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发展商业,藏富于民
建文十一年二月初九,顺天府,乾清宫。
朱允炆站在窗前,望着外面渐渐融化的积雪,已经很久没有动。
开春了。
按照惯例,开春之后,朝廷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劝农。诏书已经拟好,马上就要发往全国。劝农的内容,年年都一样——不违农时,深耕易耨,勤于耕作,勿荒田亩。
可今年,他不想只劝农。
他想劝商。
这个念头,在他心里盘旋了很久。
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都重农抑商。商人被看作末业,被歧视,被压制,被课以重税。可朱允炆知道,没有商,农也活不好。农民种的粮食,需要商人运到城里卖。农民需要的农具、盐、布,需要商人从外地运来。没有商人,农民只能自给自足,永远富不起来。
他想起前些日子看的一份奏折——苏州府报,去年苏州商税收入八十七万两,比前年多了十二万两。而苏州府的田赋,只有六十万两。
商税,已经超过了田赋。
这不是苏州一地的现象。应天、松江、常州、杭州、湖州、嘉兴,这些江南繁华之地,商税都在快速增长。有的地方,商税已经是田赋的两倍、三倍。
可朝廷对待商人的政策,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关卡林立,税吏横行,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商人运一船货,从杭州到顺天,要过几十道关卡,交几十次税。每个关卡都有理由卡你,每个税吏都有办法敲你。一趟下来,利润去了大半。
朱允炆听说了太多这样的故事。
一个商人,辛辛苦苦攒了点钱,想扩大生意。结果一趟货被扣了,钱没了,人进去了,家破了。
一个商人,老老实实做生意,不偷不抢不逃税。可税吏说你逃了,你就逃了。你不给钱,就关你。给了钱,下次还要给。
一个商人,赚了点钱,想回乡买地养老。结果官府说你的钱来路不正,没收了。
这样的故事,听得越多,他越觉得,必须改。
“陛下,”方孝孺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户部尚书郁新来了。”
朱允炆转过身,点点头。
“让他进来。”
郁新跪在朱允炆面前,心里有些忐忑。
这位老臣,自从上次因为迁都的事被敲打之后,一直小心翼翼,生怕再惹皇帝不高兴。
“郁卿,”朱允炆开门见山,“朕问你,去年全国商税,总共多少?”
郁新一愣,随即答道:“回陛下,去年全国商税,共收银三百四十七万两。”
“比前年呢?”
“多了四十二万两。”
“比洪武三十年呢?”
郁新想了想:“洪武三十年,商税二百一十万两。多了……一百三十七万两。”
朱允炆点点头。
“增长很快。”他说,“可朕听说,商人们叫苦连天。说税太重,关卡太多,税吏太凶。你怎么看?”
郁新沉默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说:“陛下,商税之事,臣略知一二。商人叫苦,确有此事。但……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什么道理?”
“商人逐利,总想少交税。”郁新道,“他们说税重,可实际上,大明的商税并不重。三十税一,自古以来的规矩。比唐朝、宋朝都轻。至于关卡多,税吏凶,那是地方上的事,朝廷三令五申,可……”
“可禁而不止。”朱允炆替他说完。
郁新低头:“陛下圣明。”
朱允炆站起身,走到窗前。
“郁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禁而不止?”
郁新一愣。
“因为关卡就是钱。”朱允炆道,“每一个关卡,都是一个捞钱的地方。税吏靠卡商人发财,地方官靠关卡收孝敬,朝廷靠关卡收税。大家都指着这道卡活着,谁愿意废?”
他转过身,看着郁新。
“可朕想废。”
郁新的脸色变了。
“陛下,这……这……”
“朕不是要废税。”朱允炆打断他,“朕是要废关卡。商人运货,从杭州到顺天,过一道卡,交一次税。过几十道卡,交几十次税。这合理吗?货物还是那些货物,商人还是那个商人,凭什么要交几十次?”
