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15日，向阳竹艺社贴出了一张招工启事：

　　“因生产需要，本社拟招聘竹编工人五名。条件：青石岭生产队社员，年龄18-45岁，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有竹编基础者优先。待遇：基本工分+计件奖励，月收入10-15元。报名地点：竹艺社办公室。截止日期：3月20日。”

　　这张用毛笔写在红纸上的启事，贴在村口的公告栏上，立刻引起了轰动。

　　十到十五元！这在1980年的青石岭，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收入。一个全劳力一天十个工分，折合八毛钱，一个月出满勤才二十四元。而在竹艺社，只要肯干，就能拿到十到十五元，而且不耽误白天上工——竹艺社的工作主要在晚上和农闲时间。

　　消息传开，不到半天，就有二十多人来报名。有年轻的媳妇，有中年妇女，还有几个男劳力。

　　陈启明在竹艺社办公室接待报名者。他设计了一个简单的面试流程：先登记基本信息，然后现场测试竹编基础——编一个小竹环，考察手巧程度。

　　面试进行到第三天，问题来了。

　　3月18日上午，公社副主任刘长贵带着两个人来到竹艺社。刘长贵五十多岁，黑脸膛，说话粗声粗气，是公社里有名的“保守派”。

　　“陈启明在吗？”刘长贵一进门就喊。

　　陈启明从里屋出来：“刘主任，您怎么来了？快请坐。”

　　刘长贵没坐，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看着墙上贴的各种制度、流程图，皱了皱眉：“搞得挺像样啊。”

　　“刘主任过奖了，我们刚起步，还在摸索。”陈启明客气地说。

　　“听说你们在招工？”刘长贵切入正题。

　　“是的，生产需要，招五个人。”

　　“招工经过公社批准了吗？”刘长贵问。

　　陈启明一愣：“刘主任，我们是个体工商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招工……应该不需要公社批准吧？”

　　“谁说的？”刘长贵眼睛一瞪，“只要是青石岭的人，就是公社的社员。你招社员做工，就要经过公社同意。这是原则问题！”

　　陈启明心里一沉。他知道，麻烦来了。

　　“刘主任，我们招工有几个原则：第一，不影响农业生产；第二，自愿报名；第三，按劳取酬。这应该不违反政策吧？”

　　“不影响农业生产？”刘长贵哼了一声，“人都到你这里做工了，还能好好种地吗？现在是春耕关键时期，劳力都去编竹子了，地谁种？粮食减产了，谁负责？”

　　这个问题很尖锐。陈启明早就考虑过：“刘主任，我们招的主要是妇女。咱们队的情况您也知道，妇女在农活上本来就不是主力。而且我们安排工作时间很灵活：农忙时放假，农闲时多干。不会影响农业生产。”

　　“那也不行！”刘长贵态度强硬，“你们这是挖集体墙脚！把劳动力吸引到私人企业去，削弱集体经济！这是方向性问题！”

　　“刘主任，话不能这么说。”陈启明也严肃起来，“我们竹艺社虽然是私人企业，但也为集体做贡献。去年我们上交了289元给生产队，今年预计上交500元以上。我们解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了社员收入，这怎么是挖墙脚呢？这是为集体做贡献！”

　　两人各执一词，气氛紧张起来。

　　正在这时，李建国队长闻讯赶来了。

　　“刘主任，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李建国笑着打圆场。

　　“老李，你来得正好。”刘长贵说，“你们队这个竹艺社，私自招工，扰乱生产秩序，你得管管。”

　　李建国看了一眼陈启明，然后对刘长贵说：“刘主任，招工的事我知道。启明跟我商量过，我觉得没问题。咱们队妇女多，农活上确实用不了那么多人。让她们在竹艺社干点活，挣点钱，贴补家用，是好事。”

　　“好事？”刘长贵提高声音，“老李，你是老党员了，怎么这么没原则？私人雇工，这是剥削！是资本主义复辟！”

　　这话说得太重了。陈启明的脸色变了。

　　“刘主任，”李建国也严肃起来，“咱们讲事实摆道理。竹艺社给工人的待遇：基本工分保障，计件奖励，月收入十到十五元。这比在队里干农活收入还高。工人愿意来，说明他们需要这份收入。这怎么是剥削呢？这是双赢！”

