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康元年的冬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入骨髓的酷烈姿态，席卷了河内平原，沉沉地压在了李家堡的每一寸龟裂的土地、每一户低矮歪斜的茅草屋顶上。这个冬天，远不止是北风如同蘸了盐水的皮鞭般呼啸、屋檐下冰凌垂挂如犬齿、水缸里结着厚厚白冰的那种气候严寒。它是一种关乎生存本身的、渗透进每一道墙缝、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冰冷梦境的、令人绝望的寒意。它不像往年的寒冬，尚可凭借秋收后那点需精打细算、却能带来些许踏实感的微薄余粮积蓄，以及一家人瑟缩在唯一有点热乎气的土炕上、依靠彼此体温和沉默相伴所生出的些许微弱温情来抵御。这个元康元年的冬天，它挟着春荒时欠下的、至今未能喘过气来的旧债，携着夏秋时节那接连遭受的、如同剜肉剔骨般的“夺粮”与“夺丁”的惨痛劫难，更裹挟着从遥远帝都洛阳不断零星传来、却一次比一次更令人心悸的、带着血腥与硝烟气息的动荡消息余波，如同一场铺天盖地、永无止境的暴风雪，冷酷而缓慢地将这片土地上最后一点挣扎求存的生机与盼头，也彻底地冻结、掩埋，封存在一片白茫茫的、死寂的虚无之下。

　　当萧瑟的秋风如同败军的扫帚，带着最后的狠劲，扫尽老槐树、枣树枝头最后几片顽固的枯黄残叶时，李家堂屋墙角那只半人高的粗陶粮囤，那被摩挲得发亮、象征着家庭命脉的瓮壁，便已无可挽回地、清晰地露出了令人心头发慌的仓底。春末那场如同强盗明火执仗入室般的强行“征粮”，那些郡兵蛮横的吆喝、父亲绝望的嘶喊、粮食被麻袋装走时摩擦瓮壁的簌簌声，至今仍如噩梦般萦绕。这场劫掠，使得本就因耕牛半失、人力不足而耕作不善、管理粗疏，导致收成锐减的可怜秋粮，在经历了缴租、还债（尽管已无力偿还，但阴影仍在）之后，入仓之数，仅仅如同杯水车薪，勉强填补了自夏日以来一家人勒紧裤腰带、吞咽野菜麸皮熬日子的巨大亏空，便已所剩无几。如今，粮囤的深度，比往年哪怕是最普通的年景，也浅了不止一半。那空荡荡、黑黢黢、仿佛能吸收一切光线的巨大空间，像一张饥饿的、深不见底的、时刻等待吞噬的巨口，无情地、每日每夜地，吞噬着全家人眼中那最后一点因“活着”而本能残存的、微弱的光亮，以及对那似乎永远也不会再来的、名为“未来”的事物的、越来越渺茫的希望。

　　冬天的第一场雪尚未从铅灰色的天幕飘落，李家便已无可避免地、彻底陷入了“缩食”度日的、漫长而无望的煎熬循环。“缩食”二字，此刻失去了任何计划与克制的意味，变成了纯粹的、被动的生存挣扎。

　　每日的饭食，以一种清晰可感的速度迅速退化。秋收后那尚且能见到些许稀疏米粒、混合着大量粗糙拉喉的麸皮和晒干后苦涩难咽的野菜、勉强可称之为“粥”的食物，在粮囤迅速浅薄下去的威胁下，很快退化成了几乎是清可见底、寡淡无味、仅能提供一点温热感的“米汤”。说是米汤，里面可怜漂浮着的，是几片因存放过久而枯黄发黑、嚼之如草的干菜叶子，和少得可怜、需要用舌尖仔细搜寻才能感觉到的、碾碎的杂粮（豆类或劣粟）碎末。盐，成了最金贵的调味，每次只敢用指尖捏起几乎看不见的几粒，撒入锅中，那点咸味稀薄得仿佛只是心理安慰。碗里的内容，与其说是果腹的食物，不如说是维持生命体征不至于立刻停止的最低限度的、带着些许虚假暖意的液体。咀嚼这个动作，变得近乎奢侈，更多的是囫囵地、快速地吞咽下那点带着咸味和植物纤维的温热液体，聊以欺骗空瘪的肠胃，并凭借那点微弱的热量，暂时抵挡从门窗每一道裂缝、每一个窟窿中不断侵入、无孔不入的凛冽寒气。

