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奎等人的尸体在当天晌午被发现了。上海县衙和淮军留在江南的营务处都被惊动，现场被围了起来。
验尸的仵作皱着眉头报上来的结果是：“身中利刃，疑似遭遇流匪劫财害命，怀中财物尽失。”至于为何“官差”会独自出现在那条偏僻的街巷，又为何随身带着淮勇军稽查的腰牌，上头给的指示是：涉及剿捻军务，不便深究，以流匪结案，安抚家属了事。
明面上的风波，被一场浓雾和“流匪”轻轻盖了过去。但暗地里的激流，只有漩涡中心的人才知道有多凶险。
三天后，深夜，“瑞昌”杂货店后院。
油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亮，却照不亮屋里沉重的气氛。桌上没摆酒，只有粗茶。围坐的人，脸上也没有行动成功后的喜色。
陈渡坐在主位，脸色平静，但眼底有血丝。他面前摊着几张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小字。
“都说说吧。”他开口，声音有些沙哑，“这次‘移花接木’，成了，也没全成。”
王树人先开口，语气沉痛：“银钱，一共起出八万两有余，已按计划分三批，通过‘阜康’和两家外国银行，汇往广州、武汉、天津。咱们上海留用的，也已藏妥。这是‘成’。”
他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衣角：“‘没全成’……咱们折了两位兄弟。老耿，扮乞丐那个，胳膊挨了一刀，失血过多，没能救回来。还有……还有小顺子，在码头制造混乱时，被官差的马踩踏，内伤太重，今早……也没了。”
屋里一片死寂，只有灯花偶尔爆开的噼啪声。
另一个参与行动的骨干，胳膊上缠着厚厚的绷带，低声道：“还有……咱们事先，没算到张奎会那么快，那么狠。他根本不等咱们完全得手再抓脏，他是想半路就截杀！要不是陈先生临时改了计划，把板车引进死巷，要不是咱们在巷外还伏了‘卖菜老汉’那一手……只怕进去的兄弟，连车带人，都得折在里头。”
“是我的疏漏。”陈渡忽然道，他抬起头，目光扫过每一个人，“我把张奎想得太像官差了。以为他求的是稳妥抓脏，立功请赏。我忘了他首先是李渐甫的刀，刀子的第一要务，是见血封喉。这个教训牺牲了两位同仁的命。”
他的话像冰块砸在地上，又冷又硬。陈渡的话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在每个人心中扩散。“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八个字，沉甸甸地压在肩上。
王树人沉吟着，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渡哥，咱们各地要扎根，将来更要联动。这相隔千里，消息传递快则半月，慢则一两个月，若是官府有个风吹草动，等消息传到，黄花菜都凉了。光靠人跑马送，太慢，也太险。”
陈渡听完王树人的忧虑，然后缓缓开口，“王掌柜，你说到根子上了。消息不通，万事皆空。但咱们要搞的‘电讯’，不能是地下的耗子，得是台面上的买卖。”
他拿起一枚铜钱，立在桌上，轻轻一旋：“就像这钱，一面是‘同治通宝’，另一面是满文。咱们的电报局，也得有两副面孔。”
“第一副面孔，叫‘寰宇通商电讯社’。”陈渡的声音清晰起来，“就开在租界边上，门脸光鲜，雇两个懂洋文的人，再请一两位真懂电报机的师傅——最好是给洋行干过，现在不得志的。咱们明码标价，替上海的洋行发买卖行情，替宁波的商号报船期，甚至……”他顿了顿，“替上海道衙门，给直隶的李大帅（李渐甫）发公务电报。”
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给官府发电报？这……”
“这最安全。”陈渡道，“谁会把一个替朝廷和洋人办事的买卖，往‘乱党’身上想？咱们收了他们的银子，用了他们的线路，还在他们眼皮底下，把咱们自己的事儿办了。这才叫灯下黑。”
“那咱们自己的消息……”王树人急切地问。
“这就是第二副面孔。”陈渡压低声音，“所有收发报的纸带，一式两份。明面的那份，是‘棉花价’、‘生丝款’。暗地里的那份，用咱们自己人才懂的‘码子’重新译过。这‘码子’，不用洋人的书，也不用朝廷的《韵目代日》，咱们自己编，用《千字文》打底，或者用《三国演义》的章回序号都行。每天深夜，留值的‘自己人’师傅，用租来的线路空闲时段，把该发的东西发出去，该收的东西收进来。在那些洋行职员和官府书办眼里，这不过是‘寰宇社’勤勉，深夜还在处理商业电报。”
他看向众人，目光如炬：“这笔钱，要用来买机器，租线路，养人手。这不光是花销，更是投资。将来，咱们各地分会，都要设法以商号、报馆的名义，与上海的‘寰宇社’建立公开的商业电报联系。这一张铺在明处的商业电讯网，就是藏在清廷血脉里的另一套神经。它既能赚钱养活自己，又能遮风挡雨，关键时刻，就是决定生死的千里眼、顺风耳。”
