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23日，清晨五点。

　　陈启明已经醒了。他轻手轻脚地起床，从帆布包里取出那支圆珠笔，看了几秒钟，然后塞进最内层的衣服口袋。今天要去县城，他需要一个方便的书写工具——钢笔容易漏墨，铅笔太淡，这支圆珠笔最合适，但必须小心使用。

　　天还没亮，知青点里其他人还在熟睡。陈启明穿上那件最体面的确良衬衫，外面套上蓝色工装外套，把赵为民开的介绍信小心折好放进内兜。又检查了一遍要带的物品：笔记本、铅笔、几张粮票和两块钱——这是他全部的可支配财产。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山间的晨雾扑面而来，带着沁人的凉意。陈启明深吸一口气，沿着泥泞的小路往村口走去。他要赶六点钟那趟去县城的班车——其实根本算不上班车，就是公社运输队的一辆老解放卡车，每周三次往返县城，后车厢搭块篷布，塞满了人和货。

　　走到村口打谷场时，天边刚泛起鱼肚白。已经有十几个人在等了：有去县城卖鸡蛋的老婆婆，篮子上盖着蓝布；有去采购农具的社员，手里拿着清单；还有几个和陈启明一样去办事的知青。

　　“小陈，这么早？”说话的是李建军，他今天也要去县城，帮生产队买农药。

　　“嗯，赵书记交代的任务。”陈启明含糊地说。

　　六点十分，卡车来了。司机是个满脸络腮胡的中年汉子，大家叫他“老胡”。车厢里已经装了一半货：几麻袋粮食，几捆竹竿，还有两个吱吱叫的猪崽笼子。

　　“上车上车！抓紧时间！”老胡吆喝着。

　　陈启明和李建军爬上车厢，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车厢里弥漫着混杂的气味：粮食的土腥味，竹子的清香味，还有猪粪的臭味。但没人抱怨——能坐上这车已经不错了，很多人去县城要走一天山路。

　　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前行。陈启明抓紧车厢栏杆，看着窗外掠过的景色：晨雾中的梯田，炊烟袅袅的村庄，挑着担子早起的农人。这一切都那么真实，又那么不真实——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在上海的家里，看着母亲缝补衣服，听着广播里的新闻。

　　而现在，他要为一袋化肥、一把良种奔波。

　　“小陈，想啥呢？”李建军碰碰他。

　　“没什么，看风景。”陈启明收回思绪，“对了，建军，你对竹编懂多少？”

　　“竹编？”李建军想了想，“我爹以前是篾匠，我小时候跟着学过点。咱们这山上毛竹多，几乎家家都会编点筐啊篮啊。你问这个干啥？”

　　“我在想，如果能编些精巧的东西，说不定能卖到城里去。”陈启明试探着说。

　　李建军摇摇头：“难。供销社收竹器，价钱压得低，一个竹篮才两毛钱。要是自己拿到集市上卖，还得交管理费，弄不好还被人说‘不务正业’。不划算。”

　　“如果……编的不是普通的筐篮呢？”陈启明继续试探，“比如，编些城里人喜欢的小物件，像灯罩、笔筒、果盘什么的。”

　　“灯罩？”李建军愣了，“竹编灯罩？那得编得多细啊！咱们这儿的手艺，编个菜篮子还行，编那么精细的东西，费工费时，还不一定有人要。”

　　陈启明没再说话。他知道李建军说的是实情。1978年的中国农村，手工业还停留在最基础的实用层面，缺乏设计意识和市场意识。但要改变这一点，需要有人带头。

　　卡车开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达县城。

　　泾县县城不大，几条主要街道，最高的建筑是四层的百货大楼。但比起青石岭，这里已经算繁华了：街上有了自行车，偶尔还能看见吉普车驶过；沿街有一些店铺，挂着“国营饭店”“供销合作社”“新华书店”的牌子；行人穿着也稍微体面些，虽然大多还是蓝、灰、绿的单调色调。

