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延寿为官，崇尚礼仪，喜好古制与教化，每到一处必聘请贤士，以礼相待，广泛听取建议，接纳谏言。同时倡导丧事从简，谦让遗产的民风，表彰孝悌与品行端正之人；他修建学校，春秋两季举行乡射礼，陈列钟鼓管弦，隆重地操办升降揖让的礼仪；在都试（地方军事演习）时讲习武艺，设置斧钺旌旗，练习射箭、驾车的技能；他修缮城郭，收取赋税总是事先公布日期，把按时集会当作一件大事，官吏百姓也都心怀敬畏，纷纷前往遵从；他又设置里正、伍长，让他们以身作则教育百姓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不准收留、包庇坏人。乡里阡陌间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官吏立刻就能得知，奸邪之人不敢进入他管辖的地界。刚开始这些措施好像很繁琐，但后来官吏不再有追捕盗贼的辛劳，百姓也没有遭受挨打受罚的忧患，大家都感到安适便利。

　　韩延寿对待下属恩泽深厚，同时也严格要求他们，如果有人欺骗辜负了他，韩延寿会十分痛心地自责：“难道是我对不起他，怎么会到这种地步？”下属听了都既伤心又后悔，有个县尉甚至因自责而自杀。还有一位门下掾也抹脖子自杀，幸亏被人救下，虽然保住了命，但哑了不能说话。韩延寿听说后，对着掾史们流泪哭泣，派医生给他医治，并免除他家的赋税。

　　有一次韩延寿外出，要上车时，一位管理车马的骑吏迟到了，他便让功曹去议定并把处罚结果上报给他。等他返回官府，一个门卒拦住了车子，希望韩延寿听他说说心里话，韩延寿停住车子，门卒说：“《孝经》中说‘用侍奉父亲的态度侍奉君主，敬意是相同的。所以侍奉母亲靠的是爱心，侍奉君主靠的是敬意，两者兼具的是侍奉父亲。’早上您准备驾车外出，逗留了很久还没走，那位骑吏的父亲来到府门前，不敢进去，骑吏听说了，急忙跑出去拜见父亲，恰巧这时您正好上车。他因为敬重父亲而受罚，岂不是有损于您大力推行的教化吗？”韩延寿在车上拱手作揖道：“如果没有你，我还不知道自己犯了错。”回到住所后，他再次召见了门卒。那位门卒本是个读书人，听说韩延寿贤明，只是没有机会自己引荐，所以才来当门卒，韩延寿于是重用了他。

　　韩延寿接受善言，听取劝谏，都是像这样的。他在东郡任职三年，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判决的案件大大减少，政绩在天下排名第一。

　　后来韩延寿调入京城代理左冯翊，一年后被正式任命。任职一年多，韩延寿一直不愿意外出巡视下属各县。下属官员多次建议他应该巡视郡内各地，视察民俗，考核地方官的政绩，韩延寿说：“各县都有贤明的县令、县长，又有督邮在下面督察，辨明善恶，我再去巡视没有益处，反而会增加各地的麻烦和负担。”下属官员又争辩说，正值春暖花开之际，应该到乡间巡视一下，以劝勉百姓耕种养蚕，韩延寿不得已，只好外出巡视。

　　巡视到高陵县，当地有兄弟两人因争田产来打官司，韩延寿非常痛心地说：“我有幸身居此位，作为全郡的表率，却没能宣导教化，以至于百姓有骨肉相争的诉讼，这既伤了风化，又让贤明的长官、啬夫、三老、孝悌蒙受耻辱。过错在于我这个左冯翊，应该退位让贤。”当天他便称病不再处理公务，把自己关在传舍的房间里，关上门阁闭门思过。这就是成语“闭门思过”的出处，原来是“闭阁思过”，后来通用为闭门思过。韩延寿不判是非，反而闭门思过。把矛盾上升为“使全郡蒙羞”的道德事件。而他以身作则，通过自省感化他人的道德力量是很可怕的。

　　这下整个县里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县令、县丞、啬夫、三老也都把自己关起来等待治罪。打官司双方的族人相互责备，那兄弟俩也深深自责，剔去头发，光着上身来谢罪，并表示愿意把田地让给对方，直到死也不敢再争。韩延寿听了大喜，这才开门请他们进来，备下酒肉与他们一起享用，并以此勉励告诫各乡部，要表彰劝导那些悔过从善的百姓。

　　之后，韩延寿重新出来处理公务，慰劳并感谢县令、县丞以下官员，引见并推荐他们。整个郡从此上下和睦，大家都相互传告勉励，再不敢违犯。韩延寿的恩德和信义遍及24个县，再也没有无端上访告状的百姓。他凭借极致的至诚之心，官吏和百姓都不忍心欺骗他。

　　韩延寿的治理本质是一种道德政治学，他靠人格与德行让百姓心悦诚服，用领导者的道德自省来倒逼全社会的自我净化。他给了当代管理者很大的启示：真诚的反省比完美的规则更有感染力～当管理者不把问题归咎于基层，往往能激发更强的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