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岁入学，从学前班算起，读到初二下学期辍学，前后一共八年半。就这样，我虚岁十四，早早踏入了社会。

　　农忙时节，跟着父母下地干农活；闲下来，就随父母去邻村打零工。帮人家掰玉米，一天二十五块。也去挖三七，这是南云大面积种植的中药材，按收成算工钱，多劳多得，两块钱一公斤。三七质地很轻，一小时能挖一斤，都算手脚麻利。

　　实在没活可做，就上山挖山药、何首乌、仙茅这类野生药材。只要能挣钱，什么苦活都肯干，只是常年劳作，格外熬人。

　　山里草木幽深，总能撞见各种各样的蛇虫。我最怕这类节肢小东西，不光是怕，更多是从心底觉得膈应，就连夜里做梦梦到，都能被吓醒。

　　就这样浑浑噩噩，在家闲散晃荡了一年多。

　　2011年刚过完春节，村里开来一辆大巴，说是岭南的老板下乡招工，由村里一户人家的远亲牵线引荐。去往外地的路费由老板先行垫付，干满两个月，再从工资里抵扣。

　　山里的年轻人早就想外出打拼，可靠着家里几亩薄田，一年到头除去化肥、农药的开销，手里剩不下几个钱，真要是生个病，连住院的费用都凑不齐。

　　一听有这样的机会，村里年轻劳力纷纷收拾行李，争先恐后上了车。

　　如今交通越来越便利，信息也越发畅通，山里年轻人的文化程度也比老一辈高。与其困在老家守着一亩三分地熬日子，不如出门进厂打工，踏实肯干，每个月都能拿到现钱。

　　我也跟着三叔一行人上了车。出发那天，爷爷奶奶、爸妈还有姑姑都来送行，一遍遍叮嘱我，在外要听三叔三婶的话，好好上班、踏实挣钱。

　　那时的我，对外面的花花世界满心憧憬，家人的再三嘱咐，我也只是随口应和。

　　我们先到南云省会春城，第二天转车去往岭南，一路辗转，整整三天才抵达目的地惠城。

　　沿途一路车水马龙，低空不时有飞机掠过，满眼都是从未见过的繁华景象。这和山里老家的生活截然不同，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车辆、这么大的飞机，心里满是新奇。

　　老板安排好宿舍，第二天我们就正式上岗。

　　那是一家塑胶制品厂，主要生产一次性刀、叉、勺这类餐具。一天工钱四十五块，一个月也就一千二左右。

　　起初大家都安分守己踏实干活。干了四五个月，才从部门主管口中得知，我们这批人只是临时工，带我们过来的，其实是中介老板。

　　后来听说，转成正式工每月能拿到一千八左右，落差之下，包括我在内，大部分人心里都很不平衡。

　　没多久，就有人以家里有事为由申请辞职。凡事只要有人带头，很快就有人跟风，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

　　工人都走光了，工厂也就没人干活。老板为了自身利益，毫无理由地把所有人的辞职申请都驳回了。

　　到最后甚至放了狠话：“想辞职可以，工资一分没有。要走我不拦着，随时可以卷铺盖走人。”

　　这话一出，原本蠢蠢欲动的人都安分下来，只能继续上班干活，没人愿意跟自己的血汗钱置气。

　　大家也只能自认吃亏。我们文化程度不高，又身在异乡人生地不熟，贸然离开，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去处。况且老板也承诺，年底结清工资，放我们回家过年。

　　那年我十六岁，正处在叛逆期，总觉得临时工的身份不上台面。既然主动辞职不行，那干脆让工厂把我开除算了。

　　打定主意后，我开始我行我素。隔三差五旷工，就算上班，躲去厕所一待就是半个钟头。

　　没过多久，我果真被厂里开除了。去结工资时，中介老板却说我的工资已经扣光，旷工一天要抵扣三天工钱。

　　我不服：“就算这个月扣完了，上个月的总该还有吧？”

