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讲“君子和而不同”，但现实中，两个同样自信、同样坚守原则的君子，如果原则发生冲突，往往比小人与君子的斗争更惨烈。因为小人可以妥协、投机，而君子认为自己站在道义一边，绝不退让。就如前面有赵广汉、魏相，两人都是贤臣，最终却闹到你死我活。韩延寿以推行教化、爱民如子闻名，萧望之以刚正不阿、儒雅高洁著称，但恰恰是两个贤臣最后也斗得你死我活，成为最让人惋惜的一场内耗，这背后并非简单的忠奸对立，而是由几个深层原因导致的。
韩延寿是接替萧望之担任左冯翊，是手握实权的地方长官。萧望之则升任御史大夫，是整个国家的副丞相兼最高监察官，职责是“总领天下”，有权监察所有官员。有个名叫福的侍谒者向萧望之告发说：韩延寿在东郡太守任上，擅自发放、挥霍官府钱财一千多万钱。萧望之就找丞相丙吉商议，丙吉认为这些事发生在大赦之前，不必再追究。正好御史要去东郡检查工作，萧望之就让他们连韩延寿的事一起查。
说实话，萧望之查韩延寿是职责所在，但当韩延寿听到风声，他很不服。他认为自己动用钱财，都是为了百姓，为了地方治理，并无过错，而且他认为萧望之在左冯翊任上也不一定干净。于是他本能地动用自己地方长官的行政权进行自保反击，反过来查萧望之在左冯翊任上的问题。这是中央监察权与地方行政权的直接碰撞，这种制度性对立，遇上强势人物，必然擦出火花。
两人虽都是儒生出身，但风格迥异：韩延寿崇尚教化，重仪式感，做事高调、得民心。他在东郡搞军事演习、装饰车马、让士兵唱歌，虽然僭越，但目的是激励士气、彰显礼乐。他待人推心置腹，所以百姓愿意为他死。萧望之注重制度、法理、秩序，性格刚直、谨慎，甚至有些刻板。他眼里容不得沙子，更容不得韩延寿那种“逾制”行为。当他听说韩延寿私散官钱时，第一反应是必须查。两个都强势、都自尊、都觉得自己有理，谁都不肯示弱一步，矛盾就迅速升级。
先是韩延寿派人核查萧望之在左冯翊任上，发放廪lin牺官钱（祭祀用经费）100多万的事。廪牺署的官吏被严刑逼供，情急之下，被迫招认自己和萧望之合伙贪污。韩延寿于是上奏弹劾萧望之，还下令禁止萧望之进出殿门。这在皇帝看来，是地方官公然对抗中央、挾制大臣，非常犯忌。萧望之上奏申辩说：“我的职责是总管天下监察，听闻事情不敢不查，却被韩延寿挾制刁难。”宣帝认为韩延寿理亏，下令双方都彻底追查各自案件。这下两人从公事变成了互相构陷，一旦开始构陷就没有退路了，只能不死不休。在政治斗争里，一步踏错，就是死局。
追查的结果是：萧望之的贪污指控查无实据，而萧望之派去的御史把韩延寿在东郡的罪状全部查实：韩延寿在东郡搞军事演习，装饰战车，车上画有龙、虎、朱雀。他自己穿黄色细娟做的方领衣服，驾四匹马，车上插着羽毛伞盖，还有鼓车、歌车，功曹在前面引路，全都用四匹马。五骑一队，分左右两部，军假司马、千人举着旗帜站在车旁。歌者先在射室等候，看见韩延寿的车来了，就唱起楚地歌谣。韩延寿坐在射室，骑兵拿着戟在两旁台阶上列队站立，骑士们带着弓箭跟着，还让骑士表演戏车、弄马、盗骖等杂技。韩延寿又用官府的铜器，趁月食的时候铸造刀剑、钩子、剑环，模仿皇宫尚方署的做法。还挪用官府钱帛，私自役使吏员为自己服务，仅装饰车辆甲胄一项，就花费三百万钱以上。萧望之于是弹劾韩延寿大逆不道，又主动请求由第三方裁决，以证明自己没有私心。
汉宣帝是中兴之主，精明强干，最讨厌大臣结党或挑战权威。他一开始就认为韩延寿越权了，他把案子交给公卿讨论，众人都认为：韩延寿先前行为已经不合法度，后来又诬告执法大臣，想借此脱罪，狡猾无道。汉宣帝于是顺水推舟，韩延寿最终被判弃世。汉宣帝此举其实有杀一儆百的用意：任何地方官，哪怕再得民心，也不能对抗中央监察系统，更不能反过来挾制御史大夫。韩延寿的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触犯了皇权下的政治规矩，而非仅仅贪污或僭越。
韩延寿行刑当日，好几千名官员百姓为他送行，一直送到渭城，老老少少扶着刑车的车轱辘，争着给他敬酒，韩延寿不忍拒绝，挨个喝，前后竟然喝了一石多的酒，他让下属向送行的父老答谢说：“感谢大家从远处赶来相送，我韩延寿死了也没什么遗憾了！”百姓没有不痛哭流涕的。
韩延寿有三个儿子都是郎官，韩延寿临死前嘱咐儿子们不要再做官，以自己的遭遇为戒。他的儿子们听从他的遗言，都辞官不再从政。但韩延寿的孙子韩威，又重新做官，并官至将军。韩威也很有恩德信义，能安抚部众，部下都愿意为他拼死效力。然而韩威后来也因奢侈僭越罪被杀，这和韩延寿的风格一脉相承。
韩延寿、萧望之都是汉朝的贤臣名臣，最后却闹得你死我活的地步，这场“两贤相残”的历史悲剧，不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而是两个太有本事、太有性格的人，根本容不下彼此。韩延寿的悲剧在于：他确实是个好官，百姓爱戴他，但他太不守政治规矩，公然对抗御史大夫，还搞僭越排场，犯了帝王大忌。萧望之的悲剧在于：他虽然赢了这一局，但后来同样因为刚直、不懂妥协，被宦官陷害，被迫自杀。两位贤臣，最终都死于这个体制不允许“两个强人温和共存”的残酷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