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笔者看过的史书不多，可无论是《左氏春秋》还是《太史公书》，桓公四十三年冬天之前，齐国依然是那个强盛的齐国，可史书的字里行间，动乱的隐患、预示、迹象已经藏在那里。齐国似乎将有祸事发生，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桓公三十九年，齐使仲孙为带请王；桓公四十一年，管仲、隰朋去世；桓公四十二年，伐厉不克，十二月，不果城而还；桓公四十三年，鲁灭项，齐人止僖公。
有一种莫名的感觉，齐国失去了它曾经的掌控力，这种掌控感可能是葵丘会盟带来的。极致的辉煌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可古人讲盛极而衰。这里面有一个极简单的道理，事情做到了极致，为什么必然会产生滑落？笔者以为其中至少有着两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即有限的空间和时间的消磨。
人永远是世间最重要的，起码从人类占据地球的主宰地位之后来说是这样的。地球只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太阳系之外还有银河系，银河系之外则是室女座超星系团，更远更大的还有可观测宇宙，而在可观测之外有什么，没人知道。地球是尘埃，甚至连尘埃都比不上。一个普通人一辈子都只能在地球上的一个角落活动，两千年前的古人甚至连角落的角落都走不出去。
人总是困在一定的空间里，无论是受时代影响，还是客观物质造成的，绝大部分人是走不远的，他既不愿也不能。而在有限的空间里，杰出而有为的人是不难将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做不好的自然大有人在，他们既配不上多少笔墨，也好似只是为了衬托少数的成功者。桓公北安燕国，南攻楚国，西至秦晋，东讨夷人，天下四方，齐国显耀着极致的武力和存在，正如上文所说，这种辉煌在葵丘达到了顶峰。桓公用了三十五年达到这一步，这一年的桓公少说已经五十多岁了，他的头上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周天子，虽然是名义上的，却也是天下的共主，也是桓公所拥护的。桓公的时间已经不多，他的前路几乎没有了。他再也不可能前往燕国述召公之政，同样不会再率领诸侯讨伐楚国。诸侯的纷乱永远不会停息，齐国则成为了那个众望所归的调停者。可桓公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雄心。那些所谓动乱的预兆、迹象，只要动乱没有真正爆发，它们不过也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固有表现而已，真正重要从来都是人。
桓公四十一年，管仲去世，桓公四十二年，鲍叔牙去世。自古圣主贤臣都是相辅相成，桓公的霸业离不开他的知人善用，也不能缺少了像管仲、鲍叔牙这般贤才治理国家、规劝进言。除了管仲与鲍叔牙最为出名之外，其它还有隰朋、王子城父、宁戚、宾须无、东郭牙。荣誉与名望可以集中于一人或少数几人，但事业和功绩是由所有人创造的。换句直白的话，光靠桓公一个人，他的霸业，齐国的霸业是建立不起来的。古人讲亲贤臣，远小人，桓公在位的大多数时间里做到了，可在葵丘之后，管仲去世之后，失去了大部分雄心壮志的桓公，还在乎所谓的贤臣与小人吗？
正如前文所说的，一个地位越是高的人物，他越是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做事，因为这样做对国家与百姓的伤害实在太大了。公器与私欲是天然对立的，人类在脱离愚昧之后，生存依然是头等的大事，当原始人发现依靠个人或少数人无法获得生存的资料，原始的组织与权力就诞生了，依靠数量的人群来获得数量的生存资源，其中的智慧和辛劳自不必多说，生存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发展的麻烦就随之而来了。生存是基本，是核心，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触及了生存的底线，带来就可能是死亡。当生存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发展就被提到了同等的地位上。可发展每每遇到坎坷或重大变化的时候，往往就会威胁生存。生存是私欲，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在文明社会，这都毫无疑问。发展则要辩证地看，它有时是私欲，却很难离开组织和公共的范畴。忽视生存的发展，发展就是空中楼阁，生存也会岌岌可危；不考虑发展的生存，既得不到预期的生存愿景，也阻拦不了事物发展的规律。
