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从一介布衣，奋斗四十余载终于登上人世间权力的最高峰！而即位称帝后，却是他另一条道路的起点。

　　西晋立国结束了汉末三国八十余年的战乱，国家一统为立国之初的“太康之治”打下了基础。然而陡然间由乱转治却导致世族之中奢靡之风甚重，史书之中对世族的生活生动的描写道“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

　　司马氏依靠世族们的支持取代曹魏，自然对世族们的欲望“予取予求”，世族门阀因此也迅速腐化，他们聚敛成风、夸豪斗富、多效膏粱厚味！富豪们每天餐饮花费可达万钱甚至数万钱。“闻名当世”的“石崇斗富”中的主角石崇，他庖膳必穷水陆之珍，以锦为障，以蜡为薪，厕所都要站十几个侍女，上一趟厕所就要换一套衣服。

　　晋室南渡之后这种奢靡之风没有收敛反而越演越烈，世族子弟们肆意敛财、挥金如土，个个穷奢极欲！他们大多不思报国，反而以争豪斗富为荣，闲来无事就聚在一起赌博，往往一掷百万为输赢。又盛行酒宴之风，大吃大喝，乃至“贾竖皆厌粱肉”。曾有皇帝为了查看大臣到底有多么殷富，亲自突袭检查，结果发现其府内皆珍宝绮罗，栓钱币的绳子烂了，钱币散落一地！而皇帝见此情景也只不过苦笑摇头而已。

　　世族们奢靡风气或者说附庸风雅甚至发展到刻暴害人的地步，天冷之时，他们会让仕女们站成一排，为自己挡避风寒，号称香屏；手冷脚冷就直接伸入仕女怀中，用仕女的胸膛为其附暖，号称香炉；吐痰会直接吐入仕女口中，号称香盂。当年石崇宴请，让美女劝酒，如果宾客不饮尽杯中美酒，就处死美女，王敦故意不饮，导致石崇为此杀死数名美女。

　　不光是世族们如此，就连那些寄情山水、空谈玄学的骚人墨客们也都是醉生梦死，奢靡无度！

　　与这种骄奢放逸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江南底层百姓的短衣少吃、饥寒交切。刘裕出身贫寒，自幼厌恶这种纸醉金迷的奢靡之风。崛起之后也一直保存着简朴的品行。出征后秦的时候，宁州地方官员曾献上琥珀做的枕头，琥珀本就贵重，琥珀做成枕头，更是无价之宝。但刘裕并未奉之如宝，反而听说琥珀对创伤有奇效，就让人将琥珀枕砸碎，赐予受伤军士。

　　晋位宋公以后，因朝廷定制，府内东西堂将要放置以金涂钉钉制的局脚床，但刘裕以节俭为由而改用铁钉钉制的直脚床。

　　登基称帝之后的刘裕，依然崇尚节俭，他不爱珍宝，不喜豪华，宫中嫔妃也少。有一次广州进贡一匹筒细布，刘裕因其过于精巧瑰丽，制作必定扰民而大发雷霆，并传令御史弹劾献布那郡的太守，将布匹送还并下令禁止再制作这种布。刘裕因患有热病，常常要有冰冷的物件去降温，于是有人就献上石床。刘裕躺在冰冷的石床，感到十分舒服，但又觉得木床已经很耗人力，大石头要磨成床就更加劳民伤财了，于是下令将石床砸毁。刘裕更下令将自己昔日的农具收起，留给后人。

　　平定关中时，曾得到姚兴的侄女姚寰，此女美艳异常乃天下少有，等到刘裕称帝后，开始十分宠幸于她，曾有数次早朝因此迟到。一日在御书房内，议事已毕，但尚书谢晦却留了下来，并面露思索之色，刘裕奇怪的问道：“朝会已毕，谢爱卿为何留足？”。

　　谢晦也不行礼，貌似回答陛下的问题，又像是自言自语的说道：“不知当年喜妹、褒姒亡国之后，身在何处？”。

　　刘裕闻言一惊，知道谢晦是拿古时夏桀、周幽王宠幸美女而亡国的例子规劝自己，虽然心头颇感愤怒，但是也觉得过于宠幸美女而忘国事是不对的，于是他强忍怒火，微微言道：“爱卿退下吧，朕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当夜便把姚寰送出宫去了。

