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塘的雨总算歇了。江万里刚给母亲墓前的石楠浇完水，万顷便踩着田埂上的新绿匆匆赶来，手里捏着一封皱巴巴的朝廷文书，脸色比天边的阴云还沉。
“大哥，朝廷旨意……”万顷声音发颤，将文书递过去。
江万里接过，指尖触到那明黄的封皮，只觉得一阵冰凉。文书是由婺州知州转来的，理宗的朱批只有六个字：“万里闲废，待查。”墨迹浓黑，却透着一股无奈——他知道，这“待查”二字，不过是理宗迫于史党压力的权宜之计。
“意料之中。”江万里将文书放在草庐的矮几上，拿起竹扫帚继续扫墓前的落叶，动作从容得像在扫自家院子的尘。
“意料之中？”万顷急得跺脚，“史党那帮小人颠倒黑白！说您‘母病不即归，有违孝道’，地方官还附会说您‘筑庐守孝是避祸’！官家虽不信，可史嵩之把持朝政，言官全是他的人，这‘待查’分明是‘永废’的前奏！”
江万里直起身，望着远处云雾缭绕的会稽山，忽然笑了：“永废便永废。我江万里若为了个官位，连亲娘的孝都守不安稳，才真是辱没了江家祖宗。”他弯腰捡起一片被雨打落的樟叶，叶脉清晰，像极了父亲手书里的笔画，“爹当年被史弥远罢官，不也在家乡讲学八年？他说‘闲时正好读书，乱世宜存根本’，我如今，不过是学他罢了。”
那夜，江万里在草庐里枯坐到天明。他没再看那道“闲废”旨意，只将母亲的针线筐又翻了一遍，摸到筐底那枚磨得发亮的铜顶针——母亲当年纳鞋底时总戴着，说“针脚要密，人心要实”。他忽然觉得，这“闲废”未必是祸。在朝时，日日与史党周旋，虽得君心，却如履薄冰；如今闲居乡野，倒能守着母亲的墓，读读书，教教孩子，做些踏实事。
第二日，他便让万顷在老宅西侧的空地上破土动工，要建一间书房。地基是他亲手挖的，一镐一镐，泥土里混着去年的稻根，散着清润的土腥气。万顷不解：“草庐不是能读书？”他擦了擦汗，笑道：“守孝是尽孝，读书是传家。总得有个像样的地方，存放父祖的书，也给孩子们留点念想。”
书房的名字，他想了三日。一日读《易经》，见“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忽然想起父亲常说的“自牧以谦，不骄不躁”，便提笔写下“自牧斋”三个字，让木匠刻在门楣上。字是行楷，笔锋温润，却藏着一股韧劲，像初春的竹，看着柔，实则有节。
书房建成那日，正是嘉熙三年的端午。万顷送来一盆菖蒲，说“辟邪”，江万里却将菖蒲插在窗台上，笑道：“不是辟邪，是‘存节’。”书房不大，三间正屋：外间是学堂，摆着几张旧书案，是他从族中废弃的祠堂里淘来的；里间是书库，书架是用老宅拆下来的旧木料做的，刷了层清漆，透着岁月的木香；最里间是他的书斋，一张大案，一把旧藤椅，案上除了笔墨纸砚，还摆着父亲留下的端砚和母亲的铜顶针。
搬家那日，他只让仆役搬了书，自己抱着一个旧木箱，里面是父亲江烨的奏议和祖父江璘的家训手稿。走到书房门口，他忽然停下来，回头望了望村西的草庐——母亲的墓就在那边，竹影婆娑，像母亲在对他笑。他深吸一口气，抱着箱子跨进门槛，心里默念：“娘，儿子要在这里，给江家留点东西了。”
自牧斋建成后，江万里的日子便有了新的节奏。
每日卯时，天刚泛鱼肚白，他便扛着锄头去书房后的菜园。园不大，二分地，种着青菜、萝卜、豆角，都是母亲生前爱吃的。他学得极认真，跟着村里的老农学松土、间苗、捉虫，手上磨出了厚茧，却乐在其中。有回万顷来看他，见他裤脚沾着泥，正在给萝卜浇水，笑道：“大哥如今倒像个老农了。”
他直起身，抹了把汗，阳光照在他脸上，沟壑里的泥灰混着汗珠往下淌，却笑得坦荡：“老农怎么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我如今吃的米，都是自己种的，踏实。”
辰时，菜园的活计做完，他便回书房洗漱，然后开始晨读。读的书，不只是经史，还有父亲的奏议和祖父的家训。父亲的《匡敏公奏议》里，有一篇《论君子小人疏》，他读了不下百遍，每次读到“小人之党，如附骨之疽，不去则国无宁日”，都忍不住拍案——父亲当年就是因为这篇奏议得罪了史弥远，才被罢官的。他摸着泛黄的纸页，仿佛能摸到父亲落笔时的愤懑与赤诚。
午时过后，自牧斋便热闹起来。村里的孩子放学了，一个个背着小布包，蹦蹦跳跳地跑来，嘴里喊着“江先生”。这是江万里去年定下的规矩：凡林塘村七岁以上的孩子，不论贫富，都可来书房免费读书。起初只有三五个孩子，后来邻村的也来了，最多时有二十多个，书案都摆到了院子里。
他教孩子读书，不用官学的《三字经》，而是自己编的《乡塾蒙训》，开篇便是“孝亲、尊师、爱人、惜物”。教写字时，他握着孩子的手，一笔一画地写，嘴里念着：“横要平，竖要直，字如其人，心正则笔正。”有个叫狗蛋的孩子，家里穷，冬天没鞋穿，光着脚来上学，脚冻得通红。
