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支队会议室，烟雾缭绕。对王志国和赵永明的深入调查，陷入了僵局。

　　“宋队，王志国这边，我们查了他所有能查的社会关系，没有发现任何他与受害者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证据。他经济状况很差，但也没有突然的异常收入。8月5号晚上的行踪，依然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搜查他家，除了那本书，没有其他发现。那本书上的笔迹，初步比对，与王志国留在厂里的登记表字迹有相似之处，但无法完全认定就是他画的蝉。“

　　“赵永明这边，“另一名刑警汇报，“84年案发时，他正在省城参加一个轻工系统的干部培训，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98年8月5号晚上，他妻子证明他整晚在家，没有外出。他的家庭背景很干净，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医生，本人经历从工人到干部，一路平稳。我们查访了他可能接触到的布料渠道，包括他的一些亲戚和老同事，都没有发现靛蓝土布的来源。他阅读那些书籍，据他妻子说，是他退休后的个人兴趣，他一直对各种知识都很好奇。“

　　两条看似最有希望的线索，几乎同时走到了死胡同。

　　那缕关键的靛蓝色棉纤维，成了悬在空中的孤证，无法落地。

　　“会不会……方向错了？“有年轻刑警提出疑问，“或许凶手根本不是他们中的一个？或者，那纤维根本不是凶手的，是之前就沾在受害者身上的？“

　　宋诚沉默着。直觉告诉他，王志国和赵永明，都与案件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尤其是那本《南都地方风物志》和那张集体照，绝不仅仅是巧合。

　　但警察办案，不能只靠直觉。

　　“对王志国的监视不能放松。“宋诚最终开口，声音带着疲惫，“同时，扩大排查范围。重新梳理所有受害者的社会背景，寻找我们可能忽略的共同点。还有，把靛蓝土布的样本送到省厅，做更精细的成分分析，看能不能确定其具体的产地和年代。“

　　会议在沉闷的气氛中结束。宋诚独自留在会议室，看着白板上那些受害者的照片，以及王志国和赵永明的名字。他们像隔着一条无形的鸿沟，彼此对望，却又被迷雾紧紧包裹。

　　十四年的追寻，仿佛触手可及，却又远在天边。那种无力感，像南都夏日的湿气，一点点渗透进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