我们只能推测，在葵丘会盟之后，在管仲去世之后，失去雄心壮志和臣下规劝的桓公，愈发遵循着个人内心的欲望以及从齐国霸主的地位出发。最为明显的便是因为王子带之事欲干涉周王室，这其实与桓公霸业初期尊王襄夷的出发点是违背的。当初朝敬周天子，是因为齐国需要借助天子的名义，到了如今，名义上的天子也就只剩下了名义，实际上的霸主需要周王室，却已经不再尊重周王室，至少桓公是如此。最为危险的就是不能舍弃易牙、竖刁、开方，管仲是辅国的能臣，易、竖、开之流则是献媚的小人。前者以国家为重，后者以君王为重。国家的昌盛会铸就君主的威望，所以以国家为重，实际上才是最上等的事君之选，但它是长远而不易得到的；君王的享乐会损害国家的利益，所以以君王为重，实际上是次一等的事君之选，它是直接而能够获利的。
桓公的胆魄、气度不用多提，所有的功业都在胆气之上。可见多识广的国人呀，他们听过多少人杰雄姿英发的故事，就知道多少英雄措不及防的落幕。
他们曾经成功过，却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失败。三代以来，桓公可以说是第一个代表人物，也是极为分明的一个人物。多年苦难磨砺出来的本事和心性，随着成功的满足和声望的沉醉，都不复存在了。在笔者看来，桓公犯了两个基本的错误。
一、齐国的霸业不是桓公一人的，庙堂上有君臣，江湖中有吏民。四十多年的兢兢业业，四十多年的上下竭力。桓公、管仲、鲍叔牙，他们是关键性人物，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少了他们，或许不会有齐国的霸业，但绝不是仅仅靠他们造就了齐国的霸业。管仲去世之后，不难猜测，没有限制了的桓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霸主的生活，不光失去了霸主觉悟和自我约束，更忽视了身边贤臣的作用。这一点，桓公四十一年、四十二年之事明晃晃摆在那里。
二、在继承人的选择上过于儿戏。据史书记载，管仲在时，桓公与管仲立公子召为太子，并将公子昭托付于宋襄公。桓公宠爱易、竖、开三人，又答应立公子无亏为太子。等到管仲去世，桓公的其它儿子都请求立自己为太子。从时间上来看，管仲在时，因为有他的压制，齐国的继承人之争并不剧烈，桓公虽然昏聩了，可与管仲做的是君臣相托，与易牙之流只是失言小人。桓公四十一年之后，也就是在管仲去世之后，到桓公四十三年，实质上齐国是受到继承人之争影响的，结合这三年间齐国对外的表现与诸侯对齐的态度，不难看出其中的内情和纷争，至少有部分是为外人所熟知的。桓公对此做了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从结果来倒推，据《左传》所记载，桓公四十三年冬十月乙亥，在齐桓公去世之后，易牙入宫，与竖刁凭借内侍诛杀大夫。桓公依然没有记住管仲的劝告，在他死之前，依然宠信着易牙几人，再结合后续齐国国君之位的传承，我们能得出一个保守的估计，桓公对于继承人之争是放任的，放任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放任？不知道。桓公活着的时候可以有千万选择，可等他一去，他亲手埋下的隐患，就只有一种结果。国朝动乱，血肉相残。
在将要写到桓公时，笔者原是十分激动的。就像在前文中说过的一样，三代的事太过久远，久远到哪怕略微详细一些，你都不禁要怀疑它的真实性。而桓公则是那么一个鲜活的人物，他好像离我们很近，因为我们足够耳熟能详。他创下过那么辉煌的功绩，却又落得了一个凄惨的结局，历史就是愿意在这样的人物耗费笔墨。后来者们也偏向于讨论这样的人物，仿佛他们身上的一切，从我们嘴里、我们的笔下论述过之后，天下的道理、世间的成败都在眼前、在文字间了。我们在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并以此教导、警示后人。文学家热衷于此，诞生了一篇篇名作；哲学家推陈出新，形成了一个个观点；政治家深感其理，研究出一个个制度。哪怕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也能在高谈阔论中，收获满足与虚荣。
最后的最后，笔者不禁要问，当初那个拼死都要赶回齐国的公子小白去了哪里？那个接纳鲍叔牙举荐任用管仲的齐国君主去了哪里？那个救援燕国，讨伐楚国的诸侯领袖去了哪里？那个事奉周王，救危扶困的天下表率去了哪里？一切的起点是那么清晰，结局又是那么的真实，可其中的转变和经历如何让我们不去猜想呢？后人无不猜想并想要防微杜渐，可却又在经历中悄然转变。我们能怎么办？我们只能在恍惚中明悟，在明悟中接受，在接受后力挽狂澜，在狂澜中迎接结局。
时光消磨英雄志，功名满葬尘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