　　正是由于刘裕以身作则，向天下推广清廉为德、简朴为美的风气，刘宋前期国内的奢靡之风为之焕然一新。

　　平民百姓出身的刘裕深知百姓生活困苦，特别是常年的动乱、征战，百姓们更加苟延残喘。称帝后的刘裕十分关心百姓生活，曾多次下令减免税役，免去部分苛捐杂税，曾实行“蠲租布二年”。早在平定刘毅时，他也曾下令减免税役。对于那些原来因战争需要被征发的奴隶也一律放还。这些举措都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刘裕整顿赋役制度，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准。凡是州、郡、县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占据屯田、园地的，一律废除。凡宫府需要的物资，“与民和市”，照价给钱，不得征调。还减轻杂税、徭役等。当时世族们占据山林池泽，百姓们砍柴、捕鱼都要收税，对这种强取豪夺的行为，刘裕一律废除，实现还泽于民。

　　刘裕再下令凡宫府需要的物资都要到市场采购，照价给钱，不得向人民征调。又下令官员不可征取人民车牛，亦不能以官威逼迫人民献出车牛，另亦将繁多的交易税项作出减省，便利市场商业交易。

　　自西晋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以来，先前的许多汉文化书籍和典籍遗散大半。刘裕北伐后秦前，加之府藏所有，当时的东晋藏书仅数千卷。刘裕北伐过程中，将流落中原各地的图书悉数收藏运回建康，又下令对赤轴青纸、文字古拙之书，亦加收藏以传后世，到刘宋初年，官方所藏的书籍已达到六万多卷。刘裕读书不多，自身文化修养并不见得多高，但他对汉文化典籍和书籍的保护与传承却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奠定了南朝宋国家藏书的基础。

　　东晋立国一百多年，军阀割据、权臣拥兵自重的局面一直存在，刘裕对此深有体会，称帝后的他致力于削弱强藩，他首先为了遏制长期以来荆州尾大不掉的现象，限制了荆州州府置将和官吏数额，前者不可多于二千人，后者亦不可多于一万人；另其他州府置将及官吏数亦分别不得多于五百人及五千人。这是由于东晋末年，置官滥乱，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刘裕及时对此进行了制止。

　　为防止权臣拥兵，他特别下诏命不得再别置军府，宰相领扬州刺史的话可置一千兵。而凡大臣外任要职要需军队防卫，或要出兵讨伐，一律配以朝廷军队，事情完结后军队都需交回朝廷。

　　在法制上，刘裕对东晋以来苛刻的刑法也进行了改革，永初三年正月，下诏“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

　　而对于刘裕的新政，最大的障碍就是盘根错节的士族门阀，桓玄当年兵败自尽时，也曾对刘裕感慨道：“亡我者不是你刘裕，而是士族门阀！”。刘裕深知东晋乃至桓楚当年的窘境，如果要加强皇权、政权稳固必然要与世族们有一番争斗，争斗的成败至关重要！而其中关键的关键则是“土断”。

　　永嘉之乱后，数百万侨民避祸江南，南渡的士庶虽然给江南的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助力，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当时南渡江南的晋室朝廷，把原本江南的居民称为“黄籍”，南渡的侨民称为“白籍”。对于“白籍”的侨民，朝廷在江南州郡之中另设侨州、侨郡、侨县进行管理，设置官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其赋役实行优抚。但是由于侨民大多散居，而侨州郡没有固定的地界，只是依附于原有州郡而存在，所以侨民极难统计，更难管理，赋税也无法收取，朝廷因此对于人口兵员难以足取。这种现象无疑加重了原本江南居民的负担，也加重黄籍与白籍之间的矛盾，南渡的世家大族们乘机抢占人口，少则上百，多则上千甚至数千，并霸占土地，而随之南渡的晋室朝廷为了笼络世族，对他们的行为往往视而不见，这样的纵容给予他们扩充势力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世族门阀权倾朝堂，在地方上扩充势力，两方面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成为南朝无法摆脱的顽疾。由此应运而生的王、谢、桓、庾...等超级世族，甚至可以与君王分庭抗礼，共掌天下！