　　陈启明和李建军在县城中心下了车，约好下午三点在原地集合。

　　按照赵为民给的地址，陈启明找到了县农业技术推广站——一座两层小楼，墙上刷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字迹已经斑驳。

　　走进站里，一股纸张和农药混合的味道。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坐在接待台后，正在整理文件。

　　“同志你好，我找刘站长。”陈启明拿出介绍信，“我是青石岭公社的，赵为民书记让我来。”

　　女同志看了看介绍信，点点头：“刘站长在二楼办公室，你上去吧。”

　　二楼走廊里堆满了各种样本：一袋袋种子，一瓶瓶农药，还有各种农具模型。陈启明敲了敲挂着“站长室”牌子的门。

　　“请进。”里面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

　　推门进去，一个五十岁左右、戴着眼镜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正在看一份文件。他抬起头，打量着陈启明：“你是？”

　　“刘站长您好，我是青石岭公社的知青陈启明。”陈启明递上介绍信，“赵为民书记让我来请教农业技术问题。”

　　刘站长接过信，仔细看了，脸上露出笑容：“是小赵让你来的啊。坐吧。你想请教什么问题？”

　　陈启明在椅子上坐下，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刘站长，我们青石岭生产队的水稻亩产一直上不去，去年只有320斤。听说现在有杂交水稻，产量能翻倍。我们想试试，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杂交稻啊……”刘站长摘下眼镜擦了擦，“确实是个好东西。湖南那边推广得好，亩产七八百斤的都有。但咱们省推广得慢，主要原因有几个：一是种子贵，二是技术要求高，三是农民习惯难改。”

　　“能具体说说吗？”陈启明翻开笔记本准备记录。

　　刘站长从文件柜里拿出一叠资料：“你看，这是省农科院发的杂交稻栽培手册。杂交稻种子比常规稻贵三倍，一亩地要两斤种子，就得四块钱——很多生产队舍不得。栽培上也有讲究：要适时播种，合理密植，科学施肥，病虫害防治也比常规稻复杂。”

　　陈启明一边听一边记录。这些技术对他来说不算新——他在农技书籍上看过相关介绍。但现在是1978年，杂交稻推广才刚开始，很多农民还持观望态度。

　　“刘站长，如果我们青石岭想试种，站里能提供技术指导吗？”陈启明问。

　　“指导可以，但种子……”刘站长为难地说，“今年站里分配的杂交稻种有限，只够几个重点公社的示范田。青石岭……恐怕排不上号。”

　　陈启明的心沉了一下，但他没有放弃：“那如果我们自己想办法弄种子呢？比如，通过正规渠道申请？”

　　刘站长看着他，摇摇头：“小陈同志，你的热情是好的。但我要提醒你：第一，杂交稻种是计划物资，个人很难买到；第二，就算买到了，没有技术指导，种坏了损失更大；第三，你们生产队的经济条件，能承担这个风险吗？”

　　句句在理。陈启明知道刘站长不是故意刁难，而是在陈述现实。

　　他换了个话题：“刘站长，除了粮食，我还想请教一下农村副业的发展。我们青石岭竹子多，很多社员会编竹器。如果想把竹编做得精致些，卖到城里去，您觉得可行吗？”

　　“竹编？”刘站长想了想，“这个我倒可以给你点建议。站里有个老技术员，姓孙，以前在省工艺美术研究所干过，对竹编有研究。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刘站长压低声音，“现在做些整理资料的工作。你要是想见他，得注意别打扰他休息。”

　　陈启明明白了：“谢谢刘站长指点。那孙技术员现在在哪？”

　　“在后面的仓库整理标本。你去吧，就说我让你去的。”

　　陈启明再次道谢，离开办公室。

　　农技站的后院是一排平房仓库。陈启明找到第三间，门虚掩着。他敲了敲门。

　　“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推门进去，屋里堆满了各种农作物标本，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樟脑丸的味道。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蹲在地上，整理一箱玉米标本。他戴着套袖，眼镜用胶布缠着腿，看起来六十多岁。