　　“就是！”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是王秀兰——她听说刘主任来闹事，特意赶过来，“刘主任，我家二丫在竹艺社干了两个月，挣了二十五块钱。用这钱，我给儿子买了新书包，交了学费。这怎么不好了？”

　　“我也在竹艺社干。”另一个妇女说，“我男人有病，干不了重活，全靠我在竹艺社挣点钱，买药，买粮。竹艺社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对！竹艺社好！”

　　“我们愿意在竹艺社干！”

　　门外聚集了十几个妇女，都是竹艺社的工人或报名者。她们七嘴八舌，表达对竹艺社的支持。

　　刘长贵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支持，一时语塞。但他毕竟当了多年干部，很快找到了新的话头：“就算你们说得有理，但程序不对！招工要经过公社批准，这是规定！没有批准就是违规！”

　　这话倒是在理。陈启明知道，在程序上，他确实有瑕疵。

　　“刘主任，那我们现在补办手续，可以吗？”陈启明退了一步。

　　“补办？”刘长贵冷笑，“先停了招工，等公社研究决定！”

　　“刘主任，这不行。”李建国说，“竹艺社有订单，急着要人。停了招工，影响生产，损失谁承担？”

　　“我不管！”刘长贵甩手，“反正没有批准，就不能招工！这是原则！”

　　眼看僵持不下，陈启明忽然想到一个人：赵为民书记。

　　“刘主任，”他说，“招工的事，赵书记知道。他同意我们‘灵活用工’，只要不影响农业生产。”

　　“赵书记同意？”刘长贵狐疑，“我怎么不知道？”

　　“您要是不信，可以打电话问赵书记。”陈启明说。

　　刘长贵犹豫了。赵为民是公社书记，是他的上级。如果赵书记真的同意，他再反对就不合适了。

　　“好，我现在就去问！”刘长贵转身要走。

　　“刘主任，不用麻烦您跑一趟。”陈启明说，“竹艺社有电话，可以直接打到公社。”

　　这是陈启明特意装的电话——花了八十多元，相当于竹艺社一个月的利润。但为了业务联系方便，他觉得值。

　　电话接通了，陈启明简单说明了情况，然后把话筒递给刘长贵。

　　“赵书记，我是刘长贵……对，在青石岭竹艺社……他们招工的事，您知道吗？……哦，您同意啊……可是这不符合规定……灵活用工？……只要不影响农业生产？……好的，我明白了。”

　　刘长贵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不情愿地挂了电话。

　　“赵书记说，”他转向陈启明和李建国，“原则上同意你们招工，但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能影响春耕生产；第二，要保证工人权益；第三，招工名单要报公社备案。”

　　“我们一定做到！”陈启明立即答应。

　　刘长贵哼了一声，带着人走了。

　　危机暂时化解，但陈启明知道，事情没完。刘长贵这样的干部，在基层还有很多。他们对私营经济有偏见，对新生事物有抵触。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处理好和他们的关系。

　　“启明，你想过没有，”李建国说，“刘主任为什么这么反对？”

　　陈启明想了想：“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观念问题，认为私营就是资本主义；第二，利益问题，咱们竹艺社搞得红火，显得公社其他企业不行；第三，权力问题，咱们不经过他批准就做事，他觉得权威受到了挑战。”

　　“分析得对。”李建国点头，“那怎么解决？”

　　“我想分三步走。”陈启明说，“第一，主动沟通。定期向公社汇报工作，邀请领导来视察，让他们了解我们在做什么，有什么贡献。第二，利益共享。每年拿出部分利润，支持公社的公益事业，比如修路、建学校。第三，树立榜样。把竹艺社办成全县的先进，用事实说话，用成绩证明。”

　　李建国欣赏地看着陈启明：“你想得很周全。不过我要提醒你：树大招风。你越成功，盯着你的人就越多。好事者，眼红者，都会有。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明白。”陈启明说，“但路总要有人走。如果因为怕风就不树，那就永远长不大。”

