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渡槽工程启

　　公元1908年9月，洛杉矶的阳光洒在圣费尔南多谷的土地上，金色的光线让干裂的土壤显得更加荒芜。这一年是洛杉矶建市以来的第五十八个年头，也是这座城市历史上最干旱的一年之一。自年初以来，降雨量还不到往年平均值的四分之一，洛杉矶河的水位降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

　　圣费尔南多谷的农田里，一道道深深的裂痕如同城市的皱纹，纵横交错，诉说着缺水的困境。这些裂缝宽得能伸进一个成人的拳头，深不见底，土壤坚硬得如同石头，用锄头都难以撬动。原本应该绿油油的玉米地和麦田，如今只剩下枯黄的秸秆，在风中瑟瑟发抖，发出干燥的沙沙声。果农们站在田埂上，看着自己精心培育的柑橘树——叶子发黄卷曲，果实干瘪瘦小，有些树已经开始枯死——眼中满是绝望。一个名叫亨利·威尔逊的果农，在圣费尔南多谷种了二十年柑橘，他的果园曾经是这一带最好的，出产的脐橙远销芝加哥和纽约。但这一年，他看着自己的一千二百棵柑橘树，对妻子说：“今年怕是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了。”

　　当时的洛杉矶，人口已从1900年的十万人激增到十五万人。短短八年时间，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五十。这十五年是洛杉矶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终点站设在这里，将洛杉矶与全国铁路网连接起来；圣佩德罗港的扩建工程完工，深水码头可以停泊万吨级轮船；石油在洛杉矶盆地被发现，钻井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拔地而起。工厂、商铺、住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主街两侧的木质商铺已经无法满足需求，砖石结构的建筑开始兴起，三层的、四层的、五层的，一座比一座高。圣盖博谷的柑橘种植园不断扩张，柑橘产业成为了洛杉矶的支柱产业之一，每年有数千车皮的柑橘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仅1907年一年，洛杉矶地区就出口了超过两百万箱柑橘，价值近千万美元。

　　但这一切都需要水。

　　而洛杉矶河作为城市的主要水源，早已不堪重负。这条发源于圣费尔南多谷的河流，全长不过五十一英里，流域面积八百多平方公里，水量本来就不大。旱季时，河水流量锐减到每秒不足十立方英尺——这个水量还不够灌溉一座中型果园。河床裸露，露出嶙峋的石头和干枯的水草，在烈日下泛着灰白色的光。河水浑浊发黄，带着上游冲刷下来的泥沙，流速缓慢得像一条垂死的蛇。河面上漂浮着垃圾——破木板、烂菜叶、死猫死狗——散发着刺鼻的气味。

　　市民用水需要限量供应。市政府在1907年出台了《水资源管理条例》，规定每户每天只能领取两加仑水。两加仑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今天八瓶两升的可乐。这些水既要用于饮用和做饭，还要用于洗漱。洗衣服、洗澡都成为奢望。许多家庭为了节约用水，将洗菜水储存起来，用沉淀后的水浇灌院子里那几株半死不活的蔬菜；洗衣服的水也不能倒掉，留着冲洗厕所。有些人家一个星期才洗一次澡，用的是从雨水桶里收集的雨水。主街上有一家公共澡堂，平时两毛五分钱洗一次，那年夏天涨到了五毛钱，穷人根本洗不起。

　　工厂因缺水被迫停工。纺织厂、酿酒厂、制革厂——这些用水量大的行业首当其冲。洛杉矶最大的纺织厂“太平洋毛纺公司”在1908年夏天停工了整整三个月，一千多名工人失业在家，没有收入来源，只能靠市政府的救济粮度日。工人们排着长队领救济的场景，成了那年夏天洛杉矶街头最常见的画面。工人们排了几个小时的队，领到一小袋面粉、几罐豆子和几条咸鱼，勉强够一家人吃一天。有人因为排队时间太长中暑晕倒，被抬到阴凉处灌几口凉水又回来接着排。

