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1645年夏末，自南京至北京）

　　我（钱谦益）的“北上”之旅，开始得很快。

　　多铎显然对我这个“主动剃发”的南明“文坛领袖”很感兴趣，或者说，他急于树立一个“标杆”，一个活着的、能说会道的“顺民”样本。

　　我没有被关在囚车里。相反，我“享受”到了极高的待遇——一艘官船，配有仆役，甚至还有两个“护卫”我的满洲兵。

　　那个叫赵琦的汉奸小人，此刻正站在我身边，摇着扇子，一脸谄媚地指着江岸。

　　“钱大人，您看，这大清的江山，就是稳！“

　　我顺着他的手看去。

　　江岸上，是劫后余生的村庄。没有炊烟，只有残垣断F壁，还有几具泡得发白、来不及掩埋的浮尸挂在浅滩的枯树上。

　　稳。

　　我闭上眼，压下喉头涌上的腥甜。

　　“赵先生，”我用一种疲惫而温顺的语气开口，“风大了，我想进舱内歇息。”

　　“哎，好，好！”赵琦赶紧躬身，“是奴才疏忽了。您是读书人，身子骨要紧。您先歇着，到了淮安，奴才给您备上最好的‘开洋（河蟹）’！”

　　我转身入舱，将那地狱般的景象和赵琦那张令人作呕的脸，一同关在门外。

　　舱内，老仆钱忠正给我铺床。

　　他动作很慢，自从我剃发后，他整个人都垮了，仿佛被抽走了精气神。

　　“老爷，”他铺平了被角，低声说，“外面……那些人……”

　　“钱忠。”我打断他，“把窗户也关上。”

　　“可是，老爷，这天……”

　　“关上。”我重复道，“太亮了。”

　　我不是怕光，我是怕那光，会照出我眼中的恨意。

　　船逆流而上，转入运河。一路北行。

　　我“钱谦益”的“威名”似乎比清军的马蹄传得还快。

　　每到一处码头停靠补给，岸上总会聚起人群。他们不是来看“大清天兵”，而是来看我这个“大清顺臣”的。

　　在淮安，船刚靠岸，就有烂菜叶子和石块砸了过来。

　　“汉奸！”“贰臣！”“猪狗不如！”

　　咒骂声隔着船板，依旧清晰可闻。

　　赵琦吓得缩在船舱里不敢露头。那两个满洲兵则大笑着，抽出腰刀，用生硬的汉语冲岸上吼：“谁再骂！谁再骂就跟南边（指扬州）一个下场！”

　　人群骚动起来，但没有退。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秀才，颤颤巍巍地走到最前面，指着我的船，声嘶力竭：

　　“钱谦益！你枉为东林领袖！你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大明……我大明……“

　　他一口气没上来，竟“噗”地喷出一口血，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人群惊呼。

　　满洲兵不耐烦地举起刀：“滚！都滚！”

　　我坐在舱内，一动不动。

　　我的手在袖子里，指甲已经深深掐进了掌心。我知道，那个老秀才倒下的地方，离我不过三十步。

　　我若出去，是救他，还是害他？

　　我若不出去，我还是那个来自四百年后的灵魂吗？

　　“钱忠。”我开口了，声音干涩。

　　“老奴在。”

　　“拿我的名刺，还有……一千两银票。”

　　钱忠猛地抬头看我，眼中闪过一丝光亮。

　　“老爷，您是想……”

　　“去告诉赵琦，”我压低声音，“就说，岸上那老者，是我恩师的故交。如今他‘误解’朝廷，气血攻心。我身为‘朝廷命官’，不忍看他曝尸，愿出钱……厚葬他，也算全了‘故主’之谊。”

　　我特意加重了“朝廷命G官”和“故主”两个词。

　　钱忠愣住了。他没想到我会用这种方式。

　　“老爷……高明！”他瞬间懂了。

　　“快去！”我催促道，“记住，要让赵琦去办，要让那些满洲兵看着办。银子，要当众给。”

　　钱忠领命而去。

　　很快，赵琦顶着一头一脸的菜叶，哭丧着脸跑了出来。他先是和满洲兵嘀咕了几句，那两个兵痞掂了掂钱忠递过去的银子，笑了。

　　赵琦清了清嗓子，走到船头，高声喊道：

　　“诸位乡亲静一静！我家钱大人说了，念在同乡之谊，这位老先生的丧葬银两，钱大人全包了！“

　　岸上瞬间安静了。

　　咒骂停了，连哭声都停了。

　　所有人，都用一种极其古怪的眼神看着赵琦，又看看我的船。

　　“钱大人还说……”赵琦似乎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钱大人如今深沐皇恩，不忍见乡亲受苦。这些银子……你们拿去，给老先生办个体面的后事！”

