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县户房比仓库还阴。

　　一进门，先闻到的不是墨香，而是陈年纸灰和樟脑混在一处的味道。两排高柜从门口一直排到后窗，柜里全是卷宗、税簿、契尾，像一堵堵立起来的土墙，把天光都挡得发青。

　　钱谨正坐在案后拨算盘，闻声抬头，眼里先是惊讶，继而便是藏不住的烦。

　　“顾先生不在仓里抄账，跑户房来做什么？”

　　顾承砚把周茂准查三日的手令放到案上：“查灾后田契副簿、义仓地亩簿、今夏折输册。”

　　钱谨连手令都没细看，便道：“仓案归仓案，田契归田契。若人人都像顾先生这样，拿着一纸手令就想把户房翻个底朝天，那县衙还要规矩做什么？”

　　“规矩自然要有。”顾承砚语气平静，“所以我先来拿手令，再来取簿，不曾直接开柜。”

　　钱谨被噎了一下，脸上仍挂着冷笑：“取簿可以，只是灾后副簿还没重新编次，乱得很。顾先生若想找，怕得慢慢翻。”

　　顾承砚看了他一眼：“没关系。我最不怕乱。”

　　钱谨本想再说什么，顾承砚已经抬步往里走。他只得甩袖跟上，一路把柜门开得震天响，像是故意要用这种声势告诉屋里其他人：今日顾承砚来翻田契，不是户房主动配合，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

　　顾承砚根本不在意。

　　他先看的是西乡水毁之后的减免册。

　　按大雍田法，水毁成灾者，须先报亩数，由里甲、保甲、县佐三重核验，再定减免几成。可他刚翻三页便看出不对：西乡今年报毁的田，足足比去年秋赋实征多出二百余亩；更怪的是，其中有六十七亩都集中在东河沿一带，名字看似分散，契尾却用的是同一批新纸。

　　“这六十七亩都是谁家的？”顾承砚问。

　　钱谨瞥了一眼：“灾民的。”

　　“哪一里？”

　　“东河二保。”

　　“里长是谁？”

　　钱谨答不上来了。

　　顾承砚翻到契尾，指尖一点：“这里用的是城南鲁记纸铺上月新出的白桑纸，纸边压纹比官库常纸更浅。灾民卖田，会自己专门去买这样的新纸写契？”

　　钱谨脸一沉：“顾先生懂纸，倒不如去书局做掌柜。”

　　“我若去做掌柜，大概比你会看契。”顾承砚继续往后翻，“还有这几户，明明三年前已经绝户，名下田却还在今年灾簿上领减免。死人会种田，倒也是新鲜。”

　　钱谨终于变了脸色。

　　他伸手就要合簿，顾承砚却先一步把册子抽了回来：“钱典吏这般着急，莫不是这几块田恰好都是你经手的？”

　　“顾承砚！”钱谨压低声音，“你别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

　　“我当然记得。”顾承砚淡淡道，“所以我比谁都知道，替人擦账时最容易死。”

　　这句话一落，钱谨竟真没再扑上来，只是站在原地，脸色阴晴不定。

　　顾承砚不再理他，继续翻。

　　很快，他又在义仓地亩簿里看见了另一层手脚。

　　按册上记载，东义仓名下新添“公济田”一百二十亩，皆是鲁三衡“义捐”所得，由县衙准作仓修、赈济常费。可这批田一边记在义仓名下，一边又在灾毁减免册里领了折减，等于同一块田，既当了捐田，又吃了减赋。

　　若再把仓里那三百八十石折进来，便刚好能把一笔本该从盐课里出的亏空，洗成“义仓修缮加灾后减免”的旧账。

　　这法子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是，它不靠一个册子成立，而是让三本账彼此互相作证。若只查仓册，仓册说粮拨出去了；若只查田契，田契说地毁了；若只查盐课，盐课又早被改成修仓银。

　　每一本账都只撒一层谎，合起来，却能埋掉一整条路。

　　顾承砚阖上簿子，忽然问：“这批公济田是谁做中人？”

　　钱谨咬着牙不答。

　　阿七恰在这时端茶进来，闻言小声插了一句：“我知道一个名字。前阵子东河那边卖田时，总有人提起谢文柏。”

　　钱谨猛地转头：“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阿七吓得一缩脖子。

　　顾承砚却追问：“谢文柏是谁？”