　　果农们的处境更惨。柑橘树是用水大户，一棵成年柑橘树每天需要五到十加仑的水。旱季来临时，果农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果园一天天枯萎。叶子发黄、卷曲、脱落；果实停止生长，表皮皱缩，从枝头掉落。有些果农雇人从远处的井里打水，用马车一桶一桶地运到果园，但这点水根本是杯水车薪。一个叫弗兰克·莫里森的果农，在圣费尔南多谷种了四十英亩柑橘，投资了上万美元。那年旱季，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果园全部枯死，一棵树都没剩。他站在枯死的果园里，摘下帽子，捂着脸，蹲在地上哭了很久。后来他卖掉了土地，带着妻子回了堪萨斯老家。临走时他对邻居说：“没有水的加利福尼亚，比地狱好不了多少。”

　　缺水问题如同一块巨石，压在洛杉矶的心头。若不尽早解决，城市的发展将陷入停滞，甚至面临衰退的危机。洛杉矶的“阳光之城”美誉，也因缺水而蒙上了一层阴影。有报纸在社论中写道：“洛杉矶有一千种优点，但没有水，这些优点都等于零。阳光再好，没有水也只能晒死人。”

　　为了解决这一关乎城市命运的难题，洛杉矶市政府早在1904年就成立了“水资源调查委员会”，由水务局局长威廉·穆赫兰亲自带队，在加州南部和东部寻找新的水源。调查委员会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勘察了圣贝纳迪诺山脉、圣哈辛托山脉、莫哈韦沙漠和欧文斯谷，行程超过五千英里，最终确定了一个大胆的方案——从两百三十三英里外的欧文斯谷引水。

　　1905年，穆赫兰向市议会提交了渡槽工程方案。这个方案计划从欧文斯谷的欧文斯河取水，通过总长两百三十三英里的引水渠、隧道和虹吸管，将水引入洛杉矶。工程需要穿越沙漠、山脉和峡谷，其中大部分路段都是无人区，地形复杂，施工难度极大。预算高达两千三百万美元，相当于洛杉矶全市三年的财政收入。

　　这个方案在洛杉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要举措，是“为子孙后代谋福利”。《洛杉矶时报》在头版发表社论，称渡槽工程是“洛杉矶的命脉”，是“将沙漠变成花园的唯一途径”。商人托马斯·威尔逊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缺水是洛杉矶发展的最大障碍，渡槽工程能为城市带来新生。我们应该支持这项伟大的工程，而不是被它的成本吓倒。”他带头捐款一万美元，作为工程的启动资金。

　　反对者则担心工程成本过高，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甚至对欧文斯谷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洛杉矶先驱报》刊登了一系列反对文章，称这项工程是“穆赫兰的疯狂计划”，是“将洛杉矶的钱扔进沙漠里”。《洛杉矶太阳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写道：“两千三百万美元？这足够在洛杉矶建一百所学校、十座医院、五座市政厅。我们为什么要花这笔钱去偷别人的水？”还有环保人士担忧，大量抽取欧文斯谷的水资源会导致欧文斯湖干涸，影响当地农业和生态。

　　欧文斯谷的居民更是激烈反对。欧文斯谷位于内华达山脉东麓，是一个狭长的山谷，长约一百二十英里，宽十到二十英里。欧文斯河从内华达山脉的冰川发源，向南流经整个山谷，最终注入欧文斯湖。这条河是欧文斯谷的生命线，灌溉着数万亩农田，养育着数千居民。欧文斯谷的居民世代在此耕种，过着平静的生活，依靠种植苜蓿、小麦、大麦和蔬菜为生。欧文斯谷的农产品在加州小有名气，尤其是苜蓿种子，质量上乘，远销海外。