郁新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朕的想法是,”朱允炆道,“把所有的关卡都撤了。只留下边境和城门的税卡。货物从产地运到销售地,只交一次税。税在销售地交,按销售额的三十税一。这样,商人不用被一路盘剥,朝廷的税也不会少。”
郁新听完,沉默良久。
“陛下此策,臣以为……可行。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地方上,靠关卡吃饭的人太多了。”郁新道,“撤了关卡,这些人怎么办?他们会闹事,会抵制,会……”
“会造反?”朱允炆笑了,“让他们造。朕连朱棣都平了,还怕几个税吏?”
郁新不敢再说话。
“传旨,”朱允炆道,“命户部、工部、都察院,各派官员,组成‘商税改革司’,专门负责此事。三个月内,拿出章程。”
二月十五,顺天府,城南。
朱允炆穿着便服,带着方孝孺,来到城南的集市。
这是顺天府最大的集市,每天有几万人来来往往。卖菜的、卖粮的、卖布的、卖铁的、卖杂货的,应有尽有。
他走在一排排摊位之间,看着那些忙碌的商贩,听着那些此起彼伏的叫卖声。
“新鲜的菜!刚摘的!”
“布!上好的棉布!便宜卖了!”
“铁锅!铁犁!自家打的!”
朱允炆在一个卖布的摊位前停下。
摊主是个中年妇人,见有人来,赶紧招呼:“客官,买布?这都是上好的棉布,从松江运来的。您摸摸,多软和。”
朱允炆摸了摸,确实不错。
“这布,多少钱一匹?”
“三两银子。”
“从松江运来,要过多少关卡?”
妇人愣了一下,随即叹了口气。
“客官,您可别提了。从松江到顺天,少说也要过二十道卡。每道卡都要交钱,少的几十文,多的几百文。一趟下来,光关卡的钱,就要花二三两银子。”
朱允炆皱眉:“这么多?”
“可不是嘛。”妇人道,“有时候运一车货,赚的钱还不够交关卡的。可有什么办法?不运,没得卖。运了,就得认。”
朱允炆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那如果有人跟你说,以后不用过这么多卡了,只交一次税,你信吗?”
妇人笑了,笑得有些苦涩。
“客官,您说笑了。这种事,哪可能?朝廷要收税,地方要捞钱,咱们这些做小买卖的,就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朱允炆没有再说下去。
他买了那匹布,付了钱,转身离开。
走出很远,他忽然对方孝孺说:“方卿,你听见了吗?”
方孝孺点头:“臣听见了。”
“她不信。”朱允炆道,“她不相信朝廷会改。她不相信自己的日子能变好。她已经被欺负惯了,已经不抱希望了。”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来:
“朕要做的,就是让她相信。”
三月初一,文华殿。
商税改革司拿出了第一份章程。
章程的核心,是三条:
第一条,废除内地关卡。除边境和城门税卡外,全国各地的内地关卡,一律撤销。现有税吏,由户部统一安置,或转岗,或遣散。
第二条,实行“一税制”。货物从产地运到销售地,只交一次税。税在销售地缴纳,按销售额的三十税一。商人凭税票通行全国,不再重复征税。
第三条,设立“商籍”。凡在大明境内经商者,可到当地官府登记,领取商籍。有商籍者,享受官府保护。被勒索、被欺压者,可到官府告状。官府必须受理,七日之内给答复。
朱允炆看完,提笔批了一个字——
“可。”
三月初十,顺天府,户部。
第一批商籍,开始发放。
来领商籍的人,排起了长队。有的是本地商人,有的是外地来的,有的做了一辈子生意,有的刚入行。
那个卖布的妇人,也来了。
她站在队伍里,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个领到那张盖着红印的纸,心里七上八下。
轮到她时,户部的书吏问:“姓名?”
“张周氏。”
“哪里人?”
“顺天府人。”
“做什么生意?”
“卖布。”
“店铺在哪?”
