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十七年的除夕夜，江家老宅的烛火亮到了寅时。
万里将最后一卷《资治通鉴》抄完，放下狼毫时，指节已僵得握不住笔。案头的铜漏显示“寅正”，窗外的爆竹声刚歇，母亲陈氏端着碗热汤进来，见他满眼血丝，心疼得直抹泪：“大过年的，歇一日吧。”
万里笑着摇头，将抄好的书卷仔细卷起：“娘您看，这是《周纪一》到《唐纪五十》，正好一百卷。”
书卷堆在墙角已有半人高，用麻绳捆得整整齐齐，标签上写着“嘉定十五年春抄”“夏抄”“秋抄”——这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每日寅时起，先抄《资治通鉴》一卷，再练策论，雷打不动。
为何要抄书？父亲江烨寄来的信里说：“读书如煮药，抄则‘熬’其精髓。”万里深以为然。他抄《通鉴》时，不只是誊写，遇“吏治得失”“民生利弊”处，必用朱笔批注。
比如读到汉武帝“算缗告缗”令，他批注：“聚敛之术，虽富国库，终失民心——可鉴今日‘和籴’之弊。”（注：宋代“和籴”本为官府向百姓购粮，后渐成强征）抄到唐太宗纳魏徵谏，又批注：“君有纳谏之量，臣有敢言之勇，方是治道。”抄完书，天刚蒙蒙亮。
他便开始琢磨策论。父亲寄来的《历代殿试策题汇编》，他已翻得纸页发脆。他将策题分为“吏治”“民生”“边防”三类，每类各拟答三十篇。拟“吏治”策时，他特意去县衙蹲了三日，看县太爷如何断案、胥吏如何收税，回来写下《县治五弊疏》；拟“边防”策时，他托人从建康府买来《澶渊之盟以来边事纪要》，对着地图标注“两淮”“荆襄”“川陕”的防务弱点，连父亲看了都批注：“有‘实地’之气，无‘空谈’之弊。”
嘉定十四年的夏天，格外闷热。
万里的书房西晒，午后像个蒸笼。他写策论时，蚊子总在耳边嗡嗡叫，咬得脚踝全是红点。
一日，他见院里的井水泡着西瓜格外凉，忽然灵机一动：搬个木桶来，倒满井水，将双脚泡进去——果然，蚊子不咬了，脚底的凉意顺着腿往上爬，连脑子都清醒了。
从此，夏夜的书房多了个奇特景象：举子端坐案前，双脚浸在木桶里，手里奋笔疾书，桶里的水渐渐温了，他便起身换桶凉水，顺带活动下发麻的腿脚。
有次母亲半夜起来，见书房灯亮着，推门进来正看见他抬脚换桶，惊得手里的油灯都晃了：“你这是作践身子！”
万里笑着指桶里的水：“娘您摸，这水是井里刚打的，凉丝丝的，舒服着呢。”
母亲拗不过他，第二日便去镇上买了张竹编的凉席铺在桶边，又缝了双薄布袜：“莫让寒气侵了骨头。”到了冬天，苦的是手。
宝庆元年的雪下得早，十月便飘起了鹅毛雪。
万里写策论时，墨汁常冻在砚台里，写不了几个字，笔尖就结了冰碴。他试着用火盆烤砚台，墨汁却总烤焦；用温水融墨，写不了半篇又冻了。
后来他想起父亲说过“文人以怀为炉”，索性将砚台揣进怀里——贴身的中衣裹着砚台，体温慢慢焐热墨汁，写出来的字带着淡淡的暖意，连笔锋都柔和了几分。
有次父亲寄信来，附了张纸条：“闻汝冬夜以怀焐砚，可备‘暖砚’一具。”
万里回信婉拒：“暖砚虽好，却失了‘寒士之心’。
儿揣砚于怀，非为暖墨，为记‘民生之寒’——百姓冬夜无衾，尚能忍；我辈怀砚取暖，何敢言苦？”江烨收到信，在书房里连叹三声：“吾儿长大了。”
宝庆元年秋，江烨从建康府寄来一个沉甸甸的布包。
万里解开一看，竟是部《历代名臣奏议》，线装二十册，书脊烫金已磨得发白，显然是父亲珍藏多年的旧本。
最让他心头震动的是，每册封底都贴着张黄纸，写着父亲的批注：“此卷论‘漕运’，可仿其‘因水势设闸’之法”“此篇言‘抑兼并’，切中今日‘豪强占田’之弊”……他连夜翻开第一册，读的是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
读到“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时，忽见页边有父亲的朱笔小字：“仲淹此言，至今如雷——今日科场，‘侥幸’者多，‘精贡举’者少，汝当学他‘断以公议’。”
万里忽然想起去年去州学送策论时，见学官收了富家子弟的贿赂，将劣等策论评为“优等”。他当时气得想争执，却被人拉住：“莫惹祸，学官是知州的小舅子。”此刻读着父亲的批注，他忽然将拳头抵在案上：“若有朝一日，必除此弊！”
这部《历代名臣奏议》，成了他五载寒窗最亲密的“师友”。他将书放在案头，写策论时遇到卡壳便翻查：写《论边防策》，就看韩琦的《河北守御策》；写《论水利疏》，便学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
书页被他翻得卷了边，有的地方甚至磨破了，他就用薄纸小心翼翼地补好，再在补纸上写自己的心得。
宝庆二年春，他终于将“吏治”“民生”“边防”三类策论各拟满百篇。整理策卷时，忽见《历代名臣奏议》的最后一页，父亲用蝇头小楷写着：“学他们‘言有物，行有格’——言有物，则策论不虚；行有格，则初心不失。”
万里将这十二个字抄在素绢上，贴在书房正对案头的墙上。
那日，他推开窗，见院里的桃树已鼓出花苞。
五载寒窗，从嘉定十七年到宝庆二年，从二十五岁到二十八岁，他终于可以带着这满箱的抄卷、百篇策论、卷边的《名臣奏议》，以及墙上那句“言有物，行有格”，踏上赴临安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