　　当洛杉矶要修建渡槽抽水的消息传到欧文斯谷时，当地居民愤怒了。他们认为洛杉矶是在“掠夺”他们的生存资源，是“以邻为壑”的行为。一位名叫约翰·雷诺兹的农场主——他是欧文斯谷最大的地主之一，拥有两千英亩土地，种植苜蓿和小麦——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欧文斯河是我们的生命线，是我们祖先用血汗开垦出来的。洛杉矶人凭什么来抢我们的水？他们自己不节约用水，不修水库，不想办法，却要来偷我们的水？这是抢劫！”他组织了一个“欧文斯谷保护联盟”，号召当地居民抵制洛杉矶的“水强盗”。

　　但穆赫兰没有退缩。从1905年到1908年，他带着勘探队多次深入欧文斯谷，反复测量、论证、修改方案。他的勘探笔记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一个数据——海拔高度、河流流量、地质结构、土壤成分、施工难度。他知道，两千三百万美元是洛杉矶能承受的极限，每一分钱都必须花在刀刃上。他必须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造价。经过两年多的勘探和研究，他最终确定了渡槽的路线和设计方案：采用重力输水原理，利用欧文斯谷与洛杉矶之间约五百八十英尺的海拔差，让水自然流向洛杉矶，无需任何动力设备。这一设计既节省了成本，又提高了输水效率，被后人誉为“水利工程的奇迹”。

　　1908年9月，洛杉矶市政府经过多次激烈讨论与实地调研，正式启动了渡槽工程。市长哈里·汉密尔顿在工程启动仪式上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讲，他说：“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即将开启一项伟大的工程。这项工程将把水从两百三十三英里外的欧文斯谷引到洛杉矶，为我们的城市带来生命与繁荣。这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洛杉矶未来的希望。我相信，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记住今天，记住我们的勇气与远见。”他转身面向穆赫兰，说：“威廉，这项工程交给你了。我相信你。”

　　穆赫兰站在主席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他想起自己十九年前来到洛杉矶时的样子——一个身无分文的爱尔兰移民，连英语都说不利索，口袋里只有父亲给的五英镑。他做过测量员、制图员、水利工程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现在，他将要主持一项改变这座城市命运的工程。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他说。

　　工程动用了数千名工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和国家，包括华人、墨西哥裔、白人、黑人等。其中不乏曾经参与过太平洋铁路建设的劳工，他们带着丰富的施工经验，从加州各地赶来，投身到这项伟大的工程中。工人们住在简陋的工棚里——这些工棚是用木板和帆布搭建的简易房屋，一排一排地立在工地旁边，像难民营一样。夏天，工棚里闷热难耐，温度高达五十多度，如同蒸笼。太阳一出来，帆布顶棚就被晒得发烫，棚内热得像烤箱。晚上根本无法入睡，工人们只能躺在地上，借着一丝凉风勉强休息。冬天，寒冷刺骨，寒风从木板缝隙里钻进来，冻得人瑟瑟发抖。工棚里没有取暖设备，只能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取暖，用身体的热量对抗严寒。

　　工棚里挤满了床位，几十个人挤在一个棚屋里，床与床之间只有一尺宽的过道。卫生条件极差——没有厕所，没有浴室，没有洗衣设施。污水横流，垃圾堆积，蚊虫滋生。跳蚤、虱子、臭虫到处都是，咬得人浑身发痒。疾病传播的风险很高，许多工人患上了疟疾、痢疾、伤寒等疾病。工地上只有一个简陋的医务室，由一个退役军医和两个护士管理，药品匮乏，医疗条件有限。很多工人只能靠简单的药物治疗，有些甚至只能硬扛。有几个工人因此失去了生命。

　　他们吃着粗糙的食物——面包、豆子和咸肉。面包常常是发霉的，带着一股酸味，但工人们没有选择，只能把发霉的部分掰掉，剩下的照样吃。豆子煮得半生不熟，难以消化，吃多了胀气。咸肉则又咸又硬，要用刀切，切都切不动，要用锤子砸，像砸石头一样。工人们把这些东西塞进嘴里，嚼几下就往下咽，顾不上什么味道。他们每天省吃俭用，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里，养活远在他乡的亲人。

