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背景

　　兵器工业作为我国国防工业中规模颇为庞大的行业，于抵御外部势力侵扰、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以及保障国家整体安全等诸多层面，均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受历史因素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的综合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余年时间里，我国兵器工业施行的是高度集中化的管理体制模式。彼时，生产任务仅聚焦于军品领域，企业所开展的一切经济活动与管理行为，也皆是在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引导下有序推进。回溯至20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基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家为强化军事工业力量，积极开展扩充行动，大力投入三线建设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兵器行业所安排的项目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呈现出建设单位数量众多、职工人数庞大、涉及范围广泛的态势。

　　步入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的主流主题，我国推行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将工作重点逐步转移至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上来。在此形势背景下，国家为全力支持经济建设，适度缩减了军费开支。这一举措致使军品生产任务量急剧下滑，常规武器装备的订货数额大幅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兵器行业原本庞大的军品生产规模与当前军品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矛盾愈发凸显。众多兵工企业因生产任务不饱和，不得不面临停产或者半停产的艰难处境。

　　需要注意的是，军品作为一类具有特殊性的商品，其自身独特的消费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品需求存在较大的波动性。若一个兵工企业缺乏较为强大的民品产业予以有力支撑，单纯依靠军品业务来维持工厂运营以及保持较大规模的军品生产能力，从实际操作层面而言，是极具挑战性的。由此可见，兵器行业面临着向“军转民”方向进行战略转移的必然趋势。

　　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国防科技工业领域也做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决策，即从以往单纯服务于国防建设，逐步转变为服务于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同年10月，第五机械工业部于长沙计划会上表示，要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军民结合的方针，适度削减军品任务。1980年1月，第五机械工业部又在重庆召开企业领导干部会议，鼓励兵器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技术人员以及工人，积极认清形势，统一思想认识，振奋精神，共同迎接这一重要转变。

　　1981年，中共中央再次明确指出“发展民品生产的方向是正确的，应作为长期方针，努力搞好军民结合。”在军转民刚刚起步的阶段，由于当时的体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所以在民品方向的选择上，经历了一番探索与转变，从最初以生产资料的民品方向为起点，逐步过渡到以丰富市场供应的人民生活资料为切入点。在这个过程中，民品项目大多是企业在市场中自行摸索、尝试，企业结合自身原有的生产手段，对能做的项目进行论证后就尝试开展。总体而言，那时还缺乏较为系统全面的行业规划，部分项目取得了成功，也有一些遭遇了失败，尚未形成兵器行业的核心民品产业。

　　后来，兵工部对前几年民品开发生产的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进而提出了“两类并举”与“四服务”的民品开发生产指导方针。“两类并举”指的是坚持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开发同步进行；“四服务”则是为国民经济重点建设服务，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为扩大出口服务。此外，考虑到兵器工业是以机械、光电与化工为主的综合性工业这一特性，确立了“机械、光电、化工三大系列，车辆为主”的发展战略，决定将汽车、火车、摩托车等运输工具作为发展重点，同时兼顾能源机械等领域的发展，先后组织100多家企业朝着这几类产品进行战略转移，并围绕这个重点开展战略调整工作。

　　中国市场发育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国家组织市场与企业自主创立市场相辅相成。所谓国家组织市场，乃是借助完善市场环境，涵盖体制性条件、经济总量以及结构平衡等宏观经济要素，以此拓展企业创立市场的路径，为企业更为充分地遵循市场导向，筑牢物质根基与制度基石。而企业创立市场，关键在于构建市场运行的微观基础与微观环境。企业自主运用市场价格机制以及数量调节手段，处理生产进程中的要素投入与流动难题，协调内部资源配置以及各企业间的横向联系。国家组织市场的目标，在于推动企业融入市场；企业创立市场的成效，则依赖于国家对市场的有效组织。