　　“孙技术员您好，刘站长让我来找您。”陈启明轻声说。

　　老人抬起头，透过厚厚的镜片打量他：“找我？什么事？”

　　“我是青石岭公社的知青，想请教竹编方面的问题。”

　　老人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黯淡下去：“竹编？那都是老手艺了。我现在就整理整理标本，技术上的事不太过问了。”

　　“刘站长说，您在这方面很有研究。”陈启明坚持道，“我们生产队想发展竹编副业，但不知道怎么提高水平，怎么打开销路。”

　　孙技术员沉默了一会儿，慢慢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青石岭……那地方我去过，竹子是好竹子，但编的东西太简单，只能自己用，卖不上价。”

　　“所以想请您指点，怎么改进。”陈启明诚恳地说。

　　老人走到一个旧木箱前，打开，里面竟然是一些竹编样品：有精致的小盒子，有镂空的花瓶，甚至还有一个竹编的台灯罩。虽然落满灰尘，但能看出手艺精湛，设计巧妙。

　　“这些都是我早年收集的样品。”孙技术员抚摸着这些竹编，眼神里流露出怀念，“浙江嵊州的竹编，福建泉州的竹器，还有咱们皖南本地的工艺。你看这个灯罩，用的是‘六角眼’编法，透光性好，又结实。这个果篮，用的是‘螺纹’编法，造型别致……”

　　陈启明仔细看着这些样品，心里一阵激动。这些竹编的设计，已经具备了工艺品的雏形。如果青石岭能做出这样的东西，一定能有市场。

　　“孙技术员，这些编法难学吗？”

　　“说难也不难，关键是要有耐心，要有好的竹料，还要有设计图。”老人说着，从箱底翻出几本发黄的小册子，“这是我当年整理的技术资料，有各种编法的图解。”

　　陈启明接过册子，小心翼翼地翻看。里面果然详细记录了各种竹编技法：选竹、破篾、编织、收口，每一步都有手绘图解。

　　“这些……能借给我看看吗？”陈启明问。

　　孙技术员犹豫了：“借？这些资料放着也是放着……但你得小心保管。”

　　“我保证小心保管，用完马上还回来。”陈启明说，“而且，如果我们青石岭真能用这些技术做出好东西，也是您对农村建设的贡献。”

　　老人看着他年轻而诚恳的脸，终于点点头：“好吧，借给你。但记住：看完必须还回来。”

　　“我明白，谢谢孙技术员！”陈启明郑重地接过册子，用报纸包好，小心放进帆布包。

　　离开农技站时，已经是上午十点。陈启明在街上找了个国营饭店，花一毛钱买了一碗阳春面，三两粮票。面很简单，清汤，几根面条，一点葱花，但热乎乎的吃下去，胃里舒服了许多。

　　吃完饭，他决定去县城的百货大楼和供销社看看，了解市场情况。

　　百货大楼里商品不多，但比起农村已经丰富很多。日用品柜台有热水瓶、脸盆、毛巾；布匹柜台有各种颜色的棉布、的确良；文具柜台有钢笔、墨水、笔记本。陈启明特别注意了手工艺品的柜台——有几个竹编的提篮、草帽，标价在一到三元之间。他仔细观察，发现这些竹编做工粗糙，设计简单，但买的人还不少。

　　“同志，这竹篮好卖吗？”他问售货员。

　　售货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看了他一眼：“还行吧，一个月能卖十几个。主要是结婚的人买，装喜糖用。”

　　“有没有更精致一点的？比如竹编的灯罩、果盘什么的？”

　　“灯罩？”售货员笑了，“谁用竹编灯罩啊？现在城里人都是用玻璃灯罩，或者塑料的。竹编的太土了。”

　　陈启明没再问。他知道，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1978年，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审美还停留在“实用”层面，对工艺品的需求不大。但他也记得，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会提高，工艺品市场会慢慢兴起——这需要提前布局。