　　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没有休息日。工人们面临着高温、干旱、沙尘暴等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应对塌方、泥石流、爆炸等安全隐患。

　　在修建穿越山脉的隧道时，工人们使用炸药开山凿石。炸药是用硝化甘油和硅藻土混合制成的，极不稳定，稍有不慎就会爆炸。运送炸药的工人每次搬运都提心吊胆，生怕颠簸得太厉害。爆破时，工人们先在岩壁上钻孔，把炸药塞进去，接上导火索，点燃后迅速撤离。轰的一声巨响，碎石飞溅，尘土飞扬。爆破后，工人们需要立即进入隧道清理碎石。空气中弥漫着粉尘，吸入后容易引发肺病。很多工人因此患上了矽肺病，咳嗽不止，痰中带血，却没有药可治。

　　塌方是最大的噩梦。有一次，在欧文斯谷南部的阿拉巴马山隧道工地，工人们正在挖掘一段地质条件极差的岩层。那天的岩层特别松软，顶部不断掉下碎石。工头觉得不对劲，命令大家撤出。但已经来不及了——隧道顶部突然坍塌，巨大的石块从头顶砸下来，轰隆声震耳欲聋。几名工人被埋在碎石下面，其他工人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援。他们用双手挖掘泥土和石块，手指被磨破，鲜血直流，指甲缝里嵌满了泥土和石屑。有些石块太大，搬不动，就用撬棍撬，用绳子拉。经过几个小时的挖掘，他们挖出了被困的工友，但其中两人已经没有了呼吸。他们静静地躺在碎石堆里，身上沾满尘土，面容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

　　穆赫兰赶到现场时，工人们已经将遇难者的遗体抬了出来。他摘下帽子，站在遗体前，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蹲下来，轻轻合上一个年轻工人的眼睛——那孩子才十九岁，来工地还不到三个月，家在俄亥俄州，是跟叔叔一起来的。穆赫兰站起来，对工人们说：“这些工人是洛杉矶的英雄。他们用生命为城市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工人们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葬礼。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只有两堆黄土，上面插着简陋的十字架。穆赫兰在墓前发表讲话，声音哽咽：“他们来自远方，为了我们这座城市，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名字，应该被这座城市铭记。”他承诺会照顾好遇难者的家属——每人发放五百美元的抚恤金，并将他们的名字刻在渡槽纪念碑上。后来，在渡槽竣工的纪念碑上，确实刻上了所有遇难者的名字。那个十九岁男孩的名字，排在第九位。

　　在铺设渡槽的混凝土管道时，工人们需要在烈日下搅拌混凝土。混凝土是用水泥、沙子和水按比例混合而成的，搅拌时需要大量的体力。工人们用铁锹把水泥和沙子翻来覆去地拌，直到均匀。搅拌好的混凝土用独轮车推到管道铺设处，倒进木模里，用捣棒夯实。烈日当头，混凝土散发着热量，让周围的温度更高。许多工人中暑晕倒，被抬到阴凉处休息片刻，喝上一口凉水，用湿毛巾擦擦脸，缓过劲儿来就又投入到工作中。

　　华人劳工在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大多来自广东台山，是当年修建太平洋铁路的那批华工的后代或同乡。他们有着丰富的隧道挖掘和铁路建设经验，以吃苦耐劳、技艺精湛而闻名。渡槽工程中，他们被分配到最艰苦的隧道工程和峡谷路段，负责挖掘、爆破、支护和砌筑。

　　在阿拉巴马山隧道工程中，华人劳工负责最危险的一段——全长一英里的隧道，地质条件复杂，岩层破碎，渗水严重。华人劳工们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顽强的毅力，高效地完成了隧道挖掘任务。他们发明了一种简易的支护方法——用松木搭建拱形支架，顶部铺上木板，再用碎石填满缝隙，防止隧道塌方。这种方法既简单又实用，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和安全性。后来，这种方法被推广到整个工程中，成为渡槽隧道施工的标准做法。