“城南集市,东头第三家。”
书吏一一记下,然后递给她一张纸。
“这是你的商籍。收好了。以后有人欺负你,拿这个去告状。”
张周氏接过那张纸,手都在抖。
商籍。
她活了四十多年,第一次有了官府发的凭证。
她不知道这东西能有多大用,可她知道,这是朝廷给的。朝廷给的,总该有点用吧?
她小心翼翼地把商籍揣进怀里,走出户部大门。
外面阳光正好,晒得人暖洋洋的。
她忽然想起那天那个买布的客人。
他说,以后只用交一次税。
她当时不信。
可现在,她有点信了。
三月十五,通州码头。
朱允炆站在码头上,望着那些来来往往的商船。
通州是大运河的北端,南方的货物,从杭州坐船,一路北上,到这里卸货,再转运顺天。每天都有几百条船在这里停靠,卸货装货,人来人往。
码头上,最热闹的地方,是税关。
以前,每一条船到这里,都要停下来,等着税吏上船查验,然后交税。有时候一等就是三五天,有时候交了税还得给“辛苦费”,有时候给的少就会被刁难。
可现在,税关变了。
门口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凡持有商籍者,凭税票通行,不再重复征税。”
告示下面,排着队的船主,正等着交税。
不是每一条船都交,是每一条船只交一次。
交完之后,税吏会在税票上盖个章,然后放行。
朱允炆走到一个刚交完税的船主面前,问:“这位船主,从哪来?”
船主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满脸风霜,一看就是常年在运河上跑的人。
“从杭州来。”
“运的什么?”
“丝绸、茶叶、瓷器。”
“以前跑一趟,要交多少税?”
船主叹了口气:“以前?以前从杭州到通州,要过二十多道卡,交二十多次税。一趟下来,光税钱就要花上百两。有时候货还没卖,本钱就去了一半。”
“现在呢?”
船主笑了,笑得很开心。
“现在?现在只在杭州交一次,在通州交一次,就完了。来回两趟,省了七八十两银子。七八十两啊!够俺一家吃两年了!”
朱允炆点点头,又问:“那你觉得,这新政怎么样?”
船主竖起大拇指:“好!太好了!以前那些关卡,就是蚂蟥,吸血不吐骨头。现在蚂蟥没了,俺们这些跑船的,总算能喘口气了。”
朱允炆笑了。
他转身,望向那些来来往往的商船。
阳光下,那些船帆鼓满了风,正驶向远方。
四月初一,顺天府,商税改革司。
第一份月度统计,摆在了朱允炆面前。
一个月来,全国共撤销内地关卡四百三十七处。遣散税吏三千二百人。发放商籍一万八千张。收到商人投诉案件二百三十七件,已处理二百一十五件,还有二十二件正在调查。
商税收入,三月份共收银三十七万两,比去年同期多了五万两。
朱允炆看着这些数字,久久没有说话。
少了四百多道卡,少了三千多个伸手要钱的人,多了近两万张商籍,多了五万两银子。
这就是改革的效果。
那些被撤销的关卡,以前每年要从商人手里刮走多少钱?没人知道。但朱允炆知道,那些钱,现在有一部分变成了商人的利润,有一部分变成了朝廷的税收,还有一部分,变成了百姓口袋里的铜板。
“陛下,”郁新的声音响起,“臣有一事禀报。”
“说。”
“有些地方官,对新政阳奉阴违。”郁新道,“关卡是撤了,可他们又设了别的名目。有的收‘落地捐’,有的收‘行商费’,有的收‘验货钱’。换汤不换药,商人还是被盘剥。”
朱允炆的眉头皱了起来。
“哪些地方?”
