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定五年春至端平三年冬，江万里34至38岁。建昌的春樱四度绽放，赣江的秋水五度涨落——这五年，是他从‘断案新手’到‘刑狱能臣’的蜕变：绍定五年审结‘吴氏杀夫案’，初悟‘现场勘查重于口供’；端平元年破‘李氏盗牛案’，学会‘民间情理与律法平衡’；端平三年厘清‘赵氏通敌案’，终立‘断案三原则’。司理参军任上，刑房的卷宗架渐渐空了些——不是案子少了，是那些压了三五年的积案，终于被一一刨根问底，还了当事人清白”
“大人，这是今年最后一宗积案，‘赵氏通敌案’的审结文书，您签个字，就算彻底清完了。”周福抱着一卷文书走进来，脸上带着轻松的笑。他比五年前沉稳了许多，头发也添了几根银丝，却依旧像当年在弋阳时那样，跟在江万里身边，帮他整理卷宗、跑腿办事。
江万里放下手里的笔，接过文书。纸页上详细记录着案子的来龙去脉：赵老汉是个货郎，常去边境卖针头线脑，去年冬天被人举报“与金人勾结，泄露军情”，证据是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张“密信”，上面写着“五月初三，货到城南”。县尉认定“货”是军情，要判他斩立决，案子报到江万里这里，被他压了下来。他翻开最后一页，朱笔写下“无罪释放”四个字，字迹工整有力。放下笔，他揉了揉发酸的肩膀，望向窗外——院子里的老槐树已经枝繁叶茂，阳光透过叶隙，在案上的书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那书稿是他这五年的心血，封皮上写着《建昌谳狱录》，里面记录了他审结的每一桩案子，从“陈秀才通盗案”到“赵氏通敌案”，一共十三宗。
“五年，十三宗积案，总算都清了。”周福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景色，笑着说，“还记得您刚到建昌时，刑房的卷宗堆得比人还高，现在倒空出不少地方了。百姓们现在见了您，都喊‘江青天’，连城外的孩童都会唱‘江大人，断冤案，百姓心里笑开颜’呢。”
江万里没接话，只是摩挲着《建昌谳狱录》的封面。指尖划过粗糙的纸页，这五年的一幕幕在眼前闪过，每一桩案子都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清晰。
“吴氏杀夫案”是他到建昌第二年审的。卷宗里写着“吴氏因奸情杀夫，抛尸井中”，人证是吴氏的邻居，说“夜里看到吴氏跟陌生男子私会”；物证是从吴氏房里搜出的“男子衣物”。县尉已经定了案，只等他复核。
可江万里去现场勘查时，发现井壁上有攀爬的痕迹，井口却很狭小——吴氏是个弱女子，体重不足百斤，根本不可能将成年男子的尸体拖到井边，再抛入井中。他没急着下结论，而是反复审问邻居，又去吴氏家里仔细查看。最后才查清：吴氏的丈夫常年家暴，喝醉了就对她拳打脚踢。案发那天，丈夫又喝醉了，拿着菜刀要砍她，吴氏躲到井边，丈夫自己脚下打滑，掉进井里淹死了。吴氏怕被人说“克夫”，就把丈夫的尸体拖到井里，还把家里一件旧衣物扔到了邻村，想伪造“私会”的假象。最后，江万里判吴氏“防卫过当，杖二十”，却替她洗清了“杀夫”的污名。
吴氏出狱那天，拉着江万里的手哭：“大人，谢谢您还我清白，我以后能抬头做人了。”
“李氏盗牛案”更荒唐。农夫李老五丢了耕牛，一口咬定是邻居赵四偷的，理由是“赵四前几天借过牛犁田，肯定是记恨我要他还牛”。
县尉对赵四严刑拷打，赵四受不了，只好画了押。案子报到江万里这里，他一看卷宗就觉得不对劲：赵四右腿有残疾，走路都要拄拐杖，怎么可能赶得动一头壮实的耕牛？他带着衙役去山里找，走了整整三天，终于在山涧边发现了那头走失的耕牛——牛腿上缠着荆棘，显然是不小心掉进山涧，自己挣扎着爬出来后，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赵四出狱那天，提着一篮子刚蒸好的馒头，非要塞给江万里：“大人，这馒头是我娘做的，您尝尝。要不是您，我这辈子都得背着‘盗牛贼’的名声，我娘也抬不起头。”
最棘手的是“赵氏通敌案”。赵老汉被抓后，一直喊冤，说“密信是给城南杂货铺的订货单，‘货’是针头线脑，不是什么军情”。