　　步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国家相关部门将逐步成型的主干民品纳入重点扶持的行业规划范畴，把兵器企业划分为保军转民、军转民、全转民等不同类型，依据产品的产业链进行规划布局，部署民品的主干系列。国家针对军工企业“军转民”所开展的规划与指导，使得军工企业军民融合的各项工作自此迈入全新阶段。各企业依照国家规划与指导，对民品发展规划予以调整，打破了“产品相似、工艺相近”的固有格局，淘汰了一批盲目上马、销路欠佳的民品，实施了一系列耐用消费品民品项目。这些项目大多培育成为日后兵器行业的主干民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逐步发展壮大。拥有具备一定规模的主干民品，企业也就逐步解决了生存问题。即便在军品任务量较少时，企业依然能够维持一定规模的军品生产线运转，发挥了保军的作用。

　　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企业从谋求生存的阶段迈向如何更好地追求发展的阶段。军工企业在坚守国家安全产业职责的同时，在军民融合的大政方针指引下，主动投身于关乎国家经济命脉、行业支柱以及社会公益等产业，切实履行国家央企的社会责任。

　　二、建设厂“军转民”历程

　　在1978年之前，国营建设机床厂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有序运转。彼时，工厂的核心任务乃是严格依据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全力以赴完成军品生产任务。计划经济体制在工厂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无论是工厂的装备设施、厂房布局，还是人员构成、物资调配，皆围绕特定类别的军品生产工艺进行配置与建设。在这样的模式下，工厂上下已然习惯了单一的军品生产模式，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的封闭式管理状态，内部循环自成一体，与外界市场几乎没有直接关联。

　　鉴于军品生产工艺技术具备特殊性，工厂内诸多装备专业性极强。虽说部分设备在理论上可用于民品生产，但场地的重新规划、设备的调试改造、工装的适配更换以及人员的技能培训与补充，涉及到诸多方面，操作难度极大。即便尝试推行军民品混线生产，工厂内部原有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短时间内也难以迅速适应新的生产模式。由此可见，“军转民”这一转型之路，确实面临着一系列复杂且棘手的困难与问题。

　　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我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以及国防政策的适时调整，上级部门在资源支持方面出现波动，“断奶”现象时有发生。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面对兵工企业时，也难以再如往昔那般给予强有力且行之有效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工厂所承担的军品任务量逐年呈下降趋势。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摆在眼前：过剩的军品产能究竟该何去何从？这就迫切要求工厂必须立足当下现有的基础条件，着眼于长远的发展规划，坚定地走上保军转民、军民兼产的道路。秉持以军为本的核心原则，同时借助民品生产来滋养军工发展，积极主动地面向市场，以此提升工厂的整体效益。

　　自1979年起，建设厂面临着军品生产任务大幅减少的局面，这一变化致使企业出现较为严重的亏损情况。当时，企业所秉持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相对单一的产品结构，让工厂逐渐陷入了极为严峻的生存困境之中。1980年，上级分配给建设厂的军品生产任务，仅仅约占工厂年生产能力的10%左右，这一残酷的现实，令厂内的干部职工深感震惊，也使得工厂不得不直面市场，探寻新的发展路径，由此开启了从自发摸索到自觉转型的企业转轨进程。凭借军工技术以及剩余的生产能力，建设厂大力拓展民品业务，在计划与市场有机融合的大背景下，走上“军转民”的改革发展道路，成为工厂的必然之选。

　　此次“军转民”战略推动下的民品生产，与工厂在50年代开展的民品生产有着本质区别。50年代的民品生产，是在国家统一规划部署下进行的。那时，大部分民品都被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原材料由国家统一供应，产品也由国家负责包销，同时国家还给予诸多优惠政策。兵器工业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承担了一批国家因资金短缺、技术空白而急需的产品生产任务，有力地缓解了国民经济的燃眉之急。然而，此次民品生产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的全新形势下，伴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发展而起步的。民品生产未能被纳入国家计划，即便情况较好，也仅是处于指导性计划范畴，多数情况下依靠市场进行调节。开发所需资金需要工厂自行筹集，原材料要自主采购，产品更要靠自己销售。总而言之，一切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由工厂自主抉择并承担相应责任。