　　然而，华人劳工却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的工资仅为白人劳工的一半——白人劳工每月能拿到三十美元，而华人劳工只有十五美元。他们的居住条件也更差——白人劳工住在木制工棚里，有木板床和简单的家具；华人劳工只能住在用帆布和竹子搭的棚子里，睡在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他们的工地上没有浴室，没有厕所，连饮用水都是直接从河里打上来的，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更令人气愤的是，华人劳工还遭受着种族歧视。白人监工对他们动辄打骂，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呵斥和殴打。克扣工资是常有的事——监工们找各种借口扣钱，“干活太慢”“偷懒”“不服从管理”，理由五花八门。有些华人劳工干了整整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还不到十美元。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没有怨言，没有抗议，只是默默地埋头苦干。因为他们知道，这份工作虽然辛苦，虽然不公平，但比在台山种地强多了。他们在台山的家人，就靠他们寄回去的这些钱活着。

　　一位名叫李华的华人劳工，在挖掘隧道时被掉落的石块砸伤了腿。石块有西瓜那么大，从隧道顶部砸下来，正中他的左小腿。骨头断了，鲜血直流，白森森的骨茬从皮肉里戳出来，疼得他几乎晕过去。工友们把他抬到医务室，军医给他做了简单的处理——用木板把腿固定住，撒上消炎粉，缠上绷带。军医说：“这条腿怕是保不住了，最好去城里的医院截肢。”但李华拒绝了。他躺在工棚里，疼得整夜睡不着，咬着枕头不让自己叫出声来。一个星期后，他让工友找来两根木棍当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工地。

　　工头看到他，皱着眉头说：“你这腿都成这样了，还来干什么？”

　　李华说：“我能干活。我可以用手挖，用铲子铲。我不能闲着，闲着我家里人就没饭吃。”

　　工头犹豫了一下，让他去做一些轻活——搬搬工具，递递材料，给搅拌机加水。李华每天拄着拐杖在工地上走来走去，汗水湿透了衣衫，腿上的伤口因为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反复发炎，肿得像馒头一样，但他始终没有离开。他的坚韧与执着，打动了身边的许多工友，包括一些白人劳工。有个叫汤姆的爱尔兰裔工人，主动把自己的面包分给李华，说：“兄弟，你比我们任何人都硬气。”汤姆还教李华英语，李华教汤姆用筷子吃饭。他们成了朋友，这在种族隔离的年代并不常见。

　　除了李华，还有许多华人劳工在工程中表现突出。在欧文斯谷北部的谢尔曼隧道工程中，华人劳工创造了一个月挖掘三百英尺的纪录，比白人劳工队快了将近一倍。他们的辛勤付出得到了一些正直的白人工程师的认可与尊重。一位名叫乔治·哈蒙德的工程师在日记中写道：“华人劳工是我见过最勤劳、最坚韧的工人。他们从不抱怨，从不偷懒，从不要求加薪。他们理应得到公平的待遇，种族歧视是对他们的不公。”哈蒙德工程师后来向穆赫兰建议，给华人劳工加薪，并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穆赫兰采纳了这个建议，将华人劳工的月薪从十五美元提高到二十美元，并为他们修建了新的工棚。虽然这仍然低于白人劳工的工资，但至少是一个进步。

　　渡槽工程中最艰难的路段，是横跨莫哈韦沙漠的那一段。莫哈韦沙漠是美国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年降水量不足五英寸。夏季气温常常超过华氏一百二十度（约摄氏四十九度），地表温度更高，能煎熟鸡蛋。沙漠里没有路，没有水，没有任何植被，只有一望无际的黄沙和碎石。施工队必须在沙漠里修建一条长达四十英里的引水渠，将欧文斯谷的水输送到沙漠另一边的圣费尔南多谷。

