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改道南行后，转到真定经井陉入晋，路上大概要花七到十天左右。好在之前军议中明确了各部职责，使得李来亨在行军途中不必为诸多杂事分心，得以专心做些他想干的事情。

　　白日行军，但凡稍有喘息之机，李来亨便一头扎进他视若珍宝的那几部兵书中，尤其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他将方助仁带在身边，这年轻秀才虽于武艺一途全然不通，然断文识句却是正经的科举出身。

　　李来亨便自行艰难句读，一面令方助仁从旁协助，标注停顿，析分段落，将那诘屈聱牙的古文尽力以浅白言语疏解通透。遇有关键章节，如选兵、编伍、操练、军法等，李来亨更亲自动笔，于粗糙麻纸之上逐字誊录，反复研习体味。

　　李来亨对《纪效新书》的研读，可谓是废寝忘食。旬日之内，他硬是啃下了从开篇的《束伍选哨总篇》到第七篇《行营野营军令禁约保固篇》的大部分内容。与他最初想象中这本书应该重点阐述各类实战阵法、与作战技巧不同。

　　《纪效新书》更像是一部细致入微的军队建设与管理指南。从如何挑选合格的兵员、如何科学地编组队伍、如何制定严明的军纪条令，到行军扎营的具体规范、指挥军队所需的旗鼓金号，乃至士兵日常的饮食起居、奖惩抚恤，戚少保几乎是手把手地在教授如何从无到有，打造一支令行禁止、战力强悍的军队。这些内容，对于急于提升部队战斗力和凝聚力的李来亨而言，确实让他受益匪浅。事实上，这也是戚帅最敏锐的一点，在兵器冷热交替的时代，军事科技与技巧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治军的思路却有相通之处。

　　当然，纸上得来终觉浅。李来亨深知，这些书本上的知识，必须与实际经验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于是，他一有机会，便虚心向营中的那些“专业人士”请教。

　　一日傍晚，大军在一处河谷旁扎下营寨。李来亨巡视完各处哨位，见崔世璋正在营地边缘仔细检查着一段新修的拒马，便走了过去。

　　“崔部总，”李来亨在他身旁坐下，开门见山道，“我今日研读兵书，其中关于行军扎营的纪律条令，颇有感触。想向崔部总请教一二。”

　　崔世璋略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点点头：“都尉请讲。”

　　李来亨便将书中一些细节娓娓道来：“我所看书中言及，扎营时，取水、买菜、樵采、甚至如厕，都需在指定号令下统一行动，违者依军法处罚。若是在敌不知晓之处扎野营，日落之后便要熄灭一切明火，不许燃烧柴草，以防烟火暴露行踪，招来夜袭。若与敌军对峙，则需在营外约莫二十步处，每队点燃一堆篝火，彻夜不熄，既可警戒敌情，又能避免火光靠近己方营寨，使我军暴露于明处，被暗处之敌窥伺……”

　　他说到此处，崔世璋的眼神明显亮了起来，打断道：“都尉所言，莫非是戚少保的《纪效新书》？”李来亨点头称是。

　　崔世璋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笑容，既有赞许，也有一丝苦涩：“都尉好学不倦，令人敬佩。不瞒都尉，戚少保这本《纪效新书》，在……在伪明边军的将领之中，几乎是人手一册，各级将领也都曾奉命研习，我也曾看过几卷。书中的练兵之法、治军之道，人人皆知其精妙绝伦。”言罢，便就扎营细则，与李来亨探讨起来。

　　略议扎营之事后，他话锋陡转，叹道：“戚帅兵法妙则妙矣，只是……知易行难啊！便说这书中对士兵的奖惩，以火器兵为例，要求八十步内试射，三中一为合格，三中二便当奖赏。听着简单，可实际上呢？伪明军中，一则平日操练所耗火药铅弹，朝廷吝于拨给，将士们难得放开手脚操练；二则，便是真打出了好成绩，那赏银也往往被层层克扣，我在军中多年，因演武而受赏的百不余一。如此一来，便是学了戚少保的法子，也多是流于皮相，做个样子罢了。”