　　刘裕称帝后，他是绝对不能允许这种局面再次出现的。虽然说刘裕掌握绝对军权、从中枢到地方都由自己亲信把持，但世族门阀的影响力还是十分巨大的。就算是自己的亲信，但是从中枢到地方，甚至是军队，世族子弟还是占其大半。虽说世族中不乏优秀人才，也有忠心于刘裕的，但是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世族赖以生存的土壤，自己百年之后，后世子孙未必不会出现类似前朝的“王敦之祸、桓玄之乱”。

　　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土断”，所谓“土断”就是就是将全国户籍一律整理为“黄籍”，取消临时户口。居民不分侨旧，一律编入所居郡县的正式户口。官府针对侨人的优待政策一律取消，无论是谁，都要向朝廷纳税服徭役，并且勒令世族释放藏匿的人口，铲除世族在地方上的势力。

　　而这看似简单的政策，推广起来却十分难行，世族怎能甘心自己的利益财富被剥夺，原本可以逃避赋税杂役的侨民也不再例外，它必然会导致世族以及数百万侨民的激烈反弹，东晋立国后也曾有过数次“土断”之举，但全部因为反抗激烈而失败。哪怕当年权倾一时的桓温为了扩充兵源、增加军费等等自身利益而大刀阔斧实行的“庚戌土断”，最终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以失败告终。

　　刘裕并非桓温，更不是晋帝，在他称帝之后，随着局势渐稳，一场雷厉风行的“土断”正式开始。刘裕亲笔对国内下诏令“从即日起全国各州、郡、县整理户籍，居民不分侨旧，一律在所居郡县编入正式户籍，侨人优抚一律取消，政府统一对编户齐民征收赋役。重新划定郡县疆界，取消流寓郡县，由钦差大臣勘察后，再划分侨州郡县实土，由侨民居住，统筹安排新旧郡县管辖权力，清查隐匿漏户，严禁私自藏匿户口！”，诏令一出举国哗然，有拍手称快的，当然也有大力反对的。

　　既得利益的世家大族们纷纷上疏反对，同时聚众反抗钦差官员们的清查，北方侨民们也及其不配合，冲突摩擦时有发生，诏令一时难以推行。刘裕知道如果这次妥协，就再无机会了，将来必然后患无穷。但是如果一味铁血镇压，辐射面太广，国中将会大乱，所以杀一儆百势在必行。而这个“杀一儆百”的对象必须要是高门豪族，不然不足以震慑天下！

　　就在此时，刘裕等待的目标很快便自己跳了出来。一日，刘裕正在御书房内与亲信大臣商讨“土断”实施后朝廷取仕的问题，突然内侍略显惊慌的入内汇报，并递上奏章。刘裕看完奏章后，大怒骂道：“狂徒，好大胆子！”，然后把奏章扔到地上。

　　此时升任中书令的傅亮连忙捡起奏章，再次递给刘裕，刘裕示意众臣观看。原来居住会稽郡余姚县的庾氏族人庾堂隐匿千余侨民户口，而且在“土断”诏令下达后，再收留数百人。钦差前往执法时，庾堂不但不配合，反而发动私兵抗拒，当场击杀钦差官吏数人。

　　庾堂乃是豪族庾氏的嫡系，庾氏源自豫州颍川，在北方之时就是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后来衣冠南渡，成为南朝举足轻重的世家门阀。与王、谢、桓三姓一起被世人称为江南四大家族。当年王导去世后，国舅庾亮担任宰相，并让其弟庾冰担任最为关键的外镇——荆州刺史一职，从此庾氏一族接替琅琊王氏开始权倾朝野！一度影响晋室皇位的册立。桓温能够崛起，也是由于庾冰的举荐。不过庾氏一族掌权之人大多英年早逝，所以庾氏门阀在朝中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即便如此庾氏仍然是南朝举足轻重的豪门大族。如此门阀自然不太把朝廷诏令放在眼里，哪怕已经改朝换代，庾堂依然胆敢公然反抗朝廷。