“但兄弟们，血不能白流。”陈渡站起身，走到墙边那张简陋的地图前，“以前，咱们想着开报馆，启民智，想着慢慢来。天京的墙塌了，咱们觉得，还得有枪杆子。现在，上海的银子抢了，张奎的血流了，咱们该明白了——”
他转过身，眼神像淬了火的刀子，一字一句，钉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朝廷不会因为咱们教人识字就心软，李渐甫不会因为咱们能造枪炮就容情！他们怕的，从不是咱们读了多少书，造了多少枪，他们怕的，是咱们这些人心里装着的‘新天新地’！”
“所以，”陈渡的语气不容置疑，“这笔用兄弟性命换来的银子，每一两，都要用在刀刃上！”
他走回桌边，手指点向地图上的几个点：“王树人！”
“在！”
“你总揽全局。汇出去的银子，到了地方，首要任务不是印报，是办学堂、开夜校、设秘密训练点！识字班要开，手艺要教，但更要紧的，是在这掩护下，物色、考察、吸收那些真正有血性、敢反抗、能吃苦的种子！
“明白！”
“老鲁，还有你们几个，”陈渡看向受伤的骨干，“伤养好后，不能歇。上海这边，立刻着手，设立侦查、警戒、基础训练的情报局。这次行动的每一个环节，怎么被张奎摸到线的，怎么接应的，哪里出了岔子，哪里做得对，全部复盘，写成册子，下发各分会，就当是咱们的第一本‘兵书’！”
“是！”
“还有，”陈渡深吸一口气，“北边，必须尽快去人了。”
一直沉默的那位曾去山西探路的老兄弟抬起头：“陈先生，我去。这次，我摸清了不少门道。”
陈渡看着他，摇摇头：“不，这次，我去。”
屋里众人都是一惊。
陈渡抬手压下了他们的疑问：“李渐甫让我多活了这些日子，不是因为心善。上海这潭水，我蹚得太深，张奎一死，他就算找不到证据，也绝不会再让我安稳待下去。最近制造局里，盯着我的眼睛多了，不是坏事，是信号——他在等我出错，或者，在给我找一个新的‘去处’。”
他走到窗边，望着外面沉沉的夜色：“淮军主力在直隶、山东剿捻，并不顺利。捻子马快，淮军炮沉，后勤辎重是个大麻烦。李渐甫爱惜他的洋枪洋炮，更看重他的名声功业。你们说，如果他手下有人‘举荐’，说江南制造局有个懂行的人，或许能帮上忙……他会不会顺水推舟，把我这颗碍眼的棋子，扔到北边的棋盘上去？既用了我的能耐，又把我置于他的大军监视之下，岂不‘两全其美’？”
众人恍然，又不禁担忧：“那岂不是更入虎口？”
“是虎口，也是生门。”陈渡淡淡道，“在上海，我是‘陈顾问’，众目睽睽。到了北边大营，天高地远，一个‘技术专员’在勘察地形、测试军械，必要时要策反军队，准备起义！”
他回过头，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有一种冰冷的决断：“北边，我必须去。忠王（李寿成）的托付，北方的山川形势，未来的立足之地，都需要我亲眼去看，亲手去布局。但我去，不能是逃，要是‘奉调’。去了，也不是送死，是要为革命事业添一把快刀。”
他重新坐回椅子上，语气放缓，却带着更重的分量：“在我‘走’之前，有几件事必须定下。第一，光复会总会暂由王树人主持，重大决策，需核心共议。第二，与各地分会联络，启用新的密码和通道，更加隐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他目光灼灼：“从现在起，每一个分会，在扎根办学的同时，都要开始有意识地储备物资、了解地形。我们要的，不是一群文弱书生，也不是一群江湖好汉，是一支懂得为什么打仗、也能打得赢仗的新式力量！这力量，现在可能只是星星之火，但总有一天，要成燎原之势！”
会议在沉重的使命感中结束。众人散去，各怀心事，也各负重任。
陈渡独自留在屋里，吹熄了大部分灯，只留一盏。他展开一张空白的纸，提起笔，开始给李继泉写信。信的语气恭敬而恳切，回顾“知遇之恩”，陈述自己“戴罪之身，常思图报”，又“听闻北线剿捻，器械转运多有不便”，自己“于西洋后勤之法略通一二”，“虽才疏学浅，愿效犬马之劳，赴前线军中听用，以赎前愆”……
信写得很慢，很斟酌。每一个字，都像是在为他即将到来的“奉调北上”，铺设一块看似合情合理的垫脚石。
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春雨。这是同治四年的春天了。南方的蛰虫似乎将要苏醒，而遥远的北方，太行山的积雪，大概也开始融化了吧。
陈渡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静静听了一会儿雨声。然后，他伸手，从怀里摸出那枚李秀成留下的、刻着奇怪符号的铜钱，紧紧握在手心。
金属冰凉，却似乎有一丝暖意，从掌心缓缓渗入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