　　李来亨默然，崔世璋所言，正是明末军队积弊之所在。

　　两人就此进一步聊到军功奖惩制度。崔世璋压低了声音道：“都尉前日军议时提出，不完全以首级论功，某其实是赞同的。《纪效新书》中也言额及，若任由士卒争抢首级，则战场混乱，功劳难辨，甚至有夸大战功、杀良冒功之弊。戚少保主张，应由专门的亲兵负责割取首级，再按各部职责贡献统一分配赏银。只是……唉，对大多数伪明军士卒而言，正饷常年拖欠，唯有这斩首的赏格，能指望尽快到手，填补家用。若是不以此计功，恐怕不等鞑子打来，军中便要先哗变了。”

　　李来亨对崔世璋熟悉这些军事知识，并能结合实际提出自己的见解，倒是颇有些意外和赞赏。二人又交谈数句后，他索性对崔世璋问起另外一个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依崔部总之见，那建州鞑子，其军制战法，究竟强在何处？”

　　崔世璋眼中闪过一丝刻骨的恨意，随即又被深深的忌惮所取代：“若单论兵卒个人之悍勇技击，虏骑未必强过伪明军中锐卒几许。然其强处在于：一者，号令严整，军法酷烈，上下一体，如臂使指，临阵之际，常较伪明军更为坚忍，罕有溃乱。二者，虏骑自幼驰骋鞍马，娴熟弓矢，骑射之精远胜我等多以步卒为主之军，往来驰突，机动力迥异。”

　　李来亨对崔世璋致谢道：“和崔部总交流一番，当真受益匪浅。”

　　他与李能文此数日间亦多有交谈。对这位自山海关尸山血海中挣命出来的老行伍，李来亨心怀敬重与探询之意。其所提问题，亦更侧重于临敌布阵之实策。

　　“李部总，”李来亨问道，“《纪效新书》中，戚少保主张将长短兵器、火器弓弩等混编于一队之中，称之为‘花队’，以求攻守兼备，变化灵活。不知依李部总实战所见，此法与我军中常见的‘纯队’，如长枪队、火铳队相比，孰优孰劣？”

　　李能文闻言，他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声音依旧沙哑：“都尉所言‘花队’，若操练得法，将士用命，自然比‘纯队’更为灵活多变，无论攻守，皆能应付自如。”

　　他顿了顿，语气中带上了一丝苦涩：“只是……此法有三难。其一，结阵变化繁复，非久经操练不可；其二，队中各色兵种需配合默契，非同袍生死与共、心意相通者不能为；其三，对各级将官的指挥调度能力，要求极高。这三难，莫说如今的顺军，便是当年的……伪明边军精锐，也少有能完全做到的。”

　　他指了指自己身后那些面带风霜的士卒：“便以我部为例，山海关一役，伤亡惨重，十不存一。如今补充进来的，多是新兵或残部合流。若想尽快恢复战力，最稳妥快捷之法，便是以‘纯队’为基础，分门别类，加紧操练。先求阵型稳固，令行禁止，再图其他。”

　　李来亨深以为然，李能文的分析，切中要害，也符合他对自己部队现状的判断。但他心中又有了新的想法：“李部总所言极是。不过，我亦在思量，是否可让各‘纯队’士卒，在精熟本职兵器的同时，也兼习一两样本事？譬如，火铳手在射击之余，亦能熟练使用短刀腰牌自保。如此，即便某一兵种受损，亦不至于全队瘫痪。再者，临阵之时，也可将不同类型的‘纯队’加以组合，编成具备复合战力的大队，以应对不同敌情。”

　　李能文听罢，眼中第一次露出了明显的思索之色，他斟酌了一下措辞：“都尉此法或可一试，不过做到这两样都非一时一刻之事，而是要勤加训练方可落实。

　　就我个人经验，刀枪练起来也许3个月就够了，箭术要是摸不到窍门怕是练一年都效果不佳，若想加快训练进度，那就非得二日一操不可，且须尽力使士卒得肉食补充；至于让各队互补结阵，除了多加合练阵型外，最好各队队长本就是默契极深的弟兄袍泽，结阵时方能不相互掣肘。”

