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缝下的液体还在缓慢扩散，我收回视线，手指在终端上敲出指令。屏幕亮起，程卫国传来的RNA片段数据正在加载。沈砚秋站在我旁边，耳机还连着分析系统，她没说话，只是把钢笔从右手换到左手，又转了一圈。

　　“比对开始。”她说。

　　我点头。系统里的广谱抗原模拟算法已经跑了一轮，生成了病毒骨架模型。现在要做的，是把它塞进基因库去撞记录。公开数据库里没有匹配项，我们只能调用国际基因库的离线镜像。这东西是周启明私下给的，不能联网，每次查询都得手动导入参数。

　　“关键词设为‘原生动物载体+慢病毒嵌合’。”我说。

　　她输入命令。进度条开始爬升，速度很慢。临时实验室的算力不够，每一步都要压缩数据包。屏幕上跳出提示：匹配失败。

　　“再加一个条件。”我说，“稳定性增强设计，三年内的专利。”

　　她修改检索式。五分钟后，结果出来了。一条冷门记录浮现在列表底部——诺维安制药，专利编号CN2087-B，名称是《复合载体在靶向治疗中的稳定性增强技术》。序列重合度98.6%。

　　“就是它。”我说。

　　沈砚秋放大对比图。两条基因链并列排列，大部分区域完全一致，只有几个碱基存在微小变异。这不是巧合，也不是自然演化能形成的结构。这种嵌合方式太精准了，像是为了绕开监管审查特意改的。

　　“诺维安制药。”她低声说，“两年前注销的企业，注册地在深圳，实际运营在东莞松山湖。”

　　“壳公司。”我说，“背后有人撑腰。”

　　她没接话，而是打开另一个窗口，调出环保部门的封存档案。这是她通过周启明的老关系拿到的，记录显示该实验室曾承接跨国药企代研项目，合作方代号“KLI-ASIA”。

　　“KLI。”我念了一遍，“查尔斯的公司。”

　　她点头。时间对上了。这项专利申请是在三年前，正好是克莱因工业第一次试图收购我们芯片厂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已经在布局生物战了。

　　“光有文件还不够。”我说，“我们需要实物证据。”

　　她看了眼时间，凌晨两点十七分。“我能进去。”

　　我不意外。沈砚秋从来不用暴力手段，但她擅长利用规则缝隙。废弃实验室属于污染管控区，正常人进不去，但不代表没人能远程操作设备。

　　她连接了一台维修用的管道机器人。这玩意原本是用来检查地下管网的，体型小，带摄像头和机械臂。她从环保局图纸上找到了通风井的位置，确定可以接入B2层培养室。

　　机器人启动后缓缓下探。画面先是漆黑一片，接着出现锈蚀的金属格栅。她操控机械臂推开挡板，钻了进去。走廊尽头是一排培养皿架，落满灰尘。

　　“找实验记录卡。”我说。

　　她让机器人靠近架子，逐一扫描。大部分卡片已经发霉，字迹模糊。直到最底层，一张未销毁的卡片出现在镜头里。上面写着批号、日期和负责人签名。

　　我截图放大。培养皿底部有一道细微刻痕，像是被人用工具轻轻划过。图像增强后，一个六边形图案浮现出来，中间是分子结构图标。

　　“克莱因工业早期LOGO。”我说，“2015年前使用的版本。”

　　下方还有一行小字：K-BIO-7。

　　“批号对应生物项目组。”她轻声说，“这不是普通外包，是他们自己的团队在做实验。”

　　我盯着那个编号。K-BIO-7，意味着至少还有六个前序项目。这个病毒不是临时起意的攻击武器，而是长期研究的成果之一。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一整套投放机制，只等时机成熟。

　　“为什么选海洋菌群样本？”我问。

　　“因为合法。”她说，“深海微生物研究每年都有跨境运输许可。只要贴上合作标签，就能避开检疫检查。林雪薇审批时没签字权，但流程可以被诱导。”

　　我想起三天前的入库记录。标签写的是挪威项目，可挪威根本没有提交过这类样本申请。对方伪造了合作文件，利用内部漏洞完成了投放。

　　“这不是应急反击。”我说，“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

　　她摘下耳机，把钢笔旋紧，放进抽屉。桌上的绿萝叶子微微晃动，是空调风吹的。她保存了全部取证日志，并设置了三重加密。

　　我回到主控台，调出专利文件、LOGO图像和航天院旧档案里的类似项目资料。三者并列显示，共同点很明显：载体稳定性设计、释放周期控制、宿主选择偏好。这些都不是医学用途需要的特性，而是典型的生物战指标。

　　克莱因工业通过壳公司资助高危研究，借学术发表试探监管边界，再以“民用样本”名义跨境投放。整个链条完整，隐蔽性强。

　　我在白板上写下结论：“这不是应急手段，是三年前就埋下的伏笔。”

　　然后下令加密归档所有证据，仅保留核心图谱供三人组调阅。目前不能上报，也没有足够力量公开揭露。一旦消息泄露，对方会立刻销毁其他项目痕迹。

　　沈砚秋站起身，走到窗边。外面天还没亮，玻璃映出她的影子。她看着屏幕上的K-BIO-7批号截图，一言不发。

　　我关闭基因比对界面，将胸前口袋里的玻璃管轻轻放回原位。硅土还在，没少。系统界面弹出提示：医疗模块仍需30建筑值解锁完整防护协议。

　　当前建筑值120，差30。

　　这意味着我们还得建一座中型设施。压力舱还没到港，新设备四十八小时后才能安装。如果在这期间病毒扩散，临时负压环境撑不住。

　　“必须加快进度。”我说。

　　她转身面对我。“你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我没回答。但我们都清楚，解毒剂研发不能再拖。金融反制也得跟上，否则供应商不会继续供货。

　　她拿起平板，准备整理证据链摘要。我打开系统后台，查看剩余可解锁的技术列表。医疗类模块里有一个“快速抗体筛选平台”，需要芯片厂+50建筑值支持。

　　我们现在有实验室+10，量子计算中心还没建成，芯片厂还没立项。

　　“得建厂。”我说。

　　她停下动作。“资金呢？”

　　“裴听霜会处理。”我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证据链闭合。”

　　她点头，重新坐下。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开始标记关键节点。我则调出城市工业用地规划图，寻找合适的废弃厂房位置。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终端上的数据仍在滚动。突然，一条异常记录跳了出来。

　　冷链运输日志显示，一批标称为“疫苗佐剂原料”的货物，昨晚从香港入境，目的地为内陆某医药产业园。发货方是诺维安制药的关联企业，收货单位为空壳公司。

　　我放大追踪码。物流信息只更新到中途站点，之后断了。

　　“他们在转移东西。”我说。

　　沈砚秋立刻调取卫星轨道数据。那辆车最后一次信号出现在赣南山区，靠近一处废弃矿场。那里没有基站覆盖，常规监控无法触及。

　　“要不要通知程卫国？”她问。

　　“先不动。”我说，“让他们以为我们还不知道。”

　　她合上平板。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终端风扇还在低速运转。

　　我盯着屏幕上的矿场坐标，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节奏很稳，一下，一下，像在输入密码。

　　窗外，第一缕光线照进指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