　　从百货大楼出来，他又去了县城的集市。这里更热闹，各种小摊贩：卖菜的，卖鸡蛋的，卖土特产的。陈启明看到一个老汉在卖竹器——几个竹篮，几个竹筛，做工粗糙，但价格便宜，一个竹篮只要一毛五。

　　他蹲下来和老汉聊天：“大爷，您这竹篮好卖吗？”

　　“凑合吧。”老汉抽着旱烟，“一天能卖三五个，够买包烟。”

　　“您会编更精巧的东西吗？比如带花纹的果篮，或者小盒子？”

　　老汉摇摇头：“那得多费工啊！编一个那样的，得花两天时间，卖贵了没人要，卖便宜了划不来。不如编这些大路货，虽然便宜，但编得快。”

　　陈启明明白了问题的症结：不是农民不会编精巧的东西，而是市场不认可精巧东西的价值。要改变这一点，需要让消费者看到竹编的“美”，愿意为设计和工艺买单。

　　但怎么做到呢？陈启明陷入沉思。

　　下午两点，他来到县图书馆——一座老式建筑，门可罗雀。走进去，里面只有几个读者在看书，安静得能听到翻页的声音。

　　陈启明走到报刊阅览区，翻看最近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安徽日报》，他一份份地翻。在3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他看到了一篇文章：《发展社队企业是壮大集体经济的重要途径》。文章提到：“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要积极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农村副业，增加集体和社员收入。”

　　这给了他信心——中央的精神是明确的，发展副业是受鼓励的。

　　他又翻看了一些经济类刊物，虽然内容有限，但还是找到了一些有用信息：比如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春秋两季举办；比如浙江一些地方的竹编出口到了东南亚；比如国家鼓励发展农村手工业。

　　这些信息像碎片一样，在陈启明脑海里逐渐拼接成一幅图景：中国正在探索发展道路，而农村手工业，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也许能走出一条新路。

　　但前提是，要做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下午三点，陈启明准时回到集合点。李建军已经在那里了，身边放着两袋农药。

　　“怎么样？”李建军问。

　　“收获不小。”陈启明拍拍鼓鼓的帆布包，“你呢？农药买到了？”

　　“买到了，但涨价了。敌敌畏一瓶涨了五分钱。”李建军抱怨道，“供销社的人说，化工原料紧张，以后可能还要涨。”

　　两人爬上回程的卡车。车厢里比来时更挤，多了几个卖完货的农民，还有一些采购的物资。陈启明小心地护着帆布包，生怕里面的技术资料被压坏。

　　卡车开动后，李建军忽然说：“小陈，你今天问竹编的事，是不是真想搞？”

　　陈启明看着他：“你觉得呢？”

　　“我觉得……难。”李建军实话实说，“但如果你真想搞，我支持你。我爹的手艺，我多少会点。如果需要人手，我可以帮忙。”

　　“谢谢。”陈启明真诚地说，“不过这事得慢慢来，先小范围试试。”

　　回到青石岭时，天色已近黄昏。陈启明没有回知青点，而是直接去了生产队办公室——他想找李建国队长，汇报今天的情况。

　　办公室里，李建国正在和一个五十多岁、戴眼镜的男人说话。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拿着算盘和账本。

　　“小陈回来了？”李建国看见他，“正好，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队新来的会计，孙福贵同志。老孙以前在县粮食局工作，今年刚调回来照顾家里老人。”

　　孙福贵抬起头，和陈启明对视。他有一双精明的眼睛，透过眼镜片打量着这个年轻的知青。

　　“孙会计好。”陈启明打招呼。

　　“小陈同志。”孙福贵点点头，声音平和，“听说你今天去县城了？有什么收获？”

　　陈启明简要汇报了农技站的情况，只说了解到一些竹编技术。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李队长，孙会计，我觉得咱们队可以试试改良竹编。我看了县城的市场，普通的竹篮不值钱，但如果能编些精巧的东西，也许能卖上好价钱。”

