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莹回到单位，开始埋头编写踏勘申请。她在申请书详述了自己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提出下步准备进行可行性研究，需要对现场进行实地勘察。根据勘察结果，借鉴外国的同类技术，再向上级有关部门正式提请项目立项研究。

　　星期一上午她正在埋头往电脑里输入材料，就见陈艳茹副主任陪同几位领导来到办公室找她。陈副主任向她介绍道：“这位是指挥部女工委的陈香萍副主任，这位是院长刘心平同志，这位是院里的工会主席王惠东。”

　　郭莹与众人一一握手问候，落座。

　　陈艳茹接着介绍，一行人来此的目的：“你是拉指引进的第一位全日制毕业的女博士，拉指、院领导都很重视。你也上班几天了。领导们想了解一下，你还有什么要求。尽量解决。”

　　“我对现在工作环境非常满意。环境优美、安静，大家相处融洽，工作态度积极向上。这些都是我所期望的。”郭莹诚恳地说道。

　　领导们听了，面带微笑，齐齐点头。

　　“工作中有什么困难？生活上有什么麻烦吗？”刘院长关心地问道。

　　“我承担了一个项目，困难就是需要尽快去现场踏勘，数据是决策的基础。我正在写申请报告，到时请领导多多支持。”郭莹直接说道。“生活上暂时还没有问题。如果有，我会向陈主任提出的。”郭莹笑呵呵地拉着陈艳茹的手说道。

　　陈香萍接话道“小郭博士刚来，有些女同志关心的话题，可能不好意思当着这么多男领导的面说。要不，我跟郭博士再聊几句？”

　　办公室里只剩下她们两人。陈香萍没有立刻说话，只是打量着郭莹，目光里有种复杂的审视意味。

　　“其实今天来，除了关心你生活，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我想跟你讲一个故事，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它不太美好，但我觉得，每一个来到拉指，特别是女性技术骨干，都应该知道。”她说道。

　　她忽然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郭博士，你师兄……让国昊，有没有跟你提过，96年秋天，他和黄老师为什么突然请假，跑去鹏城？”

　　郭莹一愣，摇了摇头。

　　陈香萍的目光变得悠远而复杂：“他们是去找我的。那时候，我像一只惊弓之鸟，躲在鹏城，以为这辈子就这么烂在外面了。”她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而这一切，都源于研究所那个禽兽书记，他差点毁了我……”

　　“陈主任，当年是怎么回事，你能具体说说吗？”郭莹关心地问道。

　　“呵呵！这都十多年了。想起当年大仇得报，我就心情畅快。”陈香萍喝了一大口茶水，接着说道：“我当年参加工作后，由于有几分姿色，被研究所的书记看上。他将我调到党办，许诺各种好处，占我便宜。由于我家里没有背景、单位也不认识其他领导，只能忍气吞声，陪着他到处出差。他总是找机会揩我的油，单位的同事见了也不敢管，我向所里其他领导哭诉，也没有人站出来帮我。当时，我感到很绝望。后来，他给我许诺与原配离婚，要娶我。叫我先从了他。”陈香萍恨恨地说道。

　　郭莹听到此，也是银牙紧咬，愤怒地骂道：“这个败类！人渣！”

　　“当时听了，我感到自己这辈子要完了。”想起往事，陈香萍声音沉痛。

　　郭莹拉着她的手，拍拍她的背，安慰她。

　　“我说你先离婚。看到离婚证，我才能答应你。”陈香萍噙着眼泪低声说道。

　　郭莹也能想像到她当时的绝望，不由握紧了她的手。

　　“他又说得开花乱坠，我就是不从。”陈香萍坚定地说道。

　　“那晚在宾馆，他打电话来，说白天的会议纪要有问题，让我马上带着本子去他房间改。”陈香萍的声音很平，眼睛看着窗外，“我抱着记录本和笔，像抱着盾牌。我先敲了司机的门，他穿着背心，隔着门缝说：‘领导叫你呢，快去呗，别耽误事。’门就关上了。我又去找党办主任，他房间里电视开着，正播足球赛。他皱着眉头：‘小陈，这种事……我不好插手。你机灵点。’”

