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3日,青石岭生产队打谷场。
全队男女老少一百多人聚集在这里,参加一个特别的会议:讨论成立竹编工艺合作社,选举合作社经理。这是青石岭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一件“副业”开全体社员大会。
李建国队长主持会议。他站在一张旧课桌前,手里拿着铁皮喇叭:“社员同志们,今天咱们开个会,讨论一件大事。咱们队几个知青,搞了个竹编副业组,做了一个多月,挣了二十多块钱。现在,他们想扩大规模,成立正式的合作社。公社赵书记已经批了,但按照程序,需要大家讨论通过。”
场下一片嗡嗡声。有人好奇,有人怀疑,有人无所谓。
“下面,让陈启明同志给大家介绍具体情况。”李建国说。
陈启明走上台。面对一百多双眼睛,他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激动。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
“社员同志们,我叫陈启明,是咱们队的知青。今天我想跟大家说说竹编合作社的事。可能有人会问:竹编不就是编筐编篮吗?能成什么大事?我想用事实告诉大家:能!”
他从包里拿出几个样品:改进后的竹编灯罩,有梅兰竹菊图案的,有“宁静致远”书法的,还有新设计的茶具托盘。
“大家看,这些不是普通的竹编。这是工艺品,有设计,有文化,有美感。在县城供销社,这样一个灯罩卖四毛五,咱们卖给供销社两毛八。咱们四个人,一个月业余时间,能做一百个,收入二十八块。扣除成本,净利润十七块左右。如果咱们成立合作社,扩大规模,一个月做三百个,收入八十四块,净利润五十多块。”
场下响起惊叹声。五十多块,相当于六七个全劳力一个月的工分收入。
“这钱怎么分?”一个老农问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按照我们拟定的章程:净利润的70%上交生产队,作为集体收入;20%作为合作社发展基金,用来买材料、买工具、搞技术培训;10%作为社员奖励,按贡献分配。”陈启明解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月净利润五十块,队里能拿三十五块,发展基金十块,社员奖励五块。”
“那参加合作社的人,工分怎么算?”另一个社员问。
“这个问题我们考虑过。”陈启明说,“参加合作社的社员,白天正常上工,挣工分。晚上或农闲时间参加合作社劳动,按件计酬。比如编一个灯罩,给两分钱报酬。这样既不影响农业生产,又能增加收入。”
这个方案很公平,场下议论声小了很多。
“那谁都能参加吗?”一个中年妇女问。
“只要是本队社员,自愿报名,经过简单培训,都可以参加。”陈启明说,“特别是妇女同志,竹编是手上活,细心的人做得更好。咱们队很多大嫂大娘,手艺都不错。”
这句话引起了不少妇女的兴趣。在农村,妇女挣工分往往不如男人,如果能通过竹编增加收入,那是好事。
“小陈,你说得挺好。”老支书李有田磕了磕烟袋,“但我要问个问题:万一东西卖不出去怎么办?万一政策变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尖锐。陈启明早有准备:
“李支书问得好。关于销路,我们有三个保证:第一,县城供销社已经和我们签了初步协议,每个月至少收一百个;第二,我们正在和省城一些单位联系,争取订单;第三,我们还在研究出口的可能性,我舅舅在广州工作,可以帮忙牵线。至于政策风险,中央文件明确支持社队企业,赵书记也支持,只要我们合法经营,就没有问题。”
回答得有理有据,场下不少人点头。
“那你想当合作社经理?”李有田继续问。
“如果大家信任,我愿意试试。”陈启明诚恳地说,“但我承诺:第一,所有账目公开,随时接受大家监督;第二,我的报酬和所有社员一样,按贡献分配,不搞特殊;第三,如果三个月内合作社没有盈利,我自动辞职。”
这番话赢得了不少好感。农村人实在,喜欢说话实在的人。
接下来是投票环节。按照章程,合作社经理由社员无记名投票选举。候选人有两个:陈启明和李建军。李建军是本地人,手艺好,人老实,也有不少人支持。
投票结果:陈启明68票,李建军37票,弃权12票。陈启明当选。
“好!”李建国宣布,“从今天起,青石岭竹编工艺合作社正式成立!陈启明同志担任经理。希望合作社在陈启明同志的带领下,越办越好,为咱们队创造更多收入!”
场下响起掌声。虽然还有些怀疑,但多数人愿意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散会后,陈启明找到李建军:“建军,谢谢你支持我。我希望你能担任技术组长,负责生产和技术培训。”
李建军憨厚地笑:“启明,你比我合适。我有手艺,但没你脑子活。我愿意当技术组长,把咱们的竹编做好。”
“好兄弟!”陈启明拍拍他的肩。
合作社成立了,但接下来还有更艰巨的任务:去工商局正式注册。
5月5日,陈启明带着所有材料——生产队决议、公社批文、合作社章程、社员名单——再次来到县工商局。这次,他要为合作社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证”。
工商局个体经济管理窗口,孙丽华正在整理文件。看见陈启明,她有些惊讶:“陈同志,你又来了?”
“孙同志,这次有大事。”陈启明把材料递过去,“我们青石岭竹编工艺合作社,已经得到生产队和公社批准。现在想来工商局备案注册。”
孙丽华接过材料,仔细翻看。材料很齐全,程序也合规。
“材料没问题。”她说,“但注册需要所长审批。你等一下,我去请示。”
孙丽华拿着材料走进里间的所长办公室。陈启明在外面等着,心里有些忐忑。
二十分钟后,孙丽华出来了,脸色不太好看。
“怎么了?”陈启明问。
“所长说,要研究研究。”孙丽华压低声音,“他问了很多问题:合作社性质是什么?是集体还是个人?收益怎么分配?会不会影响农业生产?我解释了半天,他还是说‘要考虑考虑’。”
陈启明心里一沉:“那要等多久?”