　　母亲张氏，作为掌管着这个家最后一点命脉、手握那柄象征生存权力的木勺的主妇，在这个冬天变得异常谨慎、节俭，乃至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她有一把用了多年、边缘已被磨得光滑、上面用指甲刻着几道模糊刻痕的旧木勺，那是她量取口粮的“标准”。如今，她每次用量取粮食时，手会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她会用那把木勺，近乎苛刻地、颤抖着，从粮囤最底部舀起一平勺（绝不敢冒尖）粟米或杂粮碎，凑到昏黄的油灯或窗边惨淡的天光下，仔细地、反复地看，仿佛想用目光从那点可怜的粮食中再榨出些许分量。然后，她才会极其缓慢、小心地将粮食倒入锅中，生怕有一粒不听话的米跳出来，浪费掉。计算着全家四口人（病重的父亲、劳作的李丰、正在长身体的李丫和她自己）下一顿、再下一顿的份额，成了她每日最沉重、也最令人心力交瘁的“功课”。灶房顶上那缕在冬日里本应显得格外温暖、象征生机与温饱的炊烟，升起的时间越来越短，也越来越稀疏、无力，常常是刚有气无力地冒出些许青白色，便迅速消散在寒冷的空气里，仿佛这个家连生火做饭的气力与资格都在迅速流失。灶膛里的火苗，总是有气无力地、吝啬地舔着锅底那点少得可怜的水和粮食，火光暗淡，噼啪声微弱，仿佛也感染了这个家庭深入骨髓的绝望与冰冷，燃烧得毫无热情。

　　吃饭的时刻，早已褪去了任何属于“家庭团聚”的温馨色彩，变成了一种沉默的、近乎自我惩罚的生存仪式。一家人（除了无法起身的父亲）围坐在冰冷如铁的土炕上那张矮桌旁，默默地、近乎机械地端起各自面前那碗几乎能清晰照出人脸上菜色与绝望神情的、清汤寡水的“食物”。没有人交谈，甚至很少对视。空气中只剩下喉咙艰难吞咽液体时发出的、轻微的“咕咚”声，碗沿与嘴唇触碰的细微声响，以及窗外北风永不止息、凄厉如鬼哭的呼啸与撞击声。每一口温热（甚至称不上滚烫）的液体滑过干涩的食道，落入空空如也的胃袋，带来的并非饱足，而是一种更清晰的反差——那点微不足道的暖意瞬间被巨大的、烧灼般的虚空感所吞噬，紧接着是更强烈的、生理性的饥饿信号，混合着一种明知无法满足、却不得不为之的、深入骨髓的无奈与辛酸。李丫常常是吃得最快的，不是因为她不饿，而是那点东西根本无需咀嚼，也因为她年青的身体对能量的渴求最为本能和急切。吃完后，她会下意识地伸出小舌头，仔细地舔干净碗壁上每一滴残留的汁液，那动作认真而专注，却让一旁看着的李丰和张氏心如刀绞。

　　病弱的李守耕，经过夏秋两季在鬼门关前漫长而痛苦的挣扎，虽然奇迹般地（或者说，残酷地）捡回了一条命，却落下了极其严重的、恐怕终生难愈的病根。他的肺像是破旧的风箱，变得异常畏寒，脆弱不堪。屋子里稍微灌进一丝穿堂风，或是起身解手时衣衫单薄了片刻，便会立刻引发一阵撕心裂肺、仿佛要将五脏六腑都从喉咙里硬生生咳出来的剧烈呛咳。咳嗽时，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身体会蜷缩成一团，剧烈地颤抖、痉挛，脖子上青筋暴起，脸颊因窒息而涨成不祥的紫红色，喉咙里发出拉锯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嗬嗬”声，久久不能平息。每一次咳罢，他都像耗尽了所有力气，瘫在炕上，只剩下胸膛微弱而艰难的起伏。他整个人消瘦得脱了形，外面松垮垮地罩着一层苍白、起皱、缺乏弹性的皮肤，可以清晰地看见下面肋骨的轮廓和肩胛骨的形状。他大部分时间只能像怕冷的幼虫般，蜷缩在炕上那唯一一床早已被岁月和病体压得板结发硬、失去蓬松保暖特性、甚至散发着淡淡霉味与药味的破旧棉被里，依靠着自身那点微弱的、时断时续的体温，以及妻子女儿寸步不离、用体温和细心照料所勉强维系的那缕摇曳不定、仿佛随时会被寒风吹熄的生命之火。而张氏每日颤巍巍端到他面前的那点稀薄得几乎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营养、仅能润润干裂嘴唇的汤水，对他那油尽灯枯、急需滋补恢复的身体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家人只能眼睁睁地、无力地看着他那点残存的生命力，在这日复一日的饥寒交迫与病痛折磨中，如同沙漏中的细沙，缓慢而确凿地，一点点流逝，却束手无策。

