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褒，字子渊，别号桐柏真人，蜀郡资中人（今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墨池坝），王褒幼时勤奋好学，门前有大小水池因王褒常年洗涤笔砚，池水变成墨色，墨池坝也因此得名。王褒才华横溢，说话饶有风趣。所做文章以阐明事理见长，音韵、对偶和谐，且较多地运用双声叠韵连绵词和叠音词，成为西汉文人中很有特色的作家，宣帝时文坛的领袖。王褒作品对后世，尤其是对六朝文学有巨大的影响。王褒写有《洞箫赋》等赋16篇，与扬雄并称“渊云”。
汉武帝在位54年，一改西汉前期的黄老无为而治，采用独尊儒术的积极政治策略，对外用兵，对内兴作，好大喜功，风气侈靡，固然成就了一代鼎盛辉煌，也为辞赋文学的创作繁荣提供了丰饶的土壤，但也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经济濒临崩溃的沉重代价。所以昭帝即位后，重新起用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辞赋相对沉寂了一个时期。到宣帝时，国家出现中兴景象，宣帝按照武帝朝旧例，召集儒生讲解《六经》，广泛听取意见，征召熟谙《楚辞》的九江人被公在宫中讲授，征召士人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在金马门待诏。神爵、五凤年间，天下富裕，百姓殷实，祥瑞多次显现。宣帝喜欢歌咏、诗歌，想振兴音律，招来懂得音乐、会弹奏雅乐的渤海人赵定、梁国人龚德，留在金马门任待诏。
益州刺史王襄得知王褒很有才学，就请他来成都写诗，王褒写下《中和》、《乐职》、《宣布》三首诗，再挑选歌手，配上音乐歌唱，热情歌颂了汉朝的繁荣昌盛。王襄又让王褒写颂词，王褒写了《四子讲德论》，大夸汉朝兴旺的国势，表达抵御外患，强盛国家的思想，抒发宽松柔和的政治气氛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见解。王襄向朝廷推荐王褒有过人之才，宣帝立即下令召见。
王褒进京之后，宣帝命他写一篇颂词，以昭显圣王获得贤臣。王褒写了《圣主得贤臣颂》，王褒以写马写出善御者六辔在手，操纵自如，意在用好御手驾驭骏马比喻圣主得贤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宣帝励精图治的景象。这篇文章是王褒散文的代表作，描述十分生动，音乐也颇为急促，使人如见其马，如闻其声。这篇文章深得汉宣帝的好感，任命他为待诏。
宣帝多次让王褒侍从，参加游猎，巡幸宫馆，让王褒等制作辞赋，按照文章等次赐给缣帛。谏言的大臣认为，这是沉溺于淫靡不急之事。宣帝答：“下下棋也很高雅啊！辞赋的上品与古诗的意义相同，次等的辞赋清新淡雅，令人赏心悦目。譬如刺绣女工有罗绮绉纱，音乐有郑、卫民歌，百姓用这些愉悦耳目，辞赋与这些相比，还有宣扬教化，达到讽谕的目的。多欣赏一些鸟兽草木，远胜过倡优博弈的游戏。”不久，宣帝提拔王褒为谏议大夫。
王褒是汉代最具文学情趣的赋家，擅长写咏物小赋，他的赋往往并不追求政治上的讽谕规诫，而是显现出唯美的辩丽可喜，娱悦耳目，有鸟兽草木多闻之观的纯文学属性，因此不符合当时儒家言志尚用的标准，但却更具有作为语言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价值。皇太子刘奭身体不好，郁郁寡欢，常忽忽善忘。宣帝让王褒到太子宫陪侍太子，王褒每天早晚为太子诵读诗文以及亲自创作的辞赋，一直到太子病愈才离开。刘奭喜欢王褒写的《甘泉》及《洞箫颂》，常让后宫贵人、侍从诵读这两篇作品。《洞箫赋》可以说是王褒美赋的代表作，应是现存最早的以音乐为题材的作品，不仅在当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更成为后人探索西汉音乐文化的重要窗口。也可以看出，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精神需求、美感享受也必定趋向更加多元化。
宣帝相信神仙术，有方士说益州有金马碧鸡等宝物，可以通过祭祀把它们招来。宣帝派王褒前往益州祭祀，不料王褒竟在途中染病去世，享年四十来岁。对王褒的过早离世，宣帝深感痛惜。
王褒还写有《僮约》，这是他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文章，记述的是王褒在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寓居成都一个叫杨慧的寡妇家里。杨氏有个名叫便了的奴隶，王褒经常指派他去买酒，便了怀疑他跟杨氏有暧昧关系，很不情愿为他跑腿。有一天，便了跑到主人的墓前倾诉不满。王褒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特意从杨氏手中买下便了为奴。为了让便了服服贴贴干活，王褒信笔写下了一篇长约600字、题为《僮约》的契约，列出了名目繁多的劳役项目和干活时间的安排，使便了从早到晚不得空闲。契约上繁重的活使便了难以负荷，他痛哭流涕向王褒求情说：“早知如此，情愿给你天天去买酒。”
这篇《僮约》从文辞的语气看来，不过是作者的消遣之作，文中不乏揶揄、幽默之句，但王褒就在这不经意中，为中国茶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僮约》中有这样的记载“脍鱼炮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烹茶尽具”意思为煎好茶并备好洁净的茶具；“武阳买茶”就是说要赶到邻县的武阳去买回茶叶。这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关于饮茶、买茶和种茶的记载。由这一记载可以知道，四川地区是全世界最早种茶和饮茶的地区，武阳（今四川彭山）是当时茶叶主产区和著名的茶叶市场。《僮约》比美国茶学权威威廉·乌克斯所著的《茶叶全书》早了整整五个世纪。此外，他所描述当时奴仆们的劳动生活，奴伴关系，是研究汉代四川社会情况的重要材料，可以让人从中了解到西汉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