“不知道。所长说,这种事没有先例,要请示上级。”孙丽华说,“不过我觉得,所长可能有些顾虑。你知道的,现在虽然政策松动了,但很多人还是怕担责任。”
陈启明明白了。他想了想,问:“我能见见所长吗?亲自向他汇报。”
“这……”孙丽华犹豫,“所长很忙,不一定有时间。”
“麻烦你帮我问一下,就说我只需要十分钟。”陈启明恳求道。
孙丽华看着他坚定的眼神,点点头:“好吧,我再试试。”
又过了十分钟,孙丽华出来:“所长答应了,给你十分钟。记住,说话注意分寸。”
“谢谢!”
所长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两个文件柜,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和“为人民服务”的条幅。所长姓王,五十多岁,戴着老花镜,正在看文件。
“王所长您好,我是青石岭的知青陈启明。”陈启明恭敬地说。
王所长抬起头,打量了他一会儿:“小陈同志,坐吧。孙丽华同志说你要见我,什么事?”
“关于我们青石岭竹编工艺合作社注册的事。”陈启明开门见山,“我想向您详细汇报一下情况,争取您的支持。”
王所长摘下眼镜,擦了擦:“小陈同志,你的材料我看了。说实话,我很为难。你说你们是‘合作社’,但按照政策,合作社应该是社员自愿联合,民主管理。你们这个,实际上是生产队组织的副业组,叫‘合作社’不合适。”
这个问题很专业。陈启明早有准备:
“王所长,您说得对。严格来说,我们确实是生产队组织的副业组。但我们叫‘合作社’,有三个考虑:第一,我们实行民主管理,社员选举经理,账目公开;第二,我们按贡献分配收益,多劳多得;第三,我们未来可能吸收其他生产队的社员参加,形成跨队的合作。所以叫‘合作社’,更符合发展方向。”
“发展方向?”王所长笑了,“小陈同志,你想得挺远。但你要知道,现在政策还在探索阶段,很多东西没有先例。我给你注册了,万一将来政策有变,我要担责任的。”
“王所长,我理解您的顾虑。”陈启明诚恳地说,“但中央文件明确支持社队企业。《人民日报》4月28日的文章说:‘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我们响应中央号召,发展农村副业,壮大集体经济,这应该是好事,不应该有风险。”
“话是这么说……”王所长沉吟,“但具体执行中,会有很多问题。比如,你们的产品卖给供销社,价格怎么定?收益怎么分配?税务怎么交?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的规定。”
“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陈启明说,“价格按市场行情定,收益按章程分配,税务按国家规定交。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您可以随时吊销我们的执照。但如果不让我们尝试,就永远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通。”
王所长看着他,眼神复杂。这个年轻人,说话有条理,有依据,也有激情。让他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有过理想,有过冲动,但几十年体制内的生活,已经磨平了棱角。
“小陈同志,你知道我们县现在有多少注册的社队企业吗?”王所长忽然问。
“不知道。”
“零个。”王所长说,“你是第一个来申请的。如果我批了,你就是第一个。第一个,意味着没有先例可循,意味着所有眼睛都盯着你。做得好,是榜样;做得不好,是反面教材。你准备好承担这个压力了吗?”
陈启明深吸一口气:“王所长,我准备好了。我们青石岭很穷,社员们一年到头辛苦,还是吃不饱穿不暖。我们想改变,想闯一条路。这条路可能很难,可能很险,但总要有人走。我愿意做这个探路的人。”
这番话打动了王所长。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这样吧,你给我写个保证书。保证合作社依法经营,保证账目清晰,保证不损害集体利益。如果出了问题,你要承担主要责任。”
“我写!”陈启明毫不犹豫。
“还有,”王所长补充,“你们先试运行三个月。三个月后,如果经营良好,没有纠纷,我再正式发执照。这三个月算是‘观察期’。”
“同意!”陈启明激动地说。
从所长办公室出来,孙丽华等在外面:“怎么样?”
“同意了!先给三个月的试运行许可,三个月后正式发执照!”陈启明难掩兴奋。
孙丽华也笑了:“太好了!王所长其实是个好人,就是比较谨慎。你能说服他,不容易。”
“多亏了你帮忙。”陈启明真诚地说,“如果不是你指点,我连门都摸不着。”
“别这么说,是你们自己做得好。”孙丽华说,“对了,你们合作社注册后,有什么打算?”
“先扩大生产,培训更多社员。然后想办法打开省城市场。”陈启明说,“孙同志,你对我们帮助这么大,我想邀请你做我们的顾问,帮我们完善管理制度。当然,是义务的,没有报酬。”
孙丽华想了想:“顾问不敢当,但如果有问题,可以来问我。我也希望能看到你们成功。”
“一定!”
拿着试运行许可文件,陈启明走出工商局时,感觉脚步都轻快了。虽然还没有正式执照,但毕竟拿到了“准生证”,可以合法经营了。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注册之战打赢了,但经营之战才刚刚开始。
他要带着青石岭的乡亲们,把竹编合作社办好,办出样子,办出效益。
他要证明,在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的春天,普通人也能创造奇迹。
回青石岭的卡车上,陈启明看着窗外的田野,心里充满了希望。
1978年的中国,就像这五月的原野,万物生长,生机勃勃。而他,正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