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22日，清晨。

　　陈启明在天亮前就醒了。连续一周，他都在修改那份给赵为民的报告，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此刻，报告终于完成，厚厚二十几页，用钢笔工工整整誊抄在稿纸上。

　　他小心翼翼地把报告装进牛皮纸信封，封口。今天赵书记要来青石岭，他要当面递交。

　　窗外传来劈柴的声音。陈启明穿好衣服走出去，看见李建国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起落，木屑飞溅。

　　“李队长早。”陈启明打招呼。

　　李建国停下来，用袖子抹了把汗：“小陈啊，听说你这几天关在屋里写东西？写啥呢？”

　　“一些想法，关于咱们队怎么发展。”陈启明含糊地说。

　　李建国点点头，没有多问。他是个实干的人，对文字工作不太感兴趣，但对陈启明这个有文化的知青，还是尊重的。

　　“对了，”李建国想起什么，“今天下午公社开大会，传达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的详细文件。全体社员都要去，你准备一下，可能要你念文件——我识字不全。”

　　“好。”陈启明应下。

　　早饭后，他拿着报告，早早来到村口的打谷场等待。九点钟，赵为民的吉普车准时出现。

　　这次赵为民是一个人来的，没带司机。他下车后，直接走向陈启明：“报告写好了？”

　　“写好了，赵书记。”陈启明递上信封。

　　赵为民接过，没有当场打开，而是说：“走，去田里看看。”

　　两人沿着田埂走。早春的水田里，秧苗刚刚返青，稀稀疏疏的。几个社员正在弯腰拔草，看见书记来了，直起身打招呼。

　　“老孙，今年秧苗长得怎么样？”赵为民问一个老农。

　　老孙五十多岁，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不好啊赵书记。开春旱，水不够。再说这种子，还是老品种，产量上不去。”

　　“如果换新品种，比如杂交稻，能增产多少？”陈启明插话问。

　　老孙看了他一眼：“杂交稻？听说过，没见过。县农技站说好，但种子贵，还要专门的技术，咱们不会。”

　　“如果公社组织培训，提供技术指导呢？”赵为民问。

　　“那敢情好！”老孙眼睛一亮，“只要能增产，咱愿意学！”

　　又走访了几户人家，情况大同小异：缺技术，缺资金，缺良种，水利设施老旧。

　　回到打谷场，赵为民终于打开信封，开始看报告。他看得很慢，很仔细，有时还会翻回去重看某一页。

　　陈启明站在一旁，心里有些紧张。这份报告里，他提了几条大胆的建议：第一，在青石岭试点推广杂交水稻；第二，利用冬闲田种植绿肥，改良土壤；第三，组织竹编合作社，尝试小规模生产；第四，修缮水利设施，建设一个小型蓄水池。

　　每一条都有详细的数据和步骤，甚至还有简单的预算。但这些建议加在一起，需要投入不少钱和工分。在1978年，这是很大的赌注。

　　半小时后，赵为民合上报告，看着陈启明：“小陈，你知道这份报告如果实施，需要多少钱吗？”

　　“我算过，大概需要三千元现金，以及相当于五百个工分的劳动力投入。”陈启明说。

　　“三千元。”赵为民重复这个数字，“公社去年全年可支配资金是五万元，要覆盖十几个大队。三千元给一个生产队，其他队会有意见。”

　　“如果不用公社的钱呢？”陈启明问。

　　“不用公社的钱？那用谁的钱？”

　　陈启明深吸一口气：“如果我们能把竹编卖出去，用赚的钱滚动发展。先从小规模开始，比如组织五六个人，编一些简单的产品，去县里试销。有了收入，再扩大。”

　　“销路呢？谁去卖？怎么定价？这些你考虑过吗？”赵为民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考虑过。”陈启明从口袋里掏出另一张纸，上面是他手绘的几种竹编产品草图：灯罩、果篮、笔筒，还有简单的竹家具，“这些产品，在城里可能有市场。至于销路，可以先通过供销社代销，或者去集市摆摊。定价方面，我参考了县里竹器的价格，适当提高一点——因为我们的设计更精巧。”