　　“城南谢家旁支。”阿七声音发虚，“开过学塾，后来输光了家底，最近不知怎么又阔起来。好多灾民卖地，都说是经他牵线，田最后却落到鲁家名下。”

　　顾承砚心里微动。

　　谢姓在江南不算稀罕，但偏偏谢清漪也姓谢。若只是巧合也就罢了，若不是巧合……

　　他把这念头先压下，抬手点了点案上几册簿子：“这些我带去誊抄。”

　　钱谨立刻道：“不行！户房簿册不得出门。”

　　“那便把旧契库钥匙给我，我在里头抄。”顾承砚道，“今日日落前，我若抄不完，就明日接着抄。反正县尊给了我三日。”

　　钱谨脸色越发难看，偏偏挑不出明面上的错，只得从腰间解下一串钥匙，重重拍到案上。

　　旧契库在后院，门锁厚得像压库银。

　　顾承砚进去后先不开柜，而是绕着屋子转了一圈。地面有被拖挪过的细痕，最里头那排柜子下还积着尚未干透的泥。说明昨夜或今晨有人抢先来过，而且搬的不是一册两册。

　　他顺着号签开到第三柜，果然缺了一格。

　　那格的木签写着：东河二保、义仓沿岸、灾后三月至六月。

　　恰是最要紧的那一段。

　　阿七在旁边低低“啊”了一声：“这是叫人先拿走了？”

　　“不是先拿走。”顾承砚蹲下去，捻起柜底一点纸屑，“是刚拿走。”

　　纸屑还带着潮气。

　　他没有立刻起身，而是顺手翻了翻旁边没被抽走的几份旧契。那几份契尾虽写着不同户名，押记笔意却极像同一人所写：有人把“河”字最后一笔拖长，有人总爱在“亩”字右下角多挑一下。若只看一份，像寻常抄写习惯；几份并在一起，便能看出这批私契和户房副簿至少有一只共同的手在来回誊抄。

　　更细看去，那几户名字里还有两户分明是绝户：一户三年前死于水匪劫船，一户去年冬里全家病亡，按理早该由保甲勘没。如今却不但名下有田，还能在灾后减免册上堂而皇之领折减。死人替活人养账，活人再借死人吃田，这样的手法若不是成批成串地做，根本做不到今天这般天衣无缝。

　　官契、私契、义仓公济田，已经不只是彼此作证，而是从源头上便互相套写了。

　　他正要细看，外头忽然传来脚步声。有人停在库门外，慢条斯理地笑道：“顾先生翻得这样细，倒像不是替县里分忧，像是在给自己找前程。”

　　顾承砚起身，看见门口站着个衣冠齐整的中年文士，手执一柄素面折扇，眉眼生得极温和。

　　钱谨立刻躬身：“谢先生。”

　　来人果然是谢文柏。

　　他朝顾承砚微微一拱手：“久闻顾先生善算，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只是有些账，算太明白了，不是福。”

　　顾承砚把纸屑收入袖中，淡道：“田契是官契，赋簿是官簿，算明白官账，有什么不妥？”

　　谢文柏笑容不变：“世上的官账，也得有人情托着，才立得住。顾先生年轻，爱较真，本也无可厚非。可眼下灾民嗷嗷待哺，若为了几张旧契把整个县城闹乱，究竟是为民，还是害民？”

　　又是这套话。

　　拿大局压人，拿安稳堵嘴，仿佛只要把事情做成“不得不如此”，那一切脏账都可以换个名字叫体谅。

　　顾承砚看着他，忽然笑了。

　　“谢先生说得有理。”他道，“所以我更得快点查清。毕竟若有人真借灾民的田、官仓的粮和盐商的银一起做账，一旦哪一环断了，乱的就不是我一人翻的几张旧契，而是整个江南县的赋路。”

　　谢文柏的扇子轻轻一顿。

　　只是顿得极轻，若不是顾承砚一直盯着，根本看不出来。

　　这一顿，便够了。

　　至少说明他猜得没错。

　　顾承砚低头重新翻开簿子，声音平平：“阿七，替我记。东河二保，六十七亩，新纸同批；公济田一百二十亩，双重记簿；旧契库缺东河沿岸灾后三月至六月整格卷宗。再记一句。”

　　阿七忙应：“什么？”

　　“真正急的人，不在仓里，在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