　　李来亨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军队的奖惩、后勤、军令、训练、阵法本就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自己想要将这支军队练成另一个灵魂李然意图对标的那支钢铁之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到了夜晚宿营，李来亨便会雷打不动地在营中开设“夜课”。这也是《纪效新书》中戚继光极力倡导的做法：“每晚士兵归伍，甲长会集本甲，查点人数，念禁约一遍。识字者自读，不识字者，甲长一句一句教他念熟，必使人人熟记，犯者不恕。”

　　李来亨便以此为蓝本，一方面，他让方助仁将《纪效新书》中关于行军、扎营、训练、作战、奖惩等方面的军法条令，摘抄出来，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解释，他计划后续将这些内容在军官中宣讲学习，并逐步向基层伍长、什长推广。

　　另一面，他亲自主持，由方助仁具体操持，自各部抽调些许年轻识字士卒，及有向学之心之老兵，教其认读基础军令、地名、数字及常用字词。

　　在这一过程中，李来亨也惊讶地发现，明代普通民众的识字率，似乎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不堪。因为科举制度的深远影响，许多人即便家境贫寒，也或多或少接触过一些开蒙教育，而明军的边军体系在彻底崩坏前也是会教士兵认一些简单的军令，因此营中能认得几百个常用字的人不在少数，只是大多停留在“认”的层面，会“写”的不多。

　　而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往往是那些年纪稍长、约莫在万历年间出生的老卒，识字率反而相对较高，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稀还记得幼时上过几天私塾或村学时的情景。

　　反倒是像赵铁正这样天启、崇祯年间出生，成长于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年代的年轻人，文盲的比例更高。

　　除了识字，李来亨还会给士兵们讲些小故事。他起初讲得最多的，还是祖逖北伐中原、张议潮收回河西、岳武穆壮志难酬这些传统意义上忠勇报国、舍生取义的英雄事迹不过讲着讲着，他也慢慢察觉到了讲这些故事背后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跟大伙讲这种英雄抗击胡虏的故事，大伙都一致觉得英雄好、胡虏坏，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觉得那些跟英雄们做对的朝廷太混蛋，但是问大伙自己跟这些英雄事迹间有什么关系，似乎又都懵懵懂懂隔了一层，而且这些故事伪明也讲，伪明时期甚至宣传为了抗击胡人，大伙就该忍受俄肚子打仗，那到底该不该饿着肚子抗鞑？

　　二是大顺和伪明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大顺讲抗胡，但是伪明也讲，而且纯论抗击胡人，从实际上来说明廷在之前的十多年里确实是实际上的抗清主力，有时候一些出身明边军的老兵听完这些故事后，眼神便显怪异。因此他不得不把水浒传里英雄好汉们被官逼民反、济富济贫的几个故事也杂糅进故事集里，效果确实还不错。

　　但这次是李来亨自己不由得要多想了，到了明末这个时代，因为之前已经有了陈胜、张角、黄巢等诸多案例，甚至明太祖自己就是造反出身的，贪官污吏混蛋后人民有造反杀官的权利，属于虽然书上还是大逆不道，但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种社会共识，哪怕伪明朝廷，稍微要点良心和脸面的官员一般也都承认造反的大多数人“亦朝廷之赤子”。

　　问题是造反之后怎么办，除了求诏安外没有第二种成体系的叙事，甚至在大顺内部这种思潮依然根深蒂固。

　　你问永昌天子自己为什么不受诏安？自是不同的！那是因为永昌天子自己也是承天运之人，多次大难不死证明他合该承接天命登基为帝。

　　那些投降过来的明军官兵很多依然不是真的认同大顺“奉天倡义、替天行道”的政治主张，而是认为天运有变、神器易主，自己早投新主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传统道德观叙事的。

　　那如果后面永昌天子不能证明自己有天命会怎么样？再退一步，就算大伙因为民族大义不会去投效鞑子，那南面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开国招牌就是“驱逐鞑虏、收复幽燕”的残明政权，真到了那个时候，大顺的旗号还能再打多久？

　　想到这一层后，李来亨忍不住叹气，连自己之前以为倚靠穿越者的知识最没有问题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今想来，都是如履薄冰般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