　　赵为民看着那些草图，沉默了很长时间。

　　“小陈，”他最后说，“你的想法很好，但太理想化了。第一，竹编能不能卖出去，是未知数；第二，就算能卖，需要时间，而春耕马上要开始了，农民等不起；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搞副业、做买卖，现在政策上还有很多模糊地带。如果有人反映你们‘偏离集体方向’，怎么办？”

　　陈启明知道赵为民说的是实话。1978年春天，很多干部的思想还在转变过程中。在基层，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产生误解。

　　“赵书记，”陈启明认真地说，“中央重要会议公报里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果咱们永远不敢试，怎么知道什么路走得通？青石岭这么穷，再不想办法，社员们的生活怎么改善？”

　　“你可以建议他们搞集体副业，比如集体养鸡、集体种药材。”赵为民说，“这符合政策。”

　　“集体副业也需要投入，而且见效慢。”陈启明坚持，“竹编不一样，几乎零成本启动——竹子是山上长的，手艺是现成的，只需要组织起来。就算失败了，损失也有限。”

　　两人站在打谷场上，一时无言。风吹过，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最后，赵为民叹了口气：“这样吧，报告我收下，再研究研究。下午的会，你好好准备。文件要念清楚，要让社员们听懂中央的精神。”

　　“是。”陈启明知道，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

　　下午两点，公社大院里挤满了人。来自十几个生产队的社员代表、干部、知青，足足有四五百人。主席台上挂着红布横幅：“深入学习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加快社会主义建设”。

　　赵为民主持会议。他先简单介绍了文件背景，然后说：“下面，请青石岭知青陈启明同志，为大家宣读文件。”

　　陈启明走上台。他手里拿着那份油印的文件——纸张粗糙，字迹有些模糊，但每一句话都重若千钧。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念：

　　“中央重要会议，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BJ举行……”

　　场下安静极了。几百双眼睛盯着他，那些眼睛里有关切，有疑惑，有期待，也有茫然。

　　陈启明一字一句地念着。当他念到“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时，场下有了轻微的骚动。

　　“工作重点转移……是不是要全力搞生产了？”有人小声问。

　　“搞现代化建设，那咱们农民咋建设？”另一个人说。

　　陈启明继续念：“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改变管理方式……是不是政策会更灵活？”一个老农激动地问身边的人。

　　“别瞎猜，听文件里怎么说。”

　　陈启明念到最关键的部分：“会议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物质利益！”这个词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

　　“听见没？要关心咱们的物质利益！”

　　“那是不是可以多养几只鸡了？”

　　“能不能搞点副业？”

　　陈启明提高声音，念出那句将成为时代标志的话：“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句话，在后世的历史书上，被看作思想解放的号角。但在此刻，在1978年春天皖南山区的这个院子里，很多人还不能完全理解它的深意。他们只是隐隐觉得，有些东西要变了。

　　文件念完，赵为民开始讲话。他结合公社实际，解释了文件的精神：“同志们，中央的精神很明确——以后我们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要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具体到咱们公社，就是要多打粮食，发展副业，增加收入……”

　　他讲得很实在，没有空话套话。讲到发展副业时，他说：“在保证集体生产的前提下，社员可以适当搞家庭副业，比如养鸡养鸭，编竹器，种自留地。但要注意，不能影响集体劳动，不能做损害集体利益的事……”

　　“赵书记，啥是损害集体利益的事？”有人问。

　　“就是只顾个人、不顾集体，或者利用集体资源谋私利。”赵为民解释，“但如果你自己编的竹篮，自己种的菜，拿到集市上卖，这是允许的——这叫互通有无，是政策允许的。”

　　这个解释很关键。陈启明注意到，很多社员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会开了两个多小时。散会后，人们三三两两地离开，议论声此起彼伏。

