
说是要派人出洋考察宪政,说是要设咨议局,说是要准备实行君主立宪。
消息传来,有人叫好,有人说骗人,有人等着看,有人懒得看。
陈景仁站在街口,听着那些议论,一句话也没说。
林墨问:“陈先生,您怎么看?”
陈景仁说:“晚了一步。”
林墨问:“怎么晚了一步?”
陈景仁说:“庚子年签条约的时候,要是说这话,还有人信。现在说,没人信了。”
他转身往回走。
回到学堂,孩子们正在上课。
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些孩子。
他们认字,读书,写自己的名字。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预备立宪,不知道什么是君主立宪。
他们只知道,认了字,就能看懂工厂门口的告示。
能看懂告示,就知道让干什么。
知道了,就能活下去。
他忽然觉得,这就够了。
九月,平民学堂。
来了一个人。
二十出头,穿着一身破旧的学生装,脸上全是疲惫。
陈景仁看见他,愣了一下。
“你是?”
那人说:“陈先生,我叫蔡元培。从绍兴来。”
陈景仁说:“来找我干什么?”
蔡元培说:“来看看您的学堂。”
陈景仁点点头,领他进去。
蔡元培看了一圈,问:“这些孩子,都是哪儿来的?”
陈景仁说:“码头上来的,工厂里来的,逃难来的。”
蔡元培说:“他们学什么?”
陈景仁说:“认字。读书。写自己的名字。”
蔡元培说:“就这些?”
陈景仁说:“就这些。”
蔡元培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陈先生,您做得对。”
陈景仁说:“对?”
蔡元培说:“是。认字,是最基本的。认了字,才能看书。看了书,才能明理。明了理,才能做人。”
陈景仁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然后他说:“你留下来,住几天。”
蔡元培说:“好。”
九月二十日,蔡元培要走了。
临走前,他跟陈景仁谈了一夜。
他说:“陈先生,我回去也要办学堂。办大学的学堂。”
陈景仁说:“大学?那些孩子,上得了大学吗?”
蔡元培说:“上得了。只要认了字,读了书,明理了,就能上。”
陈景仁说:“那得多少钱?”
蔡元培说:“钱,慢慢凑。人,慢慢教。总会有的。”
陈景仁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点点头。
“去吧。”
蔡元培走了。
陈景仁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里。
林墨从屋里出来,站在他旁边。
“陈先生,那人是谁?”
陈景仁说:“蔡元培。也要办学堂的。”
林墨说:“他也来借火?”
陈景仁说:“他不用借。他自己有火。”
林墨说:“那他来干什么?”
陈景仁说:“来看看,别人的火,烧得旺不旺。”
十月初一,平民学堂。
晚上,陈景仁又把大家叫到一起。
月亮很亮。
他说:“今天,咱们不认字。咱们讲故事。”
孩子们坐好,等着。
他开始讲。
讲那些来过的人。
宋教仁,黄兴,章太炎,陈独秀,张謇,蔡元培。
讲他们说的话,做的事,想的未来。
讲完了,他说:“这些人,都是来借火的。借了火,回去点灯。灯点多了,天就亮了。”
孩子们问:“天亮了,咱们就能上大学了吗?”
陈景仁说:“能。”
孩子们笑了。
笑得很开心。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平民学堂。
陈景仁病了。
他躺在床上,起不来。
林墨、林旭、刘复、李铁柱、李大牛、王老根、张三,还有那些孩子们,围在他床边。
他睁开眼睛,看着他们。
一个一个看过去。
看完了,他说:“我没事。歇几天就好。”
孩子们哭了。
他说:“别哭。哭了,就看不见路了。”
孩子们擦掉眼泪。
他说:“你们记住。认字,读书,写自己的名字。记住了那些死了的人,记住了那些活着的苦。以后,就不会再这样了。”
孩子们点点头。
他闭上眼睛。
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