　　李建国抽着烟，没说话。孙福贵拨了拨算盘珠子，问道：“小陈同志，你想过成本吗？”

　　“成本？”

　　“对。”孙福贵从账本里翻出一页，“我算过：一个普通竹篮，用竹料大约五斤。竹子是队里的，不算钱，但砍竹、破篾、编织，需要人工。一个熟练工编一个竹篮要半天，按一个工分八分钱算，人工成本就是四分钱。再加上运输、销售的成本，一个竹篮卖一毛五，只能赚五分钱——这还是没算竹料价值的情况下。”

　　陈启明愣住了。他没想到孙福贵算得这么细。

　　“那如果编更精巧的东西呢？”他问。

　　“更精巧，意味着更费工。”孙福贵说，“如果编一个果盘要一天时间，人工成本就是八分钱。卖多少钱合适？卖两毛，赚一毛二；卖三毛，赚两毛二。但问题是，谁愿意花三毛钱买一个竹编果盘？供销社卖的白糖才七毛八一斤，猪肉八毛一斤。三毛钱，能买不少东西了。”

　　账算得很清楚，也很残酷。陈启明意识到，自己之前想得太简单了。在1978年，大多数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有限，对“非必需品”的支付意愿很低。

　　“可是……”他试图争辩，“如果我们的东西足够好，也许城里人会愿意买呢？”

　　“也许。”孙福贵没有否定，“但‘也许’不能当饭吃。队里要搞副业，必须考虑确定性和风险。如果投入了人力物力，最后东西卖不出去，损失谁承担？”

　　李建国终于开口了：“老孙说得对。小陈，你的想法是好的，但要慎重。这样吧，你先找几个人，利用业余时间试试，不要占用生产时间。如果能做出样品，找到销路，咱们再考虑扩大。”

　　这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陈启明知道，不能再要求更多。

　　“好，谢谢李队长，谢谢孙会计。”

　　离开办公室时，天已经黑了。陈启明走在回知青点的路上，心里五味杂陈。今天他获得了技术资料，了解了市场情况，但也看到了现实的残酷——观念、成本、市场，每一关都不好过。

　　但当他摸到帆布包里那几本技术册子时，心里又燃起了一线希望。

　　万事开头难。但只要开了头，就有希望。

　　回到知青点，周文和王国庆正在灯下看书。看见陈启明回来，周文抬起头：“启明，今天顺利吗？”

　　“还行。”陈启明把帆布包放下，从里面拿出那几本册子，“你们看看这个。”

　　周文和王国庆凑过来。翻看那些竹编技术图解时，两人的眼睛都亮了。

　　“这些编法很精妙啊！”周文赞叹道，“我在上海见过类似的工艺品，但没想到咱们这儿也能做。”

　　“做是能做，但卖给谁呢？”王国庆泼冷水，“城里人现在都追捧‘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谁看得上竹编？”

　　陈启明没有回答。他在桌前坐下，翻开自己的笔记本，开始写今天的总结：

　　“1978年3月23日。县城之行收获：1.杂交稻推广困难，需另寻途径；2.竹编技术有资料，但市场认知度低；3.成本核算是现实问题，必须重视；4.孙福贵会计精于计算，可争取为盟友。

　　下一步：1.组织小规模试验；2.制作样品；3.寻找潜在买家。

　　困难很多，但必须尝试。因为不尝试，就永远没有改变。”

　　写完后，他吹灭煤油灯，躺在床上。

　　窗外，月光如水。山村的夜晚安静得能听到虫鸣。

　　陈启明想起了那些精致的竹编工艺品在商场里受人喜爱的场景。那些工艺品，不就是从这样的起点开始的吗？

　　他知道，这条路很长，很难。但他也知道，这条路值得走。

　　因为每一次尝试，都可能点亮一盏灯。而千千万万盏灯，终将照亮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