　　李丰（时和岁丰）作为这个家中现在唯一的、还能称之为“壮”的劳力（尽管他自己也因长期营养不良而虚弱），沉默地、毫无选择地承担起了所有需要体力、需要直面严寒的活计。他必须在天光未亮、星辰还在灰白天幕上闪烁时，就扛起那把刃口已磨钝、木柄被父亲和他两代人的手汗浸润得发黑的旧斧头，踩着冻得硬邦邦、咯吱作响的积雪，深入村后那片在冬日里显得格外肃杀、枝桠光秃秃如同鬼爪的山林，寻找那些被风雪刮倒或已然枯死的树木，一下一下，用力劈砍，获取一家人生火取暖、烧水做饭所必需的柴火。他需要每日数次，踏着溜滑的冰面，走到村口那口深井旁，用冻得通红发僵的手，摇动辘轳，将沉重冰冷、结着薄冰的井水一桶桶提上来，再挑着同样冰冷刺骨的水担，一步一滑地挑回家，灌满水缸，那是全家饮用、洗漱（已简化到极致）的全部来源。偶尔，在风雪稍歇的时日，他还要踏着没膝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自家被厚厚雪被覆盖的田边，费力地扒开积雪，蹲下身，仔细查看那些在冰雪下艰难越冬、显得格外孱弱枯黄的麦苗长势，心里估算着来年春化后的情形，尽管那估算带来的，往往是更深的忧虑。

　　巨大的体力消耗与严重不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营养摄入，让他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时常感到一阵阵突如其来的头晕目眩，眼前发黑，耳中嗡鸣，四肢如同灌满了冰冷沉重的铅汁，每挥动一下斧头，每挑起一担水，都仿佛要榨干胸腔里最后一丝气息，耗尽全身的力气。手掌上旧茧叠加着新磨出的血泡，在寒冷的空气中冻得开裂，渗出血丝，每次握住冰冷的工具，都带来钻心的刺痛。但他不能停下，甚至不敢在母亲和妹妹面前流露出丝毫的疲惫、脆弱与动摇。他是这个在凄风苦雨中飘摇欲坠、破败不堪的家庭此刻唯一还能勉强站立着的、看得见的支柱。他看着炕上父亲那日益凹陷、眼窝如同两个黑洞、只剩下茫然与痛苦的眼窝，看着母亲那因长期忧劳、饥饿而憔悴得如同深秋枝头最后一片枯叶、随时会飘零而逝的身影，看着妹妹李丫那双因长期营养不良而显得格外大、却失去了孩童应有光彩、只剩下懵懂恐惧与过早沧桑的眼睛，心中充满了如同被无形巨石日夜碾压、反复研磨般的巨大无力感，以及一份随之而来的、沉甸甸得几乎要将他尚且单薄的脊梁彻底压垮、却不容推卸的、名为“长子”的责任。这责任冰冷、具体，没有退路。

　　与腹中那持续不断、烧灼般的、令人心神不宁的饥饿感紧密相伴、交织成双重重轭的，是严冬那无孔不入的、物理意义上的、切肤刺骨的寒冷侵袭。往年还能勉强御寒的冬衣，在经过多年反复缝补、拆洗、拼接，内里的棉絮早已被岁月和汗水板结得如同硬邦邦的土块，失去了所有蓬松保暖的特性，外面的粗麻布或家织布面料，也早已磨损得单薄透风，补丁叠着补丁，颜色晦暗难辨，难以抵挡河内平原上那种如同浸了冰水的锋利刀子般、能轻易穿透衣物、直刺骨髓的凛冽寒风。家里没有任何一个铜板的余钱可以去集市上购置哪怕一斤新棉，甚至连用家里某件稍微完整的旧物，去换取一件别人家淘汰下来的、稍厚实些的旧棉袄，都成了一种遥不可及、不敢去想的奢望。

