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第2个周末，星期六下午4点半。

　　洛杉矶东部的林肯高地。

　　这里的天空像是永远蒙着一层洗不掉的灰黄色滤镜，不知是雾霾还是贫穷的颜色。

　　街道两侧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平房和矮层公寓，外墙的灰泥剥落，露出里面锈色的砖块。

　　涂鸦无处不在：

　　帮派标志、潦草的签名、各种挑衅和威胁的话语。

　　用喷漆在墙上、围栏上、甚至是人行道上肆意挥洒。

　　几个年轻人靠在街角的便利店门口。

　　他们穿着肥大的白色T恤，外面套着球队夹克，裤子松垮地挂在胯骨上，露出内裤的边缘。

　　头上戴着纽约洋基队的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

　　有人在抽烟，烟是自制的，大麻叶混着烟草的味道飘散开来。

　　有人在喝40盎司装的廉价麦芽酒，褐色纸袋包裹着瓶身，但谁都看得出来里面是什么。

　　还有人在玩掌上游戏机，任天堂Game Boy Advance，屏幕幽幽地发着光。

　　他们年龄都不大，十六七岁，但眼神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世故和戾气。

　　那是从小在街头长大、见过流血和死亡、知道如何用暴力保护自己和获取尊重的人才会有的眼神。

　　这时，街口出现了一个身影。

　　小混混们同时抬起了头。

　　来人是个白人男性。

　　这本身就有些扎眼，林肯高地超过八成是拉丁裔，剩下的主要是非裔，白人在这里像误入狼群的牧羊犬，显眼且脆弱。

　　但这个人不一样。

　　他身高约一米九，骨架宽大，即使隔着衣服也能看出肌肉的轮廓。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工装夹克，洗得发白，肘部有补丁。

　　下面是卡其色工装裤，裤腿塞进一双厚重的军靴里。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走路姿势。

　　左腿明显使不上力，每一步都需要身体向右侧倾斜，然后用右腿带动整个身体前进。

　　左腿落地时很轻，几乎是点一下地就迅速抬起。

　　瘸子。

　　这个瘸子走路时肩膀平稳得像扛着一块钢板，头从不乱转，眼睛的余光覆盖整条街道。

　　每一个窗户、每一个巷口、每一个可能的藏身点。

　　他的脸像是用花岗岩粗粗凿出来的。

　　方下巴，高颧骨，深眼窝，鼻子中间有一道愈合后仍显狰狞的断裂痕迹。

　　嘴唇很薄，抿成一条直线。

　　胡子有几天没刮，灰白色的胡茬从下巴一直蔓延到两鬓。

　　年纪看不准，可能在四十到五十之间。

　　那双眼睛，冰蓝色的，像西伯利亚冬天的湖面，让他的年龄显得无关紧要。

　　那是双见过太多东西、早已对生死麻木的眼睛。

　　他慢慢走着，瘸，但不慢。

　　每走一步，军靴踩在开裂的人行道上，发出沉重而规律的“嗒、嗒”声。

　　便利店门口的年轻人交换了眼色。

　　一个脖子上有蜘蛛网纹身的瘦高个用肩膀顶了顶旁边的胖子，压低声音：

　　“谁？”

　　“不知道。”

　　“条子？”

　　“不像。条子不会一个人来这儿，还瘸着腿。”

　　“那他妈是谁？”

　　没人回答。

　　瘸子经过便利店门口时，脚步没停，甚至没看他们一眼。

　　他的右手始终插在夹克口袋里，口袋鼓出一块棱角分明的轮廓。

　　所有混混都看到了那个轮廓。

　　他们知道那是什么。

　　没人说话。

　　瘸子继续往前走，转过街角，消失在一排破败的平房后面。

　　直到他的脚步声完全消失，蜘蛛网纹身才吐出一口气。

　　“操。”

　　他说，声音有点发干。

　　“那家伙...他妈的是什么来头？”

　　胖子喝了口酒，抹抹嘴：

　　“不知道。但最好别惹。我爷爷说过，有两种人不能惹：一种是疯的，一种是早就他妈不在乎死活的。我看他两种都是。”

