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汉哀帝刚即位，成帝的外戚王氏家族尚未被压制，而哀帝的外戚丁氏、傅氏新得宠幸，尤其是傅太后骄横恣肆，想求封尊号。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坚持劝谏，争论很久，哀帝不得已，最终罢免了孔光和师丹，为傅太后加封尊号。哀帝虽然没有采纳李寻的建议，但还是采纳了他的一些言论，每当有异常事件就询问李寻。李寻的回答多次应验，被升为黄门侍郎。因李寻预言将有水灾，哀帝便任命他为骑都尉，负责监督治理河堤。

　　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伪造《天宫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宣扬汉朝气数将尽，需要重新接受天命，并自称天帝派赤精子下凡传道给自己，甘忠可又传授给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人。中垒校尉刘向弹劾甘忠可假借鬼神欺君惑众，甘忠可被逮捕入狱，在狱中病死。夏贺良等弟子被定为不敬罪，但后来他们又私下互相传授这套学说。

　　哀帝即位后，司隶校尉解光因为通晓经书，又懂得灾异得到宠信。解光上奏说明夏贺良等人藏有甘忠可的书，这件事交给奉车都尉刘歆审理，刘歆认为这些书与《五经》不符，不能施行。解光认为，刘歆的父亲刘向曾上奏弹劾甘忠可，刘歆怎么可能赞同这套学说。李寻也喜欢这套学说，时任长安令的郭昌便劝李寻应该帮助夏贺良等人。于是李寻向哀帝报告，夏贺良等人都被安排在黄门等候诏命，哀帝多次召见他们。

　　夏贺良等人陈述说：“汉朝的历运正当中衰之时，应当重新接受天命。成帝没有顺应天命，所以断了继承人。如今陛下长期患病，灾异现象多次出现，这是上天在谴责警告世人。应该赶紧改年号、改称号，这样才能延年益寿，生下皇子，灾异才能平息。如果得到了天命之道却不去施行，灾祸就要降临，甚至会死亡，不久就会有洪水爆发、火灾燃起，百姓将陷于水火。”

　　哀帝长期卧病在床，觉得他们的建议或许对自己有益，于是听从了夏贺良等人的主张，下诏给丞相和御史大夫：将年号“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年”。太初二字代表宇宙的开端、天地分化的初始。此前汉武帝的第一个年号就是“太初”，曾改历法，定太初历。哀帝沿用此名，寓意汉朝的气运要像“太初”那样从头算起，回到一个全新的天命周期。“元年”表示纪年归零重启；将帝号改为“陈圣刘太平皇帝”，“陈”可理解为“宣扬”“陈明”，意在昭告天下自己是受命之君。“圣刘”强调刘氏皇族具有神圣血统，是上天选定的“圣”姓，以此巩固哀帝作为合法受命者的身份，哀帝希望改号后将带来天下太平，灾异消弭；还有改时间，将计时漏刻从一百刻改为一百二十刻。增加刻数，象征延长天数、延长国运和皇帝寿命。古人认为时间计量单位与气运长短相关，刻数增多，意味着一日变“长”，从而向上天争取更多年岁。

　　过了一个月，哀帝的病情越发沉重，夏贺良等人又想胡乱变更政事，大臣们争论认为不能答应。夏贺良等人又上奏说，大臣们都不懂天命，应该罢免丞相和御史大夫，让解光、李寻辅佐朝政。哀帝也意识到夏贺良等人的话不可能应验，反而因为折腾百姓，引发了更大的动荡，于是将夏贺良等人交给官吏处置，并下诏取消先前的诏书，恢复旧制。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莫如及御史中丞、廷尉共同审理，判处夏贺良等人用旁门左道颠覆国家，扰乱朝纲，欺君罔上，犯下大逆罪，夏贺良等人全部被处死，李寻和解光减死罪一等，被流放到敦煌郡，最终下落不明。

　　班固评论：能够深入阐明神明之道、贯通天人关系的，没有比《周易》《春秋》更精深的了。即便如此，子贡尚且说过：“夫子关于文献礼制的学问我们可以听到，但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我们却听不到。”这说明天道精微，本就难言。汉朝建立以来，推演阴阳、谈论灾异的人：汉武帝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汉昭帝、汉宣帝时有眭孟、夏侯胜；汉元帝、汉成帝时有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汉哀帝、汉平帝时有李寻、田终术。这些人都是向当朝君主进言献策、事迹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考察他们所说的内容，大体上都有那么一点道理。他们假托经义，借助各种现象类比推论，有的难免像孔子说的那样“靠猜测常常猜中”。但董仲舒被下狱，夏侯胜被囚禁，眭孟被诛杀，李寻被流放，京房不衡量自己的深浅，用偏激直言讥讽朝政，与权臣结怨，罪责很快就降临到自己身上，又因为行事不缜密而断送性命，实在可悲！这都是后世研习此道、借天道干政的读书人，最深刻的警戒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