“山东、河南、湖广,都有。”
朱允炆沉默片刻,道:“传旨给都察院,派御史去查。查实一个,撤一个。敢阳奉阴违的,一律革职查办。”
郁新应道:“臣遵旨。”
“还有,”朱允炆补充道,“告诉那些商人,受了欺负,就告。告到都察院,告到通政司,告到朕这里。谁敢拦着他们告,朕就办谁。”
四月初十,山东,济南府。
一个姓王的商人,跪在济南府衙门口,手里举着一张状子。
他告的是济南府的税吏。
新政之后,关卡撤了,可济南府的税吏又设了个“落地捐”。说货物到了济南,要在济南卖,就得交落地捐。不交,就不让卖。
王商人从苏州运了一船绸缎来济南,交了两次税——一次在苏州,一次在通州。到了济南,以为可以卖了。结果税吏拦住他,说必须交落地捐,一匹绸缎交一钱银子。他一船绸缎五百匹,要交五十两。
他不交,税吏就把他的货扣了。
他在济南待了十天,货扣了十天。最后实在耗不起,交了五十两,货才放出来。
可他不甘心。
他听说朝廷有新政,听说商人受了欺负可以告状。他就来了。
济南府知府姓赵,是洪武年间的老臣,在济南做了八年官。他看了王商人的状子,脸上没什么表情。
“你说的这个,本官知道了。你先回去,本官查一查。”
王商人走了。
三天后,他等来的不是消息,是税吏的一顿毒打。
“让你告!”税吏一边打一边骂,“让你告!告到知府那里?知府跟我们是一家人!你再告,下次就不是打了,是让你在牢里蹲一辈子!”
王商人被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他不甘心。
他爬回家,写了一封信,托人送到顺天府,送到都察院。
五月初一,顺天府,都察院。
周新看着这封信,脸色铁青。
他刚刚办完山东按察使的案子,对山东的情况一清二楚。那个赵知府,他知道。表面上一套,背地里一套。新政发下去,他阳奉阴违,明着撤关卡,暗着设新税。
现在,连告状的商人都被打成这样。
“来人,”他说,“准备车马,去山东。”
五月初十,山东,济南府。
周新带着几个御史,突然出现在济南府衙。
赵知府措手不及,慌忙迎接。
“周御史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不必客气。”周新打断他,“赵知府,本官今日来,是为了一件事。”
他把王商人的状子拍在桌上。
“这个案子,你知道吗?”
赵知府脸色一变,随即恢复平静。
“知道。这个王姓商人,无理取闹。新政之后,本府严格执行朝廷规定,并无……”
“并无?”周新冷笑,“那他的货为什么被扣?他为什么被打?”
赵知府张口结舌。
周新不再跟他废话,直接下令:“查!”
三天后,查清楚了。
济南府的税吏,确实设了“落地捐”。从四月到现在,一个月时间,收了三千多两银子。这些银子,一半进了税吏的腰包,一半孝敬了赵知府。
周新拿着证据,再次来到济南府衙。
“赵知府,你还有什么话说?”
赵知府面如死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周新看着他,缓缓道:“赵知府,你在济南做了八年官,应该知道朝廷的新政是什么。陛下三令五申,撤关卡,减商税,保护商人。你是怎么做的?阳奉阴违,中饱私囊。你这样的官,留着何用?”
他一挥手:“拿下!押送顺天府,交刑部审理!”
赵知府被押走了。
那些税吏,也被一个个抓了起来。
王商人听说这个消息,拖着还没好利索的伤,来到济南府衙门口,跪在地上,对着顺天府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陛下……青天大老爷啊……”
六月初一,顺天府,乾清宫。
周新回来了。
他跪在朱允炆面前,把山东的情况一五一十禀报了一遍。
朱允炆听完,沉默了很久。
“周新,”他终于开口,“你觉得,像赵知府这样的人,多吗?”
周新想了想,道:“臣不敢说多,但……肯定不少。”
“为什么?”
周新沉默了一会儿,道:“臣以为,是因为利益。新政撤了关卡,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不甘心,就想方设法另开财路。只要还有利可图,就会有人铤而走险。”
朱允炆点点头。
“你说得对。所以,光有政策不行,还得有人去查,有人去办。你这次做得很好。朕给你记一功。”
周新叩首:“臣不敢居功。是陛下新政好,臣只是按陛下的旨意办事。”
朱允炆看着他,目光里有些欣赏。
这个年轻人,做事扎实,不贪功,不推诿。这样的人,可以大用。
“周新,”他说,“从今日起,你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专门负责商税案件的督查。全国各地的商人,受了欺负,都可以来找你。”
周新一愣,随即深深叩首。
“臣,谢陛下隆恩!”