　　张氏翻箱倒柜，如同掘地寻宝，将家里所有可能蕴含一丝暖意的布料、填充物都搜罗了出来。几条破旧得看不清原色、边缘磨损严重的毯子，甚至一些里面塞着干枯麦草、一动就窸窣作响、早已失去弹性的旧垫子，都被她一层又一层、小心翼翼地加盖在畏寒如虎、终日蜷缩的李守耕身上，将他裹成了一个臃肿不堪、却依然在被子下微微瑟发抖的、了无生气的“球”。她恨不得将自己身上的体温也分给他。而李丰和李丫，则没有任何额外的御寒之物。他们只能依靠不停地活动身体——李丰不停地劳作，李丫在屋里帮忙做些杂事、偶尔跳动几下——来产生些许可怜的热量。或者在实在冷得受不了、手脚冻得失去知觉时，兄妹俩紧紧挤在尚有父亲体温和微弱灶火余温的土炕角落，依靠彼此单薄身躯里那点可怜的体温，互相依偎，获取一丝短暂而微弱的暖意。刺骨的寒风，如同狡猾而恶毒的幽灵，无情地从门板宽大的裂缝、窗户纸上破开的窟窿、甚至土坯墙细微的缝隙中钻进来，在冰冷空旷的屋内盘旋、呜咽，带走本就不多的热气。呵出的气息，瞬间便在面前凝成一团白雾，须臾消散。水缸里的水面，总是结着一层厚厚、需要用力挥动拳头或木槌才能砸开的、泛着青白色的冰。每天早晨，李丰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破冰取水，那冰凉的触感从指尖瞬间传遍全身，让人激灵灵打个寒颤。

　　夜晚，是严寒与黑暗联袂上演的最漫长、最难熬的时段。冰冷的土炕，需要燃烧宝贵的柴火在炕洞里烘烤好一阵子，才能勉强升起一丝微弱的、无法持久的暖意。但柴火同样珍贵，需要李丰付出巨大的体力去深山砍伐、背回，因此总是省了又省，计算了又计算。炕上的温度往往维持不了多久，那点可怜的暖意便会被更强大的寒意重新占据、吞噬。后半夜，炕面重新变得冰冷如铁，人蜷缩在单薄的被子里，听着窗外风声如狼嚎，感受着寒意从身下、从四面八方一点点渗透进来，侵入骨髓，冷得人牙齿打颤，浑身僵硬，难以入眠，即便勉强睡着，也多是寒冷与饥饿交织的混乱噩梦。

　　李丰每次顶着如同刀割般的呼啸北风，从村后积雪覆盖、杳无人迹的山坡上，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背着一捆同样被冻得硬邦邦的柴火回来时，手指早已冻得红肿发紫，僵硬麻木得几乎失去了知觉，需要放在嘴边呵上好半天热气，或是伸到尚有微温的灶膛口烘烤许久，才能勉强恢复一点弯曲的能力。耳朵和脸颊也总是冻得失去知觉，摸上去像粗糙的树皮，回到屋里暖和过来后，又痛又痒，有时甚至会裂开细小的血口。李丫的小脸也终日缺乏血色，泛着青白，嘴唇干燥皲裂，单薄的小身体在那件过于宽大、四处漏风的旧棉袄里瑟瑟发抖，如同寒风中被冻僵的、无助的雏鸟。这种肉体上切肤的、无法摆脱的、日复一日的寒冷侵袭，与胃里那种空洞的、持续不断的、烧灼般的饥饿感，如同两条冰冷的毒蛇，交缠在一起，日夜不休地、缓慢而残忍地折磨、消耗着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的肉体与意志，一点点榨干他们最后的气力与生机。

　　生存的危机，如同最具传染性的瘟疫，并不仅仅笼罩、窒息着李家这一户。整个李家堡，在这个异常寒冷、资源枯竭的冬天，都沉浸在一片压抑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性的悲凉、麻木与日益浓厚的绝望氛围之中。村庄失去了往日的任何生气，如同一个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巨人，在严寒中缓慢地停止呼吸。随着寒冬的日益深入，北风愈发凄厉，村里开始陆续传来老人去世的噩耗。每一次死讯的传出，都像一块巨大的、冰冷的石头，被投入这潭早已绝望凝滞、波澜不兴的死水，激起层层悲怆而恐惧的、无声的涟漪，让还活着的人心头的寒意又加深一层。