　　招工风波过后，陈启明调整了策略。他不再公开贴招工启事，而是通过熟人介绍，悄悄招人。同时，他设计了一套“灵活用工”方案：

　　农忙季节（春耕、夏收、秋收）：竹艺社放假，工人全部回生产队务农。竹艺社发基本生活补助，每人每天一毛钱。

　　农闲季节：工人白天在竹艺社干活，晚上回家。实行弹性工作制，有孩子要照顾的可以晚来早走。

　　按件计酬+保底收入：每个工人每月有五元保底收入，然后按件计酬，上不封顶。

　　这个方案很灵活，既保证了农业生产，又保障了工人收入，也规避了政策风险。

　　3月20日，招工截止。陈启明从二十多个报名者中，选了五个人：两个年轻媳妇，手巧；两个中年妇女，能吃苦；一个男青年，有力气，负责砍竹、搬运等重活。

　　新工人入职后，陈启明安排了三天的培训：第一天学制度，第二天学基础手艺，第三天跟老工人实习。培训期间发补助，每天五毛钱。

　　培训结束，新工人正式上岗。竹艺社的工人从十六人增加到二十一人，生产能力提高了30%。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原料供应跟不上。

　　原来十六个人，每天用竹量大约一百斤。现在二十一个人，每天要用一百五十斤。青石岭的竹林虽然多，但也不能无节制地砍伐。

　　“启明，这样砍下去，用不了两年，咱们村的竹子就砍光了。”李建军担忧地说。

　　陈启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找来生产队的林业员，了解竹林的情况。

　　“咱们队有竹林三百多亩，每年自然生长量大约五万斤。”林业员说，“按现在这个砍法，一年要砍五万多斤，刚好持平。但如果再扩大生产，就不够了。”

　　“那怎么办？”陈启明问。

　　“有两个办法。”林业员说，“一是人工种植，扩大竹林面积；二是去外村买竹子。但外村的竹子，要花钱。”

　　陈启明想了想：“两个办法都用。咱们自己种竹子，这是长远之计；同时去外村买，解决眼前问题。”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去外村买竹子，每斤要一分钱，一天一百五十斤就是一块五毛钱，一个月四十五元。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能不能便宜点？”王国庆问，“咱们用量大，可以谈批发价。”

　　“试试看。”陈启明说，“国庆，你去周边几个村问问，看有没有愿意长期供应的。价格可以谈，但质量要保证：要三年生毛竹，竹节均匀。”

　　王国庆跑了两天，带回了好消息：隔壁的王家村愿意长期供应，价格八厘一斤，但要求现金结算。

　　“八厘，一天省三毛钱，一个月省九元。”陈启明算了算，“可以接受。但现金结算……咱们的现金流能撑住吗？”

　　孙福贵会计看了看账本：“目前账上有存款一百二十元，每月固定支出：工资约八十元，材料费约四十元，其他费用约十元。如果买竹子再增加四十五元支出，就超支了。”

　　“所以要加快销售，回笼资金。”陈启明说，“国庆，你加大推销力度，争取把月销售额做到二百元以上。建军，你抓生产，保证质量，提高效率。周文，你研究新产品，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提高利润率。”

　　三人都领了任务，各自忙碌。

　　到3月底，竹艺社的月销售额达到了创纪录的一百八十元，利润八十五元。虽然买竹子增加了支出，但总体上还是盈利的。

　　陈启明在月度总结会上说：“同志们，咱们又闯过了一关。招工冲突、原料危机，都挺过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只要咱们团结一心，办法总比困难多！”

　　工人们鼓掌。经过这两个月的磨合，大家对这个年轻的经理越来越信服。

　　“但是，”陈启明话锋一转，“咱们不能松懈。我得到消息，县里要整顿个体工商户，可能会有新政策。咱们要未雨绸缪，做好准备。”

　　“什么准备？”有人问。

　　“第一，账目要更规范，经得起查；第二，制度要更完善，不能有漏洞；第三，和公社、生产队的关系要处理好，争取支持。”

　　会后，陈启明一个人留在办公室。他翻开笔记本，写下：

　　“1980年3月31日。第一次招工冲突以妥协告终，但也暴露了问题：私营企业在夹缝中生存，既要发展，又要合规，难度很大。

　　经验：1.要处理好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主动沟通，争取支持；2.要设计灵活的用工方案，适应农村实际；3.要建立稳定的供应链，不能依赖单一来源。

　　下一步：1.开发新产品，提高利润率；2.开拓新市场，分散风险；3.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竞争力。

　　路还很长，但只要方向对，就不怕远。”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望向窗外。

　　夜幕降临，竹艺社的工人们陆续回家。仓库里安静下来，只有几盏煤油灯还亮着。

　　陈启明知道，这只是开始。在1980年的中国，私营企业还处在萌芽阶段，前路充满了未知和挑战。

　　但他不怕。

　　因为他有方向，有团队，有时代的机遇。

　　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也一定能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