　　为摆脱困境，建设厂于1979年毅然启动“军转民”工作，同年专门设立民品办公室，着手规划产业结构调整，积极组织民品生产。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正处于全面调整阶段，各行业在市场中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对于市场经济缺乏了解的军工企业，在选择民品项目时遭遇重重困难。依照兵器工业部提出的“四不厌”（不厌其小、不厌其少、不厌其杂、不厌其繁）民品开发方针，工厂在民品发展初期采用了较为宽泛的“漫天撒网式”开发策略。先后仿造生产了峨嵋牌JH5801型电动多功能缝纫机以及重庆牌JT50型摩托车，并且恢复了气枪生产。还针对家用电冰箱、车用空调器、摩托车发动机等产品展开调研与方案论证工作。同时，动员各车间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为外单位大量开展协作加工业务，并进行一些小型民品生产，如游标卡尺、油印机、皮鞋木中跟、香烟接嘴机、翻水锅炉、铣床等。这些民品生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因军工任务不足所带来的困难，增加了企业的经济收入。不过，由于在选择项目时较为急切，存在较大盲目性，未能充分发挥军工大企业所具备的技术与规模经济优势。部分产品存在档次低、批量小、成本高的问题，市场竞争力不足，往往是迅速上马，又很快下马。在“军转民”的前期阶段，由于缝纫机与摩托车尚未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工厂依旧主要依赖军品维持运营，民品生产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1980年与1981年这段时期，工厂面临着极为艰难的处境，同时这也是工厂能否突破困境、迈向民品生产发展道路的关键节点。彼时，工厂的民品生产模式，也渐渐从最初被动地“寻觅资源”，逐步朝着主动开拓、着眼长远发展的方向转变。经过多番深入调研、严谨论证以及实践探索，工厂斟酌再三，决定舍弃一般小型产品的生产，转而选定摩托车与电动多功能缝纫机，作为“军转民”战略的重要突破口。工厂充分整合军品生产过程中所剩余的人力、物力等资源，通过增加资金投入、引入先进技术、挖掘内部潜力以及大力开展技术改造等一系列举措，使得民用产品的生产规模得以持续拓展。

　　1980年，第五机械工业部批准建设厂开展扩权试点工作，积极鼓励其大力发展以摩托车为主的各类民用产品。同年1月，在重庆举行的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上，做出了建设厂依照嘉陵机器厂所提供的产品图纸，生产2.5马力机动脚踏两用摩托车的决定。建设厂接收产品图纸后，迅速着手样车的试制工作。在历经两批样车的试制过程后，根据实际情况对产品图纸进行了相应的更改设计。到了9月，依据更改后的第一版产品图进行试制，并在年底顺利完成200辆的生产任务，且各项性能均达到技术要求。1981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该产品注册，其注册商标为重庆牌JT50型机动脚踏两用摩托车，简称为重庆牌JT50型摩托车。这款摩托车造型优雅，结构稳固，具备出色的加速性能，无论是城市道路，还是乡村小路，尤其是丘陵地带与山区等复杂路况，均能轻松应对。自1980年起，建设厂开始生产JT50型摩托车，仅仅到了1981年，便成功扭转亏损局面。1983年，JT50型摩托车荣获四川省优质产品称号。

　　1983年，工厂再度发力，成功引进并开发出重庆・雅马哈CY80型摩托车。至1985年，工厂已具备年产15万辆摩托车的生产能力。

　　工厂的另一民品——电动多功能缝纫机，于1980年10月开启试制工作，并在1982年陆续投入批量生产。1983年3月，工厂专门成立了缝纫机车间。1984年，又建立了主要零件的专用生产线。摩托车与电动多功能缝纫机生产线的相继建成，标志着工厂正式踏入生产现代民用技术产品的全新阶段。在此期间，建设厂还积极开展峨嵋牌气步枪的试制与生产工作，共推出两个系列、两种供弹方式，总计8个品种。随着民品产值在工厂总产值中的占比稳步提升，于1984年首次超过军品产值，为工厂带来了颇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助力工厂成功摆脱困境。