江万里便把自己的旧棉鞋改小了给他穿，还在书房的炭盆里多添几块炭，说“冻着脚，字都写不稳”。狗蛋的娘送来一篮鸡蛋道谢，他婉拒了：“孩子读书是好事，我教他，是本分。”
有一回，史党安插在婺州的通判路过林塘，听说江万里在教乡童，便想来“视察”。江万里让万顷挡在门口，自己在书房里照常教孩子背《论语》。通判在门口站了半个时辰，听着里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童声朗朗，脸色铁青，最终悻悻而去。万顷回来学舌，江万里只是笑：“他们想看我笑话，我偏活得踏实。孩子们的书声，就是最好的回击。”
傍晚时分，孩子们散了，自牧斋便静下来。江万里坐在书案前，开始整理父祖的遗稿。祖父江璘是个隐士，手稿多是家训和农事杂记，字里行间都是“耕读传家”的道理；父亲江烨是官员，奏议里满是“经世济民”的抱负。他将这些手稿分类、校勘、誊抄，用的是母亲留下的那管旧毛笔，墨是自己研的松烟墨，闻着有淡淡的松香。
誊抄到父亲《乞罢史弥远疏》时，他忽然停了笔。那篇疏文，父亲写于嘉定十六年，字字泣血，却被史弥远扣下，连理宗都没见到。稿末有父亲的朱批：“此疏若上，必遭罢黜。然不吐不快，宁丢官，不丢节。”江万里的眼泪滴在宣纸上，晕开一小片墨渍，像朵墨梅。他忽然明白，父亲说的“节不可不守”，不是一句空话，是要用一辈子去践行的。
闲废的日子，并非全然平静。总有些“好心人”上门，或明或暗地劝他“变通”。
淳祐元年（1241年）春，有个自称“史相府故人”的商人来到林塘，提着一箱子金银，说只要江万里“向史相认个错”，再“打点些关节”，不出三月，定能复官，且“至少是个待制”。江万里正在菜园里摘豆角，听了这话，手里的豆角“啪”地断了，豆荚里的豆子滚了一地。
他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看着那商人油光锃亮的脸，忽然笑了：“我江家的祖坟上，怕是长不出‘认贼作父’的苗。”他指着菜畦里的豆角架，“你看这豆角，要顺着架子往上爬才能结果，可它的根，始终扎在土里。人若为了往上爬，连根都丢了，结出来的，不过是些空心的秕子。”
商人脸色变了，收起笑容：“江大人，您这又是何苦？八年闲废，您都四十出头了，再等下去，仕途就真的完了！”
“仕途完了，总比良心完了好。”江万里弯腰捡起地上的豆子，放进竹篮，“江家子孙，宁折不弯。你请回吧，箱子里的东西，若是舍不得带回去，就分给村里的贫困户——也算你积点德。”
商人悻悻而去，临走前撂下一句：“冥顽不灵！”江万里却哼着小曲，提着豆角回了书房，晚饭时用新摘的豆角炒了盘豆干，吃得格外香。万顷问他：“就不怕那人回去说您坏话？”他夹了一筷子豆角，笑道：“说就说呗。我在林塘教孩子读书，他在临安说我坏话，谁活得更踏实？”
闲废的八年里，江万里拒见所有官场中人，却与一个人书信不断——白鹿洞书院的山长陈文蔚。陈文蔚是朱熹的再传弟子，当年江万里在白鹿洞书院求学时，曾受他指点。两人的信，从不提官场沉浮，只谈学问。陈文蔚在信中问他“格物致知”的心得，他回信说：“格物者，格身边之物也。我耕田时，见禾苗需雨露，方知‘民需仁政’；教童时，见童心纯如白纸，方知‘教化当自蒙始’。此便是我之‘格物’。”
淳祐三年（1243年）冬，陈文蔚寄来一本新刻的《朱子语类》，附信说：“世道虽浊，文脉不可断。兄在乡野，实是守着天下最干净的文脉。”江万里读着信，摩挲着新书的封面，忽然觉得这八年的“闲废”，值了。
他在灯下给陈文蔚回信，写了整整三页纸，从“格物”谈到“修身”，从“家学”谈到“天下”，最后写道：“兄若来浙西，万望来林塘一聚。自牧斋的梅花开了，可煮酒论学。”
只是，陈文蔚终究没来。史党耳目遍布，白鹿洞书院也受牵连，陈文蔚次年便被罢了山长之职。江万里收到消息时，正在整理父亲的《劝学篇》，他提笔在文末补了一句：“学问之道，不在庙堂，而在江湖；不在显达，而在存心。”
三年时光，就这样在晨读、教童、整理遗稿中缓缓流过。嘉熙三年的竹，长成了淳祐六年的林；当年的小豆苗，如今已能为孩子们遮阴；而江万里的鬓角，也悄悄染上了霜。有人说他“傻”，放着高官不做，偏要在乡下当“教书匠”；可林塘的村民们知道，自牧斋的灯，每晚都亮到深夜，那灯光，比临安城里的宫灯，还要暖，还要亮。
这年冬天，江万里在整理完最后一卷祖父的《农桑要术》后，忽然在日记里写道：“八年闲废，非‘废’也，‘蓄’也。蓄学，蓄德，蓄天下之心。”写完，他推开窗，见院中那株他亲手栽的腊梅开了，暗香浮动，沁人心脾。他笑了笑，觉得这八年，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