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充满迷雾的，想要穿透迷雾，认识到历史人物的真面目，可谓千难万难。所以桓公当年究竟是如何想，如何做。只要不落于史册，便没有一个能够依据的清晰的答案。
那么一个人如何想，如何做。难道就不能得知？甚至不能预知吗?
如果世界是真实的，那么一切都蕴含在真实之中。
什么是真实？从自己看，你过往所经历的一切事物造就了你；从外界看，人与其它人的区别是不大的，身上相近的地方越多，所做所为也就愈发趋同。
所以如果当你足够了解一个人，又能够准确地定位其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并且对相应的社会关系有足够的认识，那么他未来的许多事情就很难逃过你的判断。但你依然很难精准地预言一个人的一生，因为人会做什么其实并不关键，你的勇气，你的胆魄，你的智慧虽然已经将你与其他人明显地区分开来，但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在什么样的时机，身边有着怎么的人，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人的命运，却又不那么一定。
处于当下，我们看不到未来。人的生死是一定的，时间却是未知的。事物在发展，成败是未知的，但如果不循着成功的规律，失败就是必然的。希望在未来，因为新生代表着超越世界的渴望。腐朽源于堕落，对未来的迷茫，会松懈人的意志和追求。上述以及人类所认知的一切，它们何时到来、何时发生，实在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真实，唯有真实的一切能够给出真实的答案，所以追求真实吧，只有真实的当下，才能够给我们真实的未来。
桓公会做什么，其实并不难猜。首先他是一个颇具盛名的历史人物，一代国君，历经不少苦难与波折才成为齐国国君，坚韧、果敢、机敏、聪慧、包容天下之心、不拘小节之变，这些特质都可以安在齐桓公的身上。因为我们多少了解桓公的故事，但我们对桓公其人却没有强烈且清晰的认知。
当襄公亡故，齐国君位悬而未决时，当管仲拦路截杀，小白中箭假死时，回到齐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这是当务之急，也是重中之重。与公子纠相比，小白显然更加认识到事情的急切，晚一步都是生死的区别，不能活着回到齐国，还不如自己死在路上。天下许多事情都有转圜之地，可关系到一国之君的位置，没有谁能够承担失败的代价，你所关联的任何人也承担不起，所以如何急迫都不过分，如何谋划都不过分。
听信鲍叔牙，重用管夷吾。笔者读过的历史虽说不够多，但也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王公贵族，卿爵大夫，权势越重，职位越大，越是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这里面显出来一个十分荒缪的事情，难道权势职位越重大，反倒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权势职位越轻微的，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吗？权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东西，它既是公有的，又被归属于私人；它既明晃晃显于世间，又因为过于高远隐藏了细节。权势者自然可以凭借权势去满足私心，却必定要更多地承担权势多带来的代价。权势已经给了他们极其优渥的生活，那是无权无势、权势轻微者想都想不到的日子，如果还能够无所顾忌按照自己心意去做事，人间有没有这样的地方我不知道，天上这样的地方恐怕也不多。对于桓公来说，管仲是一个可生可死的人，最头疼的公子纠解决了，管仲便无关紧要，可拦路截杀，当时或许不要紧，成为齐国国君的小白却可以要了管仲的命。我敬重管仲，是因为管仲做出的一番功业，他的血脉身份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而对于桓公来说，同样不算什么。杀管仲并没有什么害处，一个贤才，一个未能展露头角的贤才，对齐国无论有多大的益处，都是虚妄的。关键在于鲍叔牙的举荐，鲍叔牙辅佐桓公多年，出奔返齐，跟随左右。一个有功之臣的举荐，一个有仇贤才的生死，初登君位的桓公展现出了难得的隐忍和包容，越是有雄才大略的君主，越是能够在不利的局面下做出正确的判断。桓公为了齐国和自己将来的功业，能够听取进言，任用管仲，便是明白有比自己的荣辱更重要的东西，贤臣良才，家国归心，才能有一番作为。自周建立以来，三百余年，如此的君主，难能可贵。
会合诸侯，吊民伐罪。欲成大事者，必趋于大势也。何谓大势？国事，王事，天下事。春秋以来，周室与诸侯多有动乱，周王自保尚不能有余，诸侯的纷乱便更加抑制不住了。宋国、郑国、卫国，地处中原，内有动乱，外有纷争。
桓公四年，宋国内乱，国君被弑。桓公五年，诸侯在北杏会见，谋划平定宋国之乱。宋人背北杏之会。桓公六年，诸侯攻打宋国，宋国求和，诸侯在鄄地会见。桓公七年，诸侯在鄄地会见，齐人与宋人、邾人攻打郳国。郑人趁机攻打宋国。桓公八年，诸侯攻打郑国，诸侯在幽地会盟，郑国求和。
诸侯会盟，古老的仪式。昔大禹会诸侯于涂山而为帝也，成汤会诸侯于景亳而讨夏，武王会诸侯于孟津而伐纣，此三代之圣君也，合诸侯而定天下。诸侯之会常有，天下之更易不常有。周室不振而王道不兴，假王事而合诸侯，谋利害，起兵戈，命服顺和而霸道遂成。
威则聚势，恩则厚德。 桓公二年，伐郯，灭之。桓公五年，伐鲁。桓公二十三年，救燕，伐山戎。桓公二十七年，杀哀姜。桓公二十八年，城楚丘而立卫君。桓公三十年，伐蔡，蔡溃。伐楚，与盟，伐陈。桓公三十五年，会诸侯于葵丘，受文武胙。讨晋乱而立晋君。桓公三十八年，使管仲平戎于周。四十二年，令诸侯各发卒戍周。
威则惧，恩则信。惧而不得不从，信而不能不服。《孟子•离娄上》载‘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者，忧今日失立锥之地，虑来日无饱腹之食，民心如此，故前人有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诸侯者，忧今日宗庙之将倾，虑来日礼乐之难赏，兵戈难当，众志难违。民之生地，诸侯之宗庙，具在威权之下，明日之饱食，来日之礼乐，皆赖恩德之惠。
征服天下靠的是正道。什么是正道？有不公的你要消除不公，有灾祸的你要消除灾祸，有昏庸无能的你要取代昏庸无能的。这些东西你去翻开中国的任何一部史书，都不用读完，你就可以明白。可要取得天下，不能光靠正道，要得其法，用其术。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六个字，打的服，管的住。我们再看桓公，任用贤才，积蓄国力，这一切都是为了日后做准备，当初的桓公能不能想到自己会创下百年来难得的霸业，或许会有憧憬，会有期盼，但绝没有那么具体，那么清晰。他所做的，只是一个有雄心的君主都会去做，都想要达成的。其他人多以失败告终，不是倒在了开头，就是在困难面前不得不放弃，桓公做到了。也正是因为他做到了，两千多年后的我们还要不时将他和他的事迹拿出来。至于齐国如何强盛、齐人如何治国，这些都远远超过了笔者的能力，不必在此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