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压制豪强，便不得不提光武度田。

　　即光武帝刘秀建国初期实行的一系列丈量土地，清查人口的政治运动。

　　但就目前的主流史学观点来看，多数学者都认为光武度田是失败的，刘秀最终不得不与豪强妥协。

　　这种明显偏颇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历史学的学术泰斗们研究历史，主观情绪多过了客观事实。

　　而这些学术泰斗又是桃李满天下，你攻击他们的学说，对他们的弟子而言，无疑是在攻击他们的老师。

　　房间内看不见的大象由此产生。

　　郭在《中国史稿》中说：

　　“他（刘秀）的所谓以“柔道，治天下”，无非是要充分满足地主阶级民贪欲，使封建国家成为地主阶级得心应手的工具。”

　　范在《中国通史》中说：

　　刘秀的“柔道治国”是“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是“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是向“地主阶级投降”。

　　这其中颇多情绪化用词，甚至在叙事开始便将刘秀看作是被批判的对象。

　　有句俗话：拿着榔头看谁都像钉子。

　　先定凶手再找证据，这样的话，什么证据找不到呢？

　　光武帝在公元25年称帝，至建武十二年（36年）统一全国。

　　就在三年后的建武十五年，光武帝开始全国范围的度田。

　　度田开始并不顺利，地方上的刺史、太守们也阳奉阴违。

　　他们优待地方豪强，专门去度百姓的田，过分的甚至将百姓的房子也算在田地之内。

　　而就在这时，一件乌龙发生了。

　　陈留郡上书给中央的案牍上写着：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刘秀不解。

　　大概率是装作不解。

　　才十二岁的汉明帝刘庄说道：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说白了就是：南阳郡是刘秀老家，刘秀一堆亲戚住在那里，怎么查？河南尹是刘秀的龙兴之地，大量功臣住在这里，又该怎么查？

　　刘秀大怒，派谒者去调查刺史、太守们的失职。

　　刘秀首先拿大司徒欧阳歙开刀。

　　欧阳歙的身份并不简单。

　　第一，他位列三公，妥妥的上两千石。

　　第二，他身份不简单。他家传《伏生尚书》，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八代，且都是博士。可想而知他的门人弟子有多少。刘秀拿他开刀后，为他求情的太学生有上千人，平原人礼震甚至要替欧阳歙受死。刘秀不许，欧阳歙当年死于狱中。

　　第三，欧阳歙是家传博士，而刘秀是太学生。很难说刘秀年少时没见过，乃至向欧阳歙求学过。哪怕现代，都有所谓的校友会的说法，何况是古代呢？

　　第四，欧阳歙也算刘秀的开国功臣，他是在刘秀平定河北后，在原武县提拔为河南都尉，行太守事的。之后刘秀称帝，又以欧阳歙为河南尹。再之后历任扬州牧，汝南太守，封为夜侯。

　　欧阳歙的死令天下震动，这并不是此事终结。

　　第二年三月，河南尹张伋以及十多名郡守都因为度田不实而下狱死。

　　河南尹为京师地区的行政长官，秩两千石。

　　东汉开国初有一百零五个郡，刘秀一个就杀了十分之一的地方行政长官。

　　这还不够狠吗？

　　刘秀对马援说：我很后悔之前杀的太守、国相太多。

　　马援则回复道：死得其罪，何多之有！

　　他们都是罪有应得，死的一点都不多。

　　刘秀哈哈大笑。

　　到了这种情况，地方上出现了大量的山贼强盗，他们甚至攻击基层官吏。

　　尤其是青徐幽冀这四州最多。

　　刘秀宽严并济，下令，任由山贼们互相检举，五个人杀一个盗贼，则五个人免罪。

　　对于地方官员，刘秀一改汉武帝时期的《沈命令》。

　　沈，没也，敢蔽匿盗贼者，没其命也。

　　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有盗贼却没发现，发现了却没有抓满，地方官员从郡守到小吏通通处死。

　　刘秀规定：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

　　地方官吏停滞不前，视而不见，放纵盗贼的都不问罪，只看最后的抓捕效果。

　　地方长官境内有盗贼却不抓的，因为畏惧盗贼而守城的都不过问，只看抓了多少盗贼。

　　只有隐瞒不报或是藏匿盗贼的才问罪。

　　后世史家竟以此为依据，认为刘秀在豪强面前妥协。

　　莫非只有汉武帝时的《沈命令》才是对的？

　　看效果便知道了！

　　《沈命令》颁布后，地方官员对境内的盗匪之患通通隐瞒不报。只因报上去了便意味着要担负缉拿之责，如果不能抓到足够的盗贼，从太守至小吏都要被杀。

　　地方官员本就是懒政怠政，他们怎么可能给自己找麻烦？

　　汉武帝的运气实在太好！

　　前有文景之治遗留的财富让他折腾，后有孝宣中兴为他擦屁股。

　　于是汉武帝达成了汉人王朝时的最顶峰，破匈奴，破西南夷，破南越，破朝鲜，甚至一路打到中亚。

　　事实上汉武帝末年时，西汉便已显现出王朝末年的景象。

　　只是连续出了霍光，刘病已，刘询将大汉从灭亡的边缘又给救了回来。

　　刘秀平定叛乱之后，又将地方统帅迁徙到别的郡。

　　后汉书对这次度田的结局评价为：自是牛马放牧不收，邑门不闭。

　　这不就是开元盛世路不拾遗的景象吗？

　　还有史学大家说什么只是迁徙，这是妥协。

　　这更是谬论了！

　　东汉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实边》中说：迁徙是比死刑还要可怕的刑罚。死刑不过是死一个人，但是迁徙失去钱财，失去土地，又水土不服，这和灭门没什么区别，很少有能活着的人。