　　众臣看完奏章后，心头也都是一惊，一个个脸色阴晴不定的偷偷看着刘裕的反应，按照以往惯例，如此豪门是不能轻易治罪的，不然影响太大，最多罚钱了事，或者让其交出“行凶”之人替罪交差。但是大臣们不知道，刘裕一直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果然，刘裕面无表情的说道：“丁旿何在？”，片刻后，丁旿从御书房外走入，并跪在地上等候圣旨。

　　刘裕正声道：“御林军总管丁旿接令，朕命你率两千羽林郎火速前往余姚，擒拿庾堂，如遇反抗，就地正法！”，丁旿用威武的声音“诺！”了一声，然后退出堂外。众臣一惊，但也无人敢出言劝谏。

　　刘裕之所以让丁旿直接带队前往余姚擒拿庾堂，也是考虑到庾氏在会稽的影响力，如果让驻地的官军执行，很可能困难重重，或者庾堂会一早得到风声畏罪潜逃。

　　果然当丁旿到达余姚庾堂庄园处时，遭到了庾堂私兵激烈的反抗，双方开战，庾堂更是亲自披甲指挥。不过这群乌合之众，怎么会是丁旿所率精锐羽林郎的对手，很快便一败涂地，大部分私兵被杀，余者皆被擒获。庾堂被军士按倒在地时，仍然大声叫喊：“我家乃颍川庾氏，尔等兵卒怎敢抓我？”，丁旿闻言十分厌恶，又记着皇上交代的“如遇抵抗，就地正法”，于是走到近前，二话不说一铁杵将其脑袋击碎。

　　庾堂伏法朝野皆惊，一时之间世家大族们个个胆战心惊，不再敢公然反抗，而侨民们见豪族大阀嫡系子孙都被处死了，更是不敢不配合了。“土断”推行的阻力大大减小。但是世族和侨民的怨恨之气倒是越来越重了。

　　这日，御书房内内阁群臣汇报土断进展之时，谢晦突然跪下，诚惶诚恐的说道：“陛下推行土断，虽是福及万世之法，臣惶恐死罪，不得不谏言，陛下如此刚硬的推行此法，虽然可以成一时之效，但是世族离心，侨民怨恨，恐非朝廷之福啊！”。

　　谢晦说完，在场大臣也大多一副深有所感的表情，而刘裕却一脸沉默，略有些怒意，司农张伟见此反驳道：“土断之法乃是利国利民之举，如不雷厉风行如何能够贯彻到底，谢尚书如此疑虑，难道是受到家族的压力吗？”。谢晦闻言一怔，不答张伟之言，只对刘裕叩首道：“臣对陛下忠心，日月可鉴，我陈留谢氏一族早年已然凋零，幸奈陛下垂青，才稍有复兴，族中子弟皆感念陛下，臣之所言，皆是为社稷考虑！”。

　　刘裕原本推行“土断”也是为了解决侨旧间的矛盾，增加国家税役，同时铲除世族门阀地方上的赖以生存的土壤，并不是打算完全消灭世族，毕竟世族中也有许多良才，是朝廷耐以生存的重要力量。就连此间众臣之中也大多都是世族出身。

　　于是刘裕缓缓点头道：“谢爱卿不必自辨，卿的忠心朕当然明了，朕也在想土断之法如果一味铁腕推行，并不一定能取得预想的成效，众卿有何意见，但说无妨！”。

　　一番讨论后，刘裕考虑到世族侨民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宋国军事核心北府军的切身利益，于是做出了让步。刘裕下令构成北府军核心力量的“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土断之列。这样既能在特定的地区保留世族特权不会尽失，也给该地侨民原有的优抚，同时能够让其他大部分地区保证土断正常实施，这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世族门阀的整体力量，同时也分化他们，减少了推行新政的阻力。

　　从此土断之法在晋陵之外彻底的得到实行，国中实现了“财阜国丰”，世家大族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虽然他们还能出入朝堂，任职地方，但是已无昔日的权势。国内侨旧矛盾得以缓和，百姓负担大为减轻，这改善了社会政治状况，重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不过也是因为有所妥协，在刘裕去世后，乃至整个南朝后世，世族门阀的巨大影响始终无法得到完全的消除，直到后来唐朝实行开科取士才彻底终结，当然这是后话，顺便一提而已。

