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辅也是西汉末年敢言直谏的标志性人物，他以冒死谏阻立赵飞燕为皇后留名青史。虽然他受了刑罚，但他获得了道德上的完胜，保全了性命和名节，得以善终，与诸葛丰留下道德污点形成鲜明对比。

　　刘辅是西汉宗室，河间献王刘德之后。他被举荐为孝廉，出任襄贲县县令。曾上书朝廷评议朝政利弊得失，汉成帝召见了他，赏识他的才干，将他从县令直接破格提拔为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可出入皇宫）。恰逢汉成帝打算册封赵飞燕为皇后，先行下诏加封赵飞燕的父亲赵临为列侯。刘辅上书进谏说：

　　“臣听说，上天要赐福给谁，一定会显示祥瑞；上天要反对谁，一定会降下灾异。这是神明的应验，自然的征兆。当年武王、周公顺应天地，故而有白鱼入王舟、火焰变乌鸦的吉祥征兆，但武王君臣仍然诚惶诚恐，相互提醒，何况到了如今这个衰微的时代。皇室没能迎来子嗣绵延的福运，还屡次遭遇上天震怒降下的灾异！就算陛下日夜反省，改过自新，敬畏天命，为传继祖宗基业，挑选德高望重的家族，占卜迎娶窈窕淑女来继承宗庙，顺应神灵心意，满足天下人的期望，这般求取子孙福祚，恐怕都嫌太迟了。可是如今陛下放纵私欲，沉迷于一个卑贱女子的女色，还想让这样的女子母仪天下，对上天不敬畏，对百姓不愧疚，没有比这更昏聩胡涂的事了。俗话说：‘朽木不能当柱子，卑贱的人不能做主人。’上天和百姓都不认可的人，一定会招来灾祸而不是福祉。这连老百姓都懂得的道理，可朝廷上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讲话，臣为此痛心。臣凭借宗室同姓的身份被提拔，如果只拿俸禄而不尽忠，就玷污了谏争之臣的职责，所以不敢不拼死进言，请陛下明察。”

　　刘辅的这份上书非常直白，几乎是把汉成帝按在地上骂，而且骂得逻辑清晰，证据确凿，毫无回旋余地。汉成帝看完之后气坏了，但又不好声张，于是他没有走正常程序（如交廷尉审理），而是直接派侍御史把刘辅抓进了掖庭的秘密监狱。掖庭是后宫区域，掖庭秘密监狱不受正常司法程序监督，成帝之所以把刘辅关在这里，就是为了不让群臣知道他被捕的原因，避免引发更大争议，也剥夺了刘辅获得公论辩护的机会。果然满朝文武只知道刘辅被抓，但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一时间都莫名其妙。

　　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师丹、太中大夫谷永联合上书说：“臣等听说，圣明的君主都会秉持包容豁达的胸襟听取意见，尊崇敢于直言劝谏的官员，拓宽忠臣直士进言的渠道，不会惩处耿直偏激的言论。如此一来，文武百官才能安心履职，尽心献上忠心与谋略，不必担心招来灾祸；朝堂之内也就不会有谄媚逢迎之辈，君主也不会出现违背道义的过失。我们注意到谏大夫刘辅，先前只是一介县令，被君主召见后得到赏识，被破格提拔为谏大夫，想必他当初的言论必定见解独到、恳切中肯，合乎陛下心意，才能够获得这般擢升。可短短十几天光景，他就被逮捕关进深宫秘密监狱。

　　臣等愚钝，认为刘辅身为皇室宗亲，又处在谏臣的位置上，而且他刚从地方提拔到京城，不了解朝廷的规矩，无意间触犯忌讳，算不上深重罪责。如果是小过错，应该包容忍让；如果真有大罪，也应该交给司法官员，让众人一起审理。当年赵简子杀了他手下的大夫鸣犊，孔子已经走到黄河边，却掉头离开，不肯去晋国。如今上天的心意尚未和悦，灾异屡次降临，水灾旱灾接连不断。在这种时候，本应该广开言路，褒奖直言大臣，可陛下以这种粗暴的方式惩治谏诤之臣，这会让天下人震惊，让忠直之士寒心。假如刘辅并非因为谏诤获罪，犯了什么罪又不公开，这件事也没法向天下百姓交代。刘辅是同姓宗亲近臣，原本就是因为敢于进言才被重用的。从治理宗亲、培养忠良的角度来说，实在不应该把他秘密关押在掖庭监狱里。

　　自公卿以下的一众臣子，看到陛下当初提拔刘辅那么快，如今打击伤害他又这么猛烈，人人都会产生恐惧之心，精锐之气消磨殆尽，没有人再敢尽忠职守，直言规劝。这绝非效仿虞舜广纳谏言、弘扬仁德美名的做法。臣等私下深感痛心，恳请陛下留意省察。”

　　这份联名上书可以说是一次极高明、既救了人又守住原则的政治操作，与刘辅的上书形成鲜明对比。刘辅的上书是刚烈的道德批判，把皇帝逼到墙角；而这份上书是周密的利益分析，皇帝更能听进去。成帝最终将刘辅转交少府昭狱，减死罪一等，判处鬼薪刑（为宗庙采供柴薪三年的刑罚），保住了刘辅的性命，刘辅后来在家善终。联合上书中提出的“公开审判；不能秘密关押谏臣”这些原则被正式提出，为后来的谏官留下了法理依据。刘辅的上书代表道德勇气，四人联合上书代表政治智慧。这正是西汉后期外戚专权、皇权膨胀的背景下，士大夫群体在制度框架内进行有效抗争的一个典型案例。它告诉我们：光有正气不够，还要有策略。四人联名上书，堪称古代“程序正义”抗争的教科书式操作。

　　总之，刘辅是一位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臣气节发挥到极致的典范。他的悲剧不是个人道德污点导致的，而是君主专制下忠言逆耳的必然代价。他正是那种“以一人之危言，换万世之清明”的纯粹谏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