六月十五,顺天府,城南集市。
张周氏的布摊,比几个月前大了不少。
新政之后,关卡少了,税轻了,她的成本降了,利润高了。她多进了些货,把摊子扩大了一些,还雇了个小工帮忙。
生意越来越好。
有时候,她想起几个月前的自己,想起那个在户部门口排队领商籍的日子,想起那个说“以后只用交一次税”的客人,心里就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感激。
那个客人是谁?
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这几个月的变化,都是因为他。
因为他,她的日子变好了。
因为他,那些欺压商人的税吏,被一个个抓起来了。
因为他,她有了商籍,有了官府的保护,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做生意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
她只知道,好好做生意,好好交税,好好活着,就是对他最好的感谢。
七月初一,顺天府,乾清宫。
朱允炆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渐渐暗下来的天色。
半年了。
半年来,商税改革推行了,关卡撤了,商籍发了,商人可以告状了。那些阳奉阴违的官员,被抓了一批。那些欺压商人的税吏,被办了一批。
商税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三成。
可他知道,这只是开始。
那些藏在暗处的人,还在等着机会。那些被断了财路的人,还在想办法。那些不相信朝廷会改的人,还在观望。
他需要时间。
需要一年、两年、五年、十年,让这些人慢慢相信,让这些事慢慢变成习惯。
“陛下,”方孝孺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天晚了,该歇息了。”
朱允炆点点头,却没有动。
他望着窗外,望着远处万家灯火。
那些灯火里,有张周氏的家,有王商人的家,有无数商人的家。
他们正在数着一天的收入,正在盘算明天的生意,正在给孩子们讲今天的故事。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日子变好,是因为一个他们从没见过的人,每天都在想着他们的事。
这就够了。
建文十一年八月,苏州府。
苏州的商人,自发组织了一个“商社”。
社规第一条:遵守朝廷法令,照章纳税,不行贿,不逃税。
社规第二条:互相帮助,共同应对欺压。谁受了欺负,大家一起告状。
社规第三条:每年拿出部分利润,资助本地贫苦子弟读书。
朱允炆知道这个消息后,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商人自发组织起来,不是为了对抗朝廷,而是为了遵守朝廷法令,互相帮助,资助教育。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相信朝廷了。
说明他们觉得,这个朝廷,是管事的,是讲理的,是值得托付的。
他提笔,在那份奏折上批了几个字——
“准。赐‘诚信经营’匾额一块,以示嘉奖。”
建文十一年九月,顺天府,户部。
又一份统计送到了朱允炆案头。
商税收入,今年前九个月,已经达到三百八十万两。比去年全年还多三十三万两。
而田赋收入,今年预计两千九百万石,和去年持平。
商税,正在成为朝廷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
那些曾经看不起商人的人,那些认为商人只会投机倒把的人,现在都闭上了嘴。
因为数字不会说谎。
因为银子不会说谎。
因为商税,真的能让朝廷有钱,能让百姓富裕,能让国家强大。
朱允炆放下统计,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秋高气爽,万里无云。
又是一个好年景。
建文十一年十月,顺天府,奉天殿。
朱允炆坐在御座上,接受群臣朝贺。
今天是他的生日,三十五岁。
从登基到现在,整整十一年了。
十一年前,他刚穿越过来,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历史书上写着,建文帝输了,死了,被抹去了。
十一年后,他坐在这里,看着满殿的文武百官,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看着那些老臣的皱纹,看着那些边疆送来的贡品。
靖难平了,漠北荡了,新都建了,教育兴了,技术推了,吏治清了,商业活了。
一步一步,按着他的设想,往前走着。
他知道,路还很长。
可他相信,只要这样走下去,总会走到那个地方——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