　　他将一叠银票撒了出去。

　　岸上的人群，在那一瞬间，露出了比咒骂我时更深的……鄙夷。

　　在他们眼里，我这是在做什么？

　　我在用钱，侮辱一个刚刚为“气节”而死的烈士。

　　我在用“皇恩”，来衬托他们的“不识时务”。

　　“滚！”“拿你的脏钱滚！”

　　人群再次爆发了，这次，他们的愤怒甚至超过了对满洲兵的恐惧。

　　“够了！”

　　我一直没动。但当赵琦准备让士兵“清场”时，我掀开了船帘，走了出去。

　　这是我剃发后，第一次公开露面。

　　阳光刺眼，我那光秃秃的额头和脑后的“鼠尾”，在夏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滑稽和丑陋。

　　岸上，又是一阵死寂。

　　我看着那个倒地的老秀才，他已经被几个同乡扶起，但显然已经没了气息。

　　我缓缓地，对着那老秀才的尸身，深深地鞠了一躬。

　　“钱某……愧对师恩。”

　　我没有多说一个字。

　　赵琦和满洲兵都愣了，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岸上的人群也愣了。

　　我直起身，环视四周。我看到了他们眼中的仇恨、鄙夷、不解。

　　我没有辩解。

　　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们，然后从钱忠手里接过一个包袱，扔在了赵琦脚下。

　　“赵先生，这些是给两位‘巴图鲁’（勇士）的酒钱。”

　　然后，我转向那两个满洲兵，用我刚学了没几天的、蹩脚的满语说道：“……（辛苦了），……（喝酒）。”

　　那两个满洲兵对视一眼，发出了震耳的狂笑。在他们看来，我这个前朝尚书，已经彻底被驯服了。

　　我转身回舱，不再看岸上。

　　船，缓缓离岸。

　　“老爷，”钱忠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带着一丝不忍，“您这又是何苦。您明明是想救他家人……”

　　“救？”我冷笑。

　　“我救不了他，也救不了任何人。但那些银子……”我顿了顿，“会有人替我收的。”

　　“什么？”钱忠不解。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河岸。

　　“那个老秀才，我认得。”我低声说，“他是淮安‘复社’的骨干，姓张。他一死，他家里人就是‘烈属’。我那一千两，赵琦不敢贪，满洲兵不敢拿，最终，一定会交到张家人手里。”

　　“而张家，”我闭上眼，“是淮安最大的“水路”枢纽。他们知道该把这笔钱，送给谁。”

　　钱忠倒吸一口凉气。他终于明白，我刚才那一拜，拜的是烈士；那侮辱性的“赏钱”，却是送给“同志”的经费。

　　我用我的“无耻”，完成了第一笔“资助”。

　　“老爷……”钱忠的眼圈红了。

　　“别哭。”我淡淡地说，“进了北京，要哭的地方还多着呢。我这个‘贰臣’，要演得比谁都像。”

　　船行至山东。

　　我故技重施，以“收买”和“安抚”为名，沿途散出去了近万两白银。

　　赵琦以为我是在为自己铺路，乐得帮我“扬名”；满洲兵拿到了好处，也乐得看我这个“财神爷”表演。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些钱，正通过“复社”、“东林”在各地的秘密联络点，流向那些最需要它们的、还在反抗的力量手中。

　　我，钱谦益，用“汉奸”的骂名，做着“忠臣”的实事。

　　这条北上的浊流，我必须游到底。

　　终于，在夏末的最后一天，官船抵达了通州。

　　高大、厚重的北京城墙，遥遥在望。

　　赵琦兴奋地搓着手：“钱大人，恭喜！快到京城了！摄政王（多尔衮）和……洪大人，可都等着您呢！”

　　洪承畴。

　　我默念着这个名字。

　　一个比我“降”得更早、地位更高、也更彻底的“贰臣”。

　　我整理了一下衣冠，确保那根“金钱鼠尾”梳得一丝不苟。

　　“走吧。”

　　我的战场，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