　　1983年，兵器工业部经与重庆市共同商议、统一规划，要求工厂着手开发车船及公共设施所用的空调器。同年8月，兵器工业部计划司做出决定，工厂需结合空调器产品的开发，同步开展压缩机的研制工作，并向定点生产电冰箱的216厂和861厂供应压缩机。随后，工厂便与外商就引进压缩机生产线事宜，展开了技术层面的洽谈。与此同时，工厂还派遣人员前往湖北、江苏、浙江、上海等地，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工作。1984年3月，工厂正式向兵器工业部呈交了空调器调研报告。

　　回溯至1985年，彼时建设厂所生产的多功能缝纫机，因其具备繁多的功能，致使产品结构颇为复杂，操作上的调整难度较大，给用户带来了诸多使用不便之处。这一状况直接导致该产品市场表现不佳，出现滞销现象。鉴于此，建设厂经过审慎考量，决定暂停该产品的生产，并以削价的方式将积压产品内部处理给职工，这一举措使得企业承受了超过200万元的损失。在淘汰这款不太契合市场需求的多功能电动缝纫机产品之后，建设厂将目光投向了摩托车领域。摩托车产品市场容量广阔，使用范围覆盖广泛，产品寿命周期相对较长，既能满足国内城乡不同地区的需求，也具备出口海外的潜力，既符合当下市场的急切需要，又有着极具前景的潜在市场空间，故而被选定为建设厂未来发展的支柱产品。

　　在1986年至1987年期间，国家实施了紧缩银根的政策，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从国外大量进口了56万辆摩托车。这一情况对国产摩托车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建设厂也未能幸免，其产品严重积压。在这两年间，建设厂累计亏损接近4000万元，成为当时兵器行业中亏损最为严重的企业，再次陷入了艰难的发展困境。深入探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工厂生产的JT50车型档次偏低，且品种较为单一；而CY80车型则存在国产化率较低的问题，这使得成本居高不下，难以适应市场的实际需求。不过，建设厂迅速做出反应，及时妥善处理了滞销积压的JT50型低架摩托车，成功收回了部分流动资金。并且，工厂积极开展产品研发工作，成功开发出了适销对路的JS50Q-2型高架摩托车。此外，建设厂还联合了全国200多家企业，大力推进CY80型摩托车的国产化进程。到了1987年，CY80型摩托车的国产化率从原本的12.6%大幅提升至77%，成本降低了2650万元，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企业迅速扭转了亏损的不利局面。在 1988年，工厂的摩托车产销量达到了20万辆，实现销售收入四亿八千多万元，创造利税六千万元，出口创汇七百多万元。在这一年，工厂的产值与利润水平在西南兵工企业中跃居首位，在全国兵器行业中也进入了前列位置。

　　从1988年11月至1991年9月，建设厂组织相关人员对日本的电装公司、柴油机公司、三电公司、精工精机公司以及中央汽车配件公司等进行了考察。经过细致的比较与深入的分析，在1994年5月，由建设机床厂改制而成的建设工业集团，成功引进了精工精机旋转叶片式车用空调压缩机的全套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车用空调压缩机逐步发展成为建设集团的第二大民用支柱产品。

　　自实施“军转民”战略以来，建设厂先后投入力量开发生产了峨嵋牌JH5801电动多能缝纫机、峨嵋牌气步枪、50型系列摩托车、CY80型摩托车等民用产品，同时还对电冰箱、空调器和压缩机等产品展开了开发研制工作。以摩托车为主的民用产品在建设厂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仅为工厂积累了可观的资金，也增加了职工的收入，成功构建了企业能军能民、军民兼容、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良好格局。这一系列发展使得工厂逐步摆脱了困境，逐步建设成为国内军民结合的大型摩托车生产厂家之一，成功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建设厂在全国500家骨干企业中的排名，从1989年的170位稳步上升至1994年的84位，成功跻身全国100强企业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