　　最先倒下的是村东头的韩老塾师。这位一生清贫自守、饱读诗书却始终未能得志、晚年只能靠教授几个蒙童和代写书信勉强糊口、平日沉默寡言、却总在仰望星空时流露出深忧的老人，终究没能熬过这个饥寒交迫的元康元年之冬。他本就年迈体衰，筋骨已朽，加之近一年来，忧心忡忡于洛阳不断传来的、令人心悸的动荡消息，焦虑于村中日益凋敝、人心惶惶的景象，自身营养又因束脩微薄、物价腾贵而极度匮乏。在一个北风怒号、仿佛要掀翻屋顶的深夜，他悄无声息地、孤独地溘然长逝，没有惊动任何邻人。直到次日晌午，有学童久等不见先生开门，觉得有异，喊来大人撬开门板，才发现老人已蜷缩在冰冷如窖的炕上，身体早已僵硬，脸上还凝固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混合着忧虑与疲惫的神色。村民们闻讯，默默前去帮忙料理后事，几个与他略有交情的老人忍不住老泪纵横。进入他那间同样清冷破败的屋子，才发现米缸瓮底早已空空如也，刮得干干净净；炕上只有一床薄得透光、硬如纸板的旧棉絮；书案上，那几卷他视若生命的残旧书简，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场景之凄清寒素，令人观之鼻酸，心头发冷。韩老塾师的死，仿佛带走了这个村庄最后一点微弱的、与文化相关的体面与象征，也以一种最沉默的方式，宣告了“学问”与“清高”在极端生存压力下的彻底无力。

　　紧接着，不出所料，是村里几位常年卧病在床、家境赤贫的老人，如村西的孙老五，还有另外两三家年事已高、要么无儿无女、孤苦伶仃，要么儿子在前几波征丁中被强征入伍、生死不明、无人照料赡养的孤寡老者，也相继在这年关将至、却毫无年味的凛冬里，在饥寒与疾病的夹击下，一个接一个，悄无声息地撒手人寰。他们的死亡，并非源于突如其来的急症或意外，而是被缓慢而确切的、日益加剧的普遍性贫困，和这年格外酷烈的严寒，一点一点，耗尽了生命最后的一点灯油，吹熄了那本就风中残烛般的生命之火。他们的离世，在村民口中，不再是自然规律下的“寿终正寝”，而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上彻底破产、社会支持网络（无论多么脆弱）断裂后，最终转化为最直接、最悲惨的生存危机与个体消亡的冰冷证明。它以一种集体默哀的方式，向所有还在挣扎喘息的生者无声地宣告着：在这个被“元康”年号所标记、却被帝都权力斗争阴影所笼罩的冬天，在这个似乎已被更高层权力遗忘或遗弃的偏僻角落里，仅仅只是“活着”、“喘气”这件事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许多人力不能及、无法支付的、昂贵的奢侈。死亡，成了贫困最直白、也最终极的体现。

　　时近腊月，年关在即，但村庄里嗅不到一丝“年”的气息。一场酝酿已久的鹅毛大雪，终于在某日黄昏后，纷纷扬扬、铺天盖地地落下。雪花硕大，绵密，无声无息，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覆盖一切的气势，将整个村庄、田野、远山，都笼罩、覆盖在一片厚厚的、看似纯净无瑕、柔和圣洁的白色之下。天地间白茫茫一片，万籁俱寂，连往日肆虐的北风似乎也在这场大雪中暂时敛了声息。但这片看似温柔、静谧的白色，却丝毫掩盖不了、也温暖不了底层土壤里早已渗透骨髓的苦难、冻僵的希望与日益浓郁的绝望。

　　大雪下了一整夜，又断断续续持续到次日午后。李家的院子里，积雪深可没膝，将那些破旧的农具、柴垛、鸡窝（里面早已没有了鸡）都掩埋成了起伏的白色丘陵。李丰天不亮就起身，找出一把刃口残缺、木柄松动的破旧木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深厚的积雪中，一寸一寸，掘出一条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的、狭窄而弯曲的小路，通往摇摇欲坠的院门和那口需要每日破冰取水的深井。他每铲几下，就不得不停下来大口喘息，白色的雾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团团升起。冰冷的雪粉扑打在脸上，钻进脖颈，与汗水混合，带来刺骨的寒意。