可县尉说“边境之地，凡事都要谨慎”，非要定他的罪。江万里拿着那张“密信”看了三天，发现上面的字迹娟秀，不像赵老汉这个粗人写的——赵老汉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是歪歪扭扭的。
他派人去城南杂货铺查，果然找到了杂货铺老板。老板说“赵老汉每个月都会来订货，‘五月初三’是约定好的送货日子”，还拿出了往年的订货单，字迹跟“密信”上的一模一样。江万里又去查举报赵老汉的人，发现那人是个粮商，因为赵老汉不肯跟他合伙抬高粮价，就怀恨在心，故意举报他“通敌”。真相大白后，赵老汉拉着江万里的手，老泪纵横：“大人，您是好人啊！我这把老骨头，差点就死在牢里了。”
江万里将这些案子的细节一一记录在《建昌谳狱录》里，还在卷末写下了“断案三原则”：“一曰不凭口供定罪。口供可屈打成招，可编造谎言，唯有物证、人证、现场勘查相互印证，才能定案；二曰不依上官脸色量刑。上官脸色会变，个人喜好会变，唯有朝廷律法、百姓公道不能变；三曰不因贫富贵贱异法。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官吏与百姓、富户与贫民，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
“大人，这三原则写得好啊！”周福凑过来看，忍不住赞道，“要是所有官员都能照着这三条做，就不会有那么多冤假错案了。军守李大人要是看到，肯定高兴。”果然，没过多久，李大人就听说了《建昌谳狱录》的事，特意让人把江万里叫到正堂。他翻着书稿，越看越满意，笑着说：“江司理，你这书稿写得好！不仅记录了案子，还总结了断案的道理，我要把它呈给朝廷，让更多官员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慎刑’！”
三个月后，宫里传来消息：理宗皇帝看了《建昌谳狱录》，御批“江烨有子，不负家训”。江烨是江万里的父亲，曾任国子博士，以清廉、耿直闻名，因弹劾权臣被贬，却始终不肯低头。收到御批那天，江万里正在教衙署的小吏识字——他见小吏们大多不识字，就每天抽出一个时辰，教他们读书写字。
他摩挲着御批上的八个字，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样子。父亲躺在床上，拉着他的手，气息微弱却眼神坚定：“万里，爹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只教你一件事——官可以不做，节不可不守。你以后做官，要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如今，他总算没辜负父亲的教诲。
“大人，军守李大人请您去正堂，说有要事相商。”胥吏匆匆跑进来，打断了江万里的思绪。他走进正堂，见李大人正对着一份文书发愁，桌上还放着一杯没喝的茶。“江司理，你来了。”
李大人抬头，脸上带着复杂的表情，“朝廷下了新令，要各地举荐‘贤能’官员，调往临安任职。我……我想举荐你，去临安任秘书郎，掌国家藏书与修史。”
江万里愣了愣，秘书郎是京官，离朝堂近，是很多官员梦寐以求的职位。可他心里却五味杂陈——建昌的五年，他从一个初来乍到的司理参军，变成了百姓口中的“江青天”；从对刑狱一知半解，到总结出“断案三原则”。这里的每一条街、每一个卷宗、每一张百姓的笑脸，都刻在了他的心里。
“我……”他想说“我不想走”，话到嘴边却咽了回去。父亲说“节不可不守”，可“报国”也是一种“节”。临安虽远，若能将建昌的断案经验传得更远，让更多冤屈得以昭雪，让更多官员明白“慎刑”的道理，又有何不可？
“下官，遵令。”江万里躬身行礼，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他身上，竟有些晃眼。他知道，建昌的五年，是他宦海生涯的基石；而临安的路，或许比建昌的刑房更难走——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带着这五年的沉淀，带着《建昌谳狱录》里的公正，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