　　“且夫士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

　　度田在东汉一直持续。

　　例如二十四孝中的江革就是因为度田时他的母亲年老，不想母亲晃动，于是亲自拉车，不用牛马，于是被乡里的百姓称为江巨孝。

　　汉明帝时，刘般上书说：地方上牛瘟，水灾，旱灾不断，耕地不断减少，但地方上小吏度田，却将那些不种的也算上。刘般请求将这种行为与夺田同罪。

　　又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敕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

　　这些都说明了东汉时，度田一直都在进行。

　　至于说，为什么到了三国时，豪强割据，邬堡遍地，地方上的大族都有私人部曲，原因再简单不过了！

　　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

　　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

　　政策都是要人来执行的。

　　如果官吏腐败，就算有再好的政策又有什么用？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整个地方基层已经被彻底的破坏。

　　用三国时豪强势力强大来否定东汉初期的度田，无疑是一种非常搞笑的观点。

　　没有一种政策可以执行上百年。

　　大英的搅屎棍战略除外。

　　俗话说：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侵占土地，隐匿人口对于地方大族来说是一种天然的渴望。

　　度田，清厘人口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却只是一项政治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代代都有英明神武的君主，才有可能将世家大族的欲望压制下去，否则地方豪族必定会侵占土地，隐匿人口。

　　当时有谚语道：

　　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

　　小民负县官不过身死，负兵家灭门殄世。

　　说白了便是县官不如现管，地方官员是有升迁的，他跟地方的关系不密切。

　　但豪强呢？

　　豪强几代的经营，地方小吏，其他豪强，或是联姻，或是结盟。

　　得罪县官大不了一走了之，县官还能灭族不成？

　　但得罪豪强，谁知道会不会走水了？

　　但由此认定官府拿地方豪强没办法，那就更是臆想了。

　　后世不少人看多了阶级叙事，下意识就觉得豪强们掌控了一切，土地，人口，还有私人部曲，简直强到不可战胜。

　　这种理论无疑是自相矛盾的。

　　豪强们要真这么强，那他们干嘛还关起门来做土皇帝？

　　直接杀上东京，占了那鸟位不行？

　　说白了就和景帝时，分封诸侯而少其力一样。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囚徒效应。

　　一个县内，称得上豪强的有十几家，你就算造反了，有几家会跟着你一起做这灭门的买卖？

　　大家当豪强是为了鱼肉地方，作威作福，造反可是灭九族的事啊！

　　领头的又是否会信任一同造反的？

　　他会不会是内奸，朝廷大军一到便立刻跳反？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的典故从何而来？

　　郑厉公想杀祭仲，于是跟雍纠密谋。

　　雍纠是祭仲的女婿，他打算在郊外宴请祭仲，然后杀掉自己的丈人。

　　这计划也还行，但被自己老婆雍姬知道了。

　　于是产生了一个千古难题：

　　是自己的爹重要，还是自己的老公重要？

　　雍姬选择了自己父亲。

　　于是雍纠被杀，郑厉公也算仗义。

　　他逃亡时竟然把雍纠的尸体也给带上马车。

　　在马车上，郑厉公对着雍纠的尸体恨铁不成钢的骂道：谋划大事还告诉妇人，死了活该！

　　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连枕边人都靠不住，何况是联姻？

　　好啊！

　　就算你成功的在一个县发动了叛乱，那大汉有多少个县呢？

　　1200个。

　　你不会觉得这一千两百个县的豪强都会配合你，一同发动叛乱把狗皇帝给推翻吧？

　　压根不可能。

　　你占领一个县，皇帝就派一个郡来围攻你。

　　你占领一个郡，朝廷就派一个州来围攻你。

　　你占领一个州，朝廷就派十三州来围攻你。

　　你....

　　陛下荣登大宝。

　　豪强真正难治在哪里？

　　他在精神上是杀不死的！

　　你可以用武力消灭一个豪强，但是过了二十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豪强。

　　如果一直有英明神武的帝王，那豪强就会不断处于旋起旋灭的状态。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豪强会一直出现。

　　就像《让子弹飞》中一样：

　　你杀死了一个黄四郎，麻匪们成了新的黄四郎。

　　但这并不意味着黄四郎是杀不死的。

　　或许，

　　每一个黄四郎都会迎来属于他的张牧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