　　“我走到他房门口，地毯很厚，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站了可能有一分钟，手心里全是汗，记录本的硬壳边硌得我手疼。”她顿了顿，“门开了，一股酒气混着烟味涌出来。他穿着睡衣，笑着说：‘进来啊，怕我吃了你？’”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不细说了。我只记得，我指甲折断了，留在了他胳膊的肉里。我跑出来时，走廊的灯特别刺眼，我的丝袜刮破了，膝盖在抖。”

　　郭莹听着，感觉办公室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变得粘稠而窒息。她不是天真的人，听说过职场潜规则，但如此具体、残忍地从一个受害者口中听到，感觉完全不同。她感到愤怒，但愤怒之下，更深的是一种冰冷的无力感——当一个系统默许甚至纵容时，个体的挣扎显得那么渺小。她下意识地并拢了双腿，把手放在膝盖上，坐得更直了，仿佛这样能增加一点安全感。

　　陈香萍说到她如何在鹏城勉强安身，直到让国昊和黄老师根据她姐妹提供的线索，千里迢迢找到她，劝她回去举报。

　　“我想报仇。”陈香萍坦言，“而且，杨书记给了我保证。”

　　后来的事情就顺利了，证据确凿，加上还有其它罪行，那位书记最后被逮捕、判刑。

　　“让师兄……他当时就不怕吗？”郭莹问出口，才意识到这个问题背后，藏着对自己未来处境的隐忧。陈香萍那句“他觉得对的事，就会去做”，让她想起师兄手上冻疮的疤，想起他平静地对待插刀厨师。他似乎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对“不公”和“欺负人”的反感，无论对方是自然环境的严酷，是僵化的体制，还是具象的恶人。这种特质，在安稳的环境里或许只是个性，在这里，却成了需要巨大勇气的行动。

　　“那您后来，怎么留在拉指，还做了女工委工作？”

　　“杨书记问我愿不愿意换个清静地方。我想了一夜，走，是干净了，可好像也把那个脏地方让出去了。我不甘心。我就想，我留在这，哪怕只能多听一个姑娘哭诉，多挡一次咸猪手，那我也算没白受那份罪。”

　　她看着郭莹，目光锐利了些：“郭博士，记住几点：第一，任何非工作时间的单独邀约，去任何封闭私密场所，都要多留个心眼，最好能找个可信的理由推掉，或者叫上同事。第二，如果感觉不对劲，别怕撕破脸，大声呵斥、录音留证，都比默默忍受强。第三，就是我刚才说的，别怕来找我。”

　　她拿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这是我的电话。不敢说能帮你扫平一切，但只要你在理，我这儿，至少能让你有个说话的地方。”

　　领导们走后，郭莹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陈香萍的故事，像在她面前撕开了一道口子，让她看到了这片热血土地之下，也曾流淌过如此肮脏的暗流。师兄那代人的奋斗，不仅仅是对抗风沙和技术难题，还要直面这种人性深处的丑恶。

　　她拿起那张朴素的名片。“女工委副主任陈香萍”，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这不像是一张护身符，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契约。它意味着，这片土地在努力愈合过去的伤口，并试图为后来者建立起一道虽然薄弱但确实存在的屏障。它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但至少承诺：如果你遭遇风暴，这里有一个不会装聋作哑的避风港可以呼喊。

　　陈香萍的故事，像一盆冰水，浇在了她之前因先进设备、友好同事而产生的些许暖意上。

　　她之前理解的战场，是戈壁的风沙、地层的复杂、技术的瓶颈，是师兄那代人“饿怕了”的沉重历史。现在，她知道了，战场还包括人性阴暗的角落，权力编织的罗网，以及沉默有时比风暴更可怕的氛围。

　　铀矿是埋在地下的“太阳”，而陈香萍们曾经历的，是人性中需要被永远封存的“暗物质”。她的工作，或许是在寻找释放能量的方法；而陈香萍的工作，是在防止能量以毁灭性的方式泄露。两者看似遥远，却共同构成了这片土地“活下去”、“好好活”的一体两面。

　　她把陈香萍的名片仔细地夹进工作笔记本的扉页。然后，她重新打开了踏勘申请书。窗外的阳光照在屏幕上，有些晃眼。她知道，前路有看得见的戈壁，也有看不见的荆棘。但此刻，她敲击键盘的声音，比之前更加清晰、坚定。她首先得做好她的地质师，这是她最可靠的铠甲，也是她最初的、或许也是最后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