　　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施工队在1909年夏天进入沙漠。他们带着帐篷、食物、水和工具，用马车和骡车拉着物资，在沙漠里缓慢前行。烈日当头，晒得人皮肤发烫，嘴唇干裂出血。沙子反射着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工人们用湿毛巾裹住头和脸，只露出两只眼睛，但还是挡不住热浪的侵袭。很多人中暑倒下，被送回后方休养。有些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尸体被埋在沙漠里，连个墓碑都没有。

　　水源是最大的问题。沙漠里没有水，所有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都必须从几十英里外运来。施工队每天要用马车运来上千加仑的水，但这些水远远不够——工人们要喝水，要搅拌混凝土，要给骡马喝。水的价格比油还贵，一加仑水运到工地上，成本高达一美元。穆赫兰不得不从拉斯维加斯请来钻井队，在沙漠里打井。他们打了好几口井，终于在一百五十英尺深的地方找到了地下水。水是咸的，苦涩难喝，但至少能用来搅拌混凝土和喂骡马。

　　有一次，施工队在沙漠里遭遇了沙尘暴。那是一场持续了整整三天的特大沙尘暴，狂风卷起沙石，遮天蔽日，能见度不足十英尺。沙粒像刀子一样打在脸上，皮肤被划出一道道血痕。帐篷被吹倒，设备被掩埋，连骡子都被吓得乱跑。工人们趴在地上，用毯子裹住自己，任凭沙石抽打在身上。沙尘暴过后，整个工地都被埋在了沙子下面。工人们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把设备和物资从沙子里挖出来。那一个星期，他们吃的是被沙子掺了的面包，喝的是混着沙子的水，嘴里咯吱咯吱地响，像嚼碎玻璃。

　　但施工队没有放弃。他们顶着烈日，扛着风沙，一寸一寸地在沙漠里挖掘。他们用铁锹挖，用镐头刨，用独轮车推。每推进一英尺，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到1910年夏天，四十英里的沙漠引水渠终于完工了。当第一股水从渠首流入沙漠段时，工人们站在渠边，看着浑浊的水在烈日下缓缓流淌，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跪在地上感谢上帝。一个叫佩德罗的墨西哥工人，摘下帽子，舀了一帽子水，浇在自己头上，仰天长啸：“我们做到了！”

　　渡槽工程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冲突，其中最激烈的是与欧文斯谷居民的矛盾。

　　1905年，当洛杉矶市政府开始秘密购买欧文斯谷的土地和水权时，当地居民还不知道。市政府通过代理人——主要是弗雷德·伊顿——在欧文斯谷大肆收购土地和水权，价格压得很低。到1907年，洛杉矶市政府已经控制了欧文斯谷百分之八十的水权。当这个消息曝光时，欧文斯谷的居民愤怒了。他们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被掠夺了。

　　约翰·雷诺兹组织了一百多名当地居民，在毕晓普镇召开抗议大会。大会通过了《欧文斯谷宣言》，谴责洛杉矶市政府的“水强盗”行径，宣布“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欧文斯河”。他们组织了“欧文斯谷自卫队”，在渡槽工地上设置路障，阻止施工队进入。有些激进分子甚至破坏工程设备——烧毁工棚，炸毁水渠，用炸药炸毁供水管道。

　　1910年春天，欧文斯谷的抗议活动升级为暴力冲突。一天夜里，一群蒙面人闯进渡槽工地的炸药库，偷走了五十箱炸药。第二天早上，工人们发现，正在修建的一段五英里长的引水渠被炸毁了。碎石飞溅，混凝土块散落一地，渠道底部的防水层被炸出了一个大洞。损失高达五万美元，工期至少要推迟三个月。

　　穆赫兰赶到现场，看着被炸毁的渠道，脸色铁青。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对身边的助手说：“去通知市政府，我要和欧文斯谷的人谈判。”