　　陈启明正准备走，赵为民叫住他：“小陈，晚上有空吗？来我办公室一趟。”

　　晚上七点，陈启明来到公社大院。赵为民的办公室是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文件柜，桌上堆满了文件和报纸。

　　“坐。”赵为民指了指椅子，给他倒了杯水。

　　陈启明坐下，等着赵为民说话。

　　赵为民从抽屉里拿出那份报告，放在桌上：“小陈，我仔细看了你的报告。说实话，很受启发，但也很有顾虑。”

　　“我明白，赵书记。”陈启明说。

　　“不过，”赵为民话锋一转，“今天下午的会，你也看到了。社员们有热情，想改变。如果我们干部再瞻前顾后，不敢动，就对不起群众，也对不起中央的精神。”

　　陈启明的心跳加快了。

　　“所以，我决定支持你——但有个条件。”赵为民说，“第一，只能小范围试点，就在青石岭，不超过十个人。第二，产品要符合政策，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第三，所有收入归集体，个人只能拿工分补贴。第四，如果上面有不同意见，我们要及时调整。你能接受吗？”

　　“能！”陈启明毫不犹豫。

　　“那好。”赵为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盖上公社的公章，递给陈启明，“这是介绍信。你明天去县农技站，找刘站长，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一是请教杂交稻的事，二是问问竹编能不能作为‘农村手工业’试点。记住，态度要谦虚，多听专家的意见。”

　　陈启明接过介绍信，手有些抖。这是一张小小的纸，却可能是一个开始。

　　“还有，”赵为民又说，“我听说你高中成绩很好，想参加高考。这是好事。但我要提醒你——如果你真的想在农村做点事，可能要准备长期待下去。你考虑清楚。”

　　陈启明沉默了几秒。他知道赵为民的意思：如果高考成功，他可能会离开农村；但如果他选择留下来，也许能做成一些事，但也可能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赵书记，我考虑清楚了。”他说，“高考我会参加，但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先把青石岭的事做好。如果考上了，我可以暑假回来继续做；如果没考上，我就扎根在这里。”

　　赵为民看着他，点点头：“好，有担当。去吧，等你的好消息。”

　　陈启明离开公社大院时，天已经黑了。没有路灯，他靠着月光和手电筒的光，走在回青石岭的山路上。

　　夜风吹在脸上，很凉，但他心里是热的。

　　他想起1978年春天，中国有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有知青，有农民，有工人，有干部。他们也许不懂宏大的理论，但他们渴望改变，渴望更好的生活。

　　而历史，往往就是由这些普通人的选择和行动，一点点推动的。

　　回到知青点，其他人都睡了。陈启明轻手轻脚地进屋，点起煤油灯。

　　他从帆布包里拿出那本蓝色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写下：

　　“1978年3月22日。今天，中央重要会议文件正式传达。赵书记同意我在青石岭试点。这是开始，但前路漫漫。我知道会有困难，会有阻力，但总要有人先走第一步。

　　想起中央领导同志的话：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现在，连石头都还没摸到，只能试探着伸出脚。

　　但至少，脚已经伸出去了。”

　　他停下笔，看着窗外。

　　月光如洗，洒在寂静的山村上。远处传来几声狗吠，更远处是沉默的群山。

　　在这个夜晚，中国有无数地方亮着灯——也许是一个农民在算账，也许是一个工人在加班，也许是一个干部在写报告，也许是一个科学家在做实验。

　　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在探索一条路。

　　而陈启明知道，这条路会通向哪里。他知道会有坎坷，会有争议，会有眼泪，但也会有收获，会有成长，会有辉煌。

　　现在，他也在这条路上了。

　　他吹灭灯，躺下。明天，要去县城。要去见农技站的专家，要去了解1978年的农业技术到底走到了哪一步。

　　还要小心，不能显得太过超前。那些来自书本和实践的知识，要一点一点地、合理地释放出来。

　　路还长。

　　但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