　　“土断”之法基本成功，门阀势力大为削弱，刘裕终于可以改革吏治。要改革吏治，首先需要有提拔人才之法，最直接的就是推行教育。刘裕本身虽是行伍出身，文化程度并没有多高，但他非常重视教育。永初三年正月，刘裕下诏称“今王略远届，华域载清，仰风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主者考详旧典，以时施行”。开始为朝廷储备可用之才。

　　晋朝之时，吏治腐败，朝廷内外大臣很多都是皇族或世族出身，其中有不少“骄纵贪侈，不恤政事”，刘裕秉政之后对此一律查处，革职甚至治罪者甚多。立国初年各州郡送来的秀才、孝廉，多是滥竽充数之辈。刘裕于主张用考试的办法加以甄别，裁撤无能无德之辈。

　　刘裕本身就出身寒族，就算先祖曾是汉室宗亲，但到他那辈充其量也只是个没落的低端世族。在民间的少年时代，以及行伍数十年间，让刘裕深深了解，寒门间英才济济但却郁郁不得志的现实。改变这种景象是刘裕长期以来的目标。如今称帝了，为了社稷昌盛，国家可以长治久安，重用寒族的急迫性更加凸显出来。

　　说到世族垄断朝野，就不得不提历史上的取仕制度。先秦时期实行封建制，天子册封诸侯，诸侯再把土地封赐给大夫，以此而下。官员皆是王族或功臣以及功臣的后代世袭。直到战国乱世，列国急需人才，才纷纷求贤若渴，于是身怀才能的士族阶层应运而生！

　　汉朝时，国家稳定，推行察举取仕，自上而下为查，自下而上为举。朝廷取仕多依赖地方上推举，并且以孝、廉、贤、良为取仕标椎。但是发展到后来，所谓推举孝廉、贤良的途径都被权贵霸占，于是民间有童谣讽刺道“举孝廉父别居，查秀才不知书。”，这使得尸位素餐之徒遍布朝堂，碌碌无为之辈身居高位，如此拥趸的官僚系统极大的阻碍了朝廷的正常运转和社会进步。特别是汉末三国烽火连天，各方势力对人才的渴望尤为明显，察举制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需求。

　　于是三国时期的魏国尚书令陈群上奏魏王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所谓九品中正就是设立中正官，考察人才，进行分级，一共设为九级，不同级别的人才担任不同的官职。而所谓中正，就是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也就是中正官。中正官又有大小之分，州设大中正官，掌管州中数郡人物之品评，各郡则另设小中正官。中正官最初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晋以后，改由朝廷三公中的司徒选授。其中郡的小中正官可由州中的大中正官推举，但仍需经司徒任命。在一般情况下，州郡的大小中正官是由司徒举荐的现任中央官员兼任，有时，司徒或吏部尚书还直接兼任州的大中正官。这是为了保证中央对选举的直接控制，避免他人对中正事务的干扰。大小中正官还都有数名为“访问”的属员。此取仕方法一直在魏晋时期延续，哪怕北方胡虏建立的政权也有采用此方法者，不过汉代的察举制魏晋时也没有完全的废除。

　　九品中正制设立之初一方面解决了选拔官吏并无标准的问题，使当时一时间吏治澄清，人才得以脱颖而出。另一方面缓解了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紧张关系，为晋朝实现全国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族背景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九品中正制的主要标准，中正官全部被世家大族把持，九品士子特别是上品的士子只能从世族门阀中产生，庶族出仕的通道基本丧失，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刘裕则是要改变这由来已久，以门第决定品级的状况，通过土断之后，门阀势力削弱，刘裕自上而下重新任命中正官，并对这九品中正制关键的中正官要求严格，必须是品行纯良，大公无私之人担任，同时下诏不论门第对于品级一律平等对待。虽然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并没有完全消除，但是刘宋初年的吏治着实焕然一新，一大批寒族出身而身有大才的人得以出仕为官、甚至位居庙堂。

　　刘裕称帝起即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不惜雷厉风行铁腕推行，两晋以来的腐败风气为之焕然一新，国内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而瞒报户口情况的改善，也使得军队兵源增加，军力为之强盛，这一时期历史上称为“宁民绥治”。

　　就在刘裕大刀阔斧改革内政之时，另一个隐患开始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