　　谈判在毕晓普镇的学校礼堂举行。穆赫兰带着三名助手，对面坐着约翰·雷诺兹和十几个当地居民代表。气氛紧张得像要爆炸。雷诺兹拍着桌子说：“你们洛杉矶人，凭什么来抢我们的水？你们自己的河干了，就要来偷我们的？你们把我们当什么了？印第安人？”

　　穆赫兰站起来，声音平静但坚定：“雷诺兹先生，我理解你们的愤怒。如果我是你，我也会愤怒。但我不是来抢你们的。我是来解决问题的。洛杉矶需要水，这是事实。欧文斯谷有水，这也是事实。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谈判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最终，双方达成了协议——洛杉矶市政府支付五十万美元作为补偿金，用于改善欧文斯谷的灌溉设施；每年向欧文斯谷支付一定比例的水费；保证欧文斯湖的水位不低于一定标准。雷诺兹虽然不满意，但他知道，继续对抗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他最终同意了协议。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个协议。一部分激进的居民继续抗议，甚至诉诸法庭，试图阻止渡槽工程。官司打了好几年，一直打到加州最高法院。1912年，加州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认定洛杉矶市政府购买水权的行为合法有效。那些反对者彻底失败了。

　　然而，渡槽工程对欧文斯谷的生态环境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由于河水被大量抽取，欧文斯湖的水位逐年下降。到1924年，欧文斯湖几乎完全干涸，湖底露出白花花的盐碱。周边的植被枯萎，野生动物减少，沙尘暴频发。欧文斯谷从一个水草丰美的绿洲，变成了一片荒芜的盐碱地。这成为了渡槽工程留下的最大遗憾。多年以后，穆赫兰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解决了洛杉矶的问题，却给欧文斯谷带来了灾难。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会做更多的补偿，花更多的钱来保护那里的环境。但那时的我们，只想着水，只想着城市的发展，没有想那么远。”

　　经过五年的艰苦施工，1913年11月5日，洛杉矶渡槽工程正式竣工。

　　这一天，整个洛杉矶都沸腾了。一大早，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涌向圣费尔南多水库——那是渡槽的终点，水将从这里流入城市的供水系统。数十万市民沿街欢呼，从渡槽终点的圣费尔南多水库到市中心，街道两旁挤满了人，一眼望不到头。人们挥舞着美国国旗和洛杉矶市旗，高喊着“水来了”的口号，脸上洋溢着喜悦与自豪。有人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感谢穆赫兰”“水是生命”“洛杉矶万岁”。还有人穿着节日盛装，戴着头饰，敲着鼓，吹着号，像过节一样。

　　穆赫兰站在水库边的主席台上，看着眼前黑压压的人群，心中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五年的艰辛——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数千名工人的汗水与鲜血，两千三百万美元的巨额投资，无数次的争吵与妥协——终于在这一刻，有了结果。

　　下午两点整，穆赫兰下达了开闸放水的命令。

　　在欧文斯谷的引水渠起点——距离洛杉矶两百三十三英里外的阿拉巴马山脚下——一名工人转动了巨大的铸铁闸门。欧文斯河的水，经过五年修建的渡槽，开始了它漫长的旅程。水流沿着引水渠，穿过隧道，跨过峡谷，翻越山脉，横穿沙漠，一路向南，奔流而下。

　　水到达圣费尔南多水库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半。夕阳西斜，金色的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当第一股水流从渡槽出口喷涌而出，冲入水库时，激起巨大的水花，水雾弥漫，在阳光的照射下形成一道美丽的彩虹。

　　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互相拥抱，热泪盈眶。有人跪在地上，用手捧起水，大口大口地喝。有人把孩子举过头顶，让他们看这壮观的景象。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是洛杉矶最早的一批居民之一，见证了这座城市从一个小村庄成长为十几万人的城市——站在人群中，老泪纵横。她对身边的人说：“我在洛杉矶住了五十年。五十年前，我们在洛杉矶河里打水吃，河水清得像镜子。后来人多了，河水浑了，干了。现在，水又来了。”