　　谢尔盖·伊万诺夫，当然听到了那些窃窃私语。

　　三十年的职业生涯让他学会了过滤噪音。

　　街头混混的威胁，在他听来就像幼犬的吠叫，吵闹却无害。

　　真正危险的东西从不发出声音。

　　他沿着记忆中的路线走着。

　　街道变了很多。

　　那家糖果店变成了纹身店，理发店变成了当铺，街角那棵老橡树被砍了，现在是个临时停车位。

　　但大致格局没变。

　　就像一个人的脸，老了，皱了，长斑了，但骨骼还在那里。

　　他在一栋房子前停下。

　　单层平房，外墙原本应该是白色，现在变成了一种斑驳的灰黄色。

　　木质窗框的油漆剥落，露出底下发黑的木头。

　　屋顶的沥青瓦片卷曲着，有几块已经缺失。

　　门前有个小院子，用低矮的铁栅栏围着。

　　栅栏锈迹斑斑，有一截已经断了，歪斜地搭在地上。

　　院子里长满了杂草，齐膝高，在十一月的风中无力地摇晃。

　　不过房子本身被打扫得很干净。

　　窗户玻璃擦得透亮，窗帘是简单的米色棉布，洗得发白，整洁的束在两边。

　　门廊上放着一把旧摇椅，垫子虽然破旧，但没有灰尘。

　　谢尔盖站在栅栏外，一动不动。

　　他的脸依然像石头一样硬，眼睛深处却有什么东西在松动，在融化。

　　三十年了。

　　他最后一次离开这里时，是1976年的夏天。

　　十岁，穿着父亲从二手店买来的牛仔裤，膝盖处已经磨薄了。

　　母亲在门口吻他的额头，用俄语说：

　　“别玩太晚，七点前回来吃饭。”

　　他没有回来。

　　那天下午，他在几个街区外的空地跟一群孩子打棒球。

　　一个陌生男人走过来，说车里有冰淇淋，问他要不要。

　　十岁的谢尔盖虽然体格比同龄人壮硕，但脑子还是孩子的脑子。

　　他上了车。

　　车里没有冰淇淋。

　　只有乙醚浸透的手帕，和之后三十年不见天日的生活。

　　训练、任务、杀戮、受伤、再训练、再任务...

　　他成了某个组织最好的“清洁工”之一。

　　他们叫他“西伯利亚狼”，因为他冷静，因为他无情，因为他在零下二十度的雪地里能潜伏三天三夜，只为等一个目标出现。

　　直到三年前，一颗.308口径的狙击子弹打穿了他的左大腿股骨。

　　骨头碎了，神经损伤，最好的外科医生也救不回那条腿的完整功能。

　　组织给了他一笔钱，不算多，但够普通人活几年。

　　回归正常生活后的谢尔盖很不适应。

　　他花了一年时间适应瘸腿的生活，花了一年时间试着像个正常人那样活着。

　　租公寓，去超市，看电视，喝酒。

　　第三年，他决定回家。

　　不是想念，不是愧疚。

　　那些情绪太奢侈，他早就没有库存了。

　　只是...该回来了。

　　就像迁徙的鸟，老了，飞不动了，总要回到出生的地方死。

　　他推开栅栏门。

　　生锈的合页发出尖锐的“吱呀”声，在安静的街道上格外刺耳。

　　他穿过前院来到房门前。

　　房门是木质的，老式，中间有块玻璃，但用报纸从里面糊住了，看不见屋内。

　　他下意识伸手去摸门框上方的一处缝隙。

　　灰尘，蜘蛛网。

　　但他的手指触到了一块冰凉的金属。

　　钥匙。

　　还在。

　　三十年了，钥匙还在老地方。

　　谢尔盖握住那把黄铜钥匙。

　　钥匙很旧，齿纹都磨平了，握在手里有种不真实的温暖。

　　他插入锁孔。

　　向左转。

　　咔嗒。

　　门开了。

　　一股熟悉又陌生的气味扑面而来：旧木头、地板蜡、某种草药茶的味道。

　　突然，一条狗从里屋冲出来。

　　是条混种犬，有德牧的血统，但体型偏小，毛色是黄黑相间。

　　狗看到陌生人，本能地压低前身，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噜声。

　　谢尔盖瞪了一眼狗，狗立刻夹紧尾巴，呜呜跑开。

　　走进屋内。

　　客厅很小，也许十五平米。

　　家具都是老旧的。

　　一张弹簧沙发，蒙着碎花布套。

　　一张木质咖啡桌，边缘有磕碰的痕迹。

　　一台显像管电视机，应该是九十年代初的款式。

　　但一切都很干净。

　　地板擦得发亮，家具上没有灰尘。

　　墙上挂着照片。

　　谢尔盖走过去。

　　最显眼的是一张黑白全家福。

　　年轻时的父母，中间站着十岁的他。

　　父亲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母亲穿着碎花连衣裙，他穿着白衬衫和背带裤，三个人都笑得很僵硬，但眼睛里有光。

　　照片下面有一行俄文字：

　　“1975年，谢尔盖十岁生日。”

　　旁边还有更多照片。

　　父母的结婚照。

　　他婴儿时的裸照。

　　他小学毕业的照片。

　　然后...

　　没有了。

　　1976年之后，照片墙出现了断层。

　　接下来的照片是另一个孩子。

　　一个小女孩，从婴儿到蹒跚学步，到上小学，到初中毕业。

　　女孩有一头深褐色的卷发，眼睛很大，是遗传自母亲的深棕色。

　　她的笑容看起来有些不对劲。

　　嘴角的弧度不太对称，眼神有些飘忽。

　　最后一张照片里，女孩大约20岁，穿着毕业袍，站姿倾斜。

　　照片下写着：

　　“安娜，2000年，高中毕业。”

　　谢尔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他的妹妹。

　　他离家后父母生的孩子。

　　安娜。

　　他转身，朝厨房走去。

　　厨房里有人。

　　一个女孩，不，应该是女人了，二十五六岁，背对着他，站在灶台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