　　屋内，光线因积雪反射和窗户被堵而显得异常昏暗。李守耕在炕上发出断断续续、带着浓重痰音和嘶声的咳嗽，每一次咳嗽都让他那包裹在层层旧被下的身体剧烈地蜷缩、颤抖，仿佛下一瞬，这副早已油尽灯枯的躯壳就会在这痛苦的痉挛中彻底散架、归于寂静。张氏就着那盏如豆般昏黄、摇曳、似乎下一秒就会油尽灯枯的油灯光，默默地、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缝补着一件摊在膝上的、破洞比完整布料还多、几乎看不出原形的旧夹袄。她的眼神空洞、麻木，失去了所有神采，只是机械地穿针、引线、打结，动作缓慢而僵硬，仿佛这永无止境的缝补是她与这个冰冷世界仅存的、微弱的联系。李丫紧紧偎依在母亲冰凉的身侧，小脸冻得发青发紫，一双因瘦削而显得格外大的眼睛，失神地望着油灯那跳动不安、仿佛随时会熄灭的微弱火苗，瞳孔中映不出丝毫光亮，只有一片与年龄不符的、沉重的茫然与恐惧。

　　灶膛里的火苗，在添加了格外珍惜的几根细柴后，才勉强升腾起一点可怜的热度，仅仅为了温着铁锅里那一点几乎是清水、只漂浮着几根干枯发黑、不知名野菜叶子的、称之为“汤羹”都显得过誉的液体。锅里的“食物”散发着一种寡淡的、混合着干菜与铁锈的气味，丝毫勾不起人的食欲，只提醒着生存的窘迫。

　　没有人说话。一种令人窒息、几乎能冻结血液的、混合着无尽悲伤、刻骨饥饿、透体寒冷以及对明日全然茫然的沉寂，如同这窗外厚重无比的积雪，又如同屋内越来越浓重的、化不开的黑暗，牢牢地、彻底地冻结、封印了这个家庭最后一点可能的声音、动作与生气。往年在临近过年时，哪怕再穷困潦倒，张氏也总会想方设法，哪怕是用最后一点杂粮，蒸几个粗劣无比的饼子，或是剪上一张歪歪扭扭的窗花，李守耕也会蹲在门口，望着远方，心里默默期盼着来年或许能好过些。孩子们（李茂和李丫）眼中，也总会闪烁着对一点点不同食物、对短暂休息的微弱期盼。今年，这一切都荡然无存，被一种如何熬过眼前这似乎永无尽头的、严寒的冬天，以及对必然接踵而至、可能更为凶险的春荒的、更早、更深、更具体、更无力的恐惧所彻底取代、淹没。未来，不再是需要“盼望”的东西，而是需要“恐惧”和“硬扛”的、更深的深渊。

　　李丰终于铲通了院门到井台的小路，扶着冰冷的木锨，站在没膝的积雪中，胸膛剧烈起伏，呵出的白气瞬间凝成霜花挂在睫毛上。他推开那扇被积雪半掩、吱呀作响的破旧院门，望向眼前这个被厚重、纯净的银装素裹所覆盖、却死气沉沉、了无生机的村庄。雪地上，看不到任何孩童嬉戏打闹、堆雪人、打雪仗的杂乱足迹与欢快笑声；空气中，闻不到往日哪怕是穷人家，在年关时也会努力升起的、象征着手作食物与短暂温饱的、带着食物气息的炊烟味道。只有偶尔，从不知哪家同样被积雪覆盖、寂静无声的院落里，隐隐约约、压抑不住地传来几声嘶哑的哭泣，或是老人临去前痛苦的呻吟，更给这冰天雪地、琉璃世界的表象之下，增添了几分彻骨的凄楚、荒凉与人世的悲苦。那哭声很快又被风雪吞没，仿佛从未响起。

　　这个元康元年的冬天，格外的冷。冷得呵气成霜，冷得滴水成冰，冷得连乌鸦都缩在光秃的巢里不肯出声。但这物理的严寒，尚不及心底那蔓延的、冻结一切的寒意之万一。这寒意，是直透心底、冻结灵魂的，是关于生存本身最原始、最残酷的、看不到尽头的恐惧。它清晰地昭示着，经济上的彻底破产、家庭结构的致命损伤、社会支持的完全缺失，终于毫无缓冲地、赤裸裸地转化为了在死亡边缘线挣扎的、最真实、最具体、日夜相随的苦难。回望“太康”年间那些虽然同样清贫艰难、时常为赋税徭役发愁、却尚能维持一条最基本的生存底线、对“明年”还能怀有一丝微弱念想的日子，此刻竟恍如隔世，成了遥远、模糊、几乎不敢触碰的记忆碎片，带着一种不真实的美好与痛楚。元康元年，这个被寄予“美好安康”之意的年号，所开启的第一个冬天，所带来的，便是这冻结一切希望、只留下生存本能的、最深沉的寒意。雪，还在静静地、无情地落着，仿佛要掩埋掉世间所有的声音、色彩，与……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