　　穆赫兰站在主席台上，看着眼前的景象，眼中满是激动的泪水。他没有擦，任凭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他想起五年前在莫哈韦沙漠里被沙尘暴折磨的日日夜夜，想起在阿拉巴马山隧道里被塌方掩埋的工人，想起在欧文斯谷谈判时被拍桌子骂娘的场面，想起那些在工地上累倒、病倒、死去的工人们。他想起那个十九岁的俄亥俄男孩，想起李华那条受伤的腿，想起佩德罗在沙漠里仰天长啸的样子。

　　他清了清嗓子，对着扩音器说——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今天，我们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欧文斯谷的水，终于流入了洛杉矶。这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的竣工，更是洛杉矶未来的希望。有了水，我们的城市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的人民将过上更好的生活。我要感谢所有参与工程的工人和工程师——那些在沙漠里、在隧道里、在悬崖上日夜奋战的男人们。他们中有白人，有华人，有墨西哥人，有黑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洛杉矶带来水。他们做到了。我还要感谢市民们的支持与信任，是你们的理解与包容，让这项伟大的工程成为了现实。”

　　他的讲话赢得了市民们的热烈掌声。人们将他视为洛杉矶的英雄，高呼着他的名字：“穆赫兰！穆赫兰！穆赫兰！”不少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渡槽工程竣工后，洛杉矶的缺水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渡槽日均供水一点七亿加仑——这个数字是洛杉矶河平均流量的四倍。也就是说，即使洛杉矶河在旱季完全干涸，渡槽的水也足以供应整个城市的需求。有了水，洛杉矶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人口从1900年的十万人增至1920年的五十七万人，二十年间增长了近五倍。工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纺织、化工、机械制造、石油炼制等产业纷纷兴起，工厂数量从几十家增加到几百家。农业方面，柑橘种植面积从几千英亩扩大到数万英亩，洛杉矶的柑橘因其优良的品质而闻名全国，远销欧洲和亚洲。洛杉矶从一个农业小镇，迅速发展为加州最大的城市之一。

　　渡槽工程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洛杉矶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它展现了人类改造自然、造福城市的智慧和勇气，也体现了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协作的精神。数千名工人——白人、华人、墨西哥人、黑人——在烈日下、在风沙中、在隧道里、在悬崖上，挥洒着汗水与鲜血，共同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他们中的有些人，把生命留在了工地上，再也没有回到家乡。但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了渡槽纪念碑上，被这座城市铭记。

　　威廉·穆赫兰也因此成为了洛杉矶的英雄，被市民誉为“水之父”。他的名字被永远铭刻在渡槽的纪念碑上，被后人铭记。洛杉矶有一条以他命名的大道——穆赫兰大道，蜿蜒在圣费尔南多谷的山脊上，俯瞰着整个洛杉矶盆地。每当夕阳西下，站在穆赫兰大道上，可以看到金色的阳光洒满城市，万家灯火次第亮起。这条路上，有一块铜牌，上面刻着几行字：

　　“献给威廉·穆赫兰，他给洛杉矶带来了水，也带来了生命。”

　　1913年11月5日那个傍晚，当水流涌入圣费尔南多水库的时候，穆赫兰独自站在水库边，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他的助手走过来，递给他一杯水——那是渡槽送来的第一杯水。

　　穆赫兰接过杯子，看着里面清澈透明的水，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举杯，轻轻说了一句谁也听不清的话。后来有人问他说的什么，他笑了笑：“我说的是爱尔兰语。意思是——‘这水真甜’。”

　　七律·第39章

　　渡槽动工破洪荒，穆赫兰主费思量。

　　千工穿越山川阻，五载修成输水长。

　　重力引流解民渴，圣费尔连欧文乡。

　　瓶颈打破兴城计，洛城扩张始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