　　二老板狠狠瞪着我，语气蛮横：“好好上班你不听，现在知道要工资了？我说没有就没有，再敢多嘴，信不信我收拾你。”

　　那一刻我心里又慌又怕。平日里二老板总光着膀子在宿舍楼闲逛，满身纹身看着格外唬人，像极了港片里街头斗殴的古惑仔。

　　我心里憋屈，只想一走了之。可摸了摸口袋，只有百来块零钱，身份证也不在自己手里，孤身一人，根本不知道该去往何处。

　　这事是我自己犯浑，也不敢跟三叔坦白。思来想去，只能为自己的任性买单，只怪自己太年少、太天真。

　　我满心烦闷，在宿舍躺了整整一天。第二天，中介老板主动来找我谈话，问我年纪多大，我老实回答：“十六岁。”

　　他又问：“是不是不想在这里干了？”

　　我低声应了一声。

　　他缓了语气劝我：“你年纪还小，又没成年，出去很难找工作，正规工厂都不敢收童工。你要是实在不想待在这，我给你五百块补偿，再帮你安排换一家工厂，怎么样？”

　　我当时正一筹莫展，听他这么说，觉得这话也有几分道理。

　　既不想给三叔添麻烦，总不能流落街头。索性见好就收，先安稳熬过这一年再说。

　　就这样，我被安排进了同一家中介签约的电子厂。往后的日子便是宿舍、食堂、流水线三点一线，日子过得平淡乏味。

　　直到某天，同村的马信给我发消息，说上班时不小心伤了手，正在滨水镇第二医院住院，让我有空过去聚聚，也好久没见了。

　　我孤身在外，本就有些孤单，便找流水线组长请了假，坐公交去往滨水镇。

　　走到一处购物广场对面，路边坐着好几个算命的老人。一时好奇，我找了一位老大爷算了一卦。

　　姻缘、事业说了一大堆，如今大多都记不清了，唯独一句印象很深：三十岁之后会遇上贵人，事业迎来转机。

　　算命之说，谈不上深信不疑，就当一桩闲趣听听便罢。

　　到了第二人民医院，顺着楼道标识，我找到外科住院部马信的病房。

　　马信看见我，一下子愣住了。

　　一身黑衣黑裤黑鞋，黑色爆炸头挑着一撮鲜红刘海，耳朵四个耳钉，外加鼻钉、唇钉，模样格外张扬。

　　他迟疑着问：“你是小洛？”

　　我笑着应声：“怎么，不像吗？”

　　马信皱眉：“怎么打扮成这副样子了？”

　　我随口回道：“大街上到处都是我这样的，这样不也挺好？”

　　嘴上说得轻松，心里却另有想法：孤身在外无依无靠，想不被人欺负，就得学会伪装自己。摆出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能省去不少无端的麻烦。

　　马信无奈摇头：“你喜欢就好，就是看着有点吓人，还透着一股傻气。既然来了，咱哥俩下楼找个地方喝两杯。”

　　进了电梯，我问他：“你手伤得不轻，还在住院，能喝酒吗？”

　　他淡淡说道：“小拇指断了一节，已经结痂愈合，只是不能吃葱姜蒜，少喝两杯应该不碍事。”

　　我俩找了一家川菜馆，点了几个小菜，各自喝了一瓶啤酒。聊着厂里的琐事，还有各自遇到的人和趣事。

　　酒足饭饱，在街上边走边逛。望着眼前林立的高楼，忽然觉得，我们这些外出打工的底层人，就像游走在钢铁森林里的蝼蚁，渺小又无力。

　　抽完一包烟，便和马信道别。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分开，一晃就是九年。

　　我和马信平日里其实算不上投缘。他比我大三岁，先天腿脚有残疾，性子难免有些暴躁。或许都是异乡漂泊的同乡，才多了几分邻里间的情谊。

　　回到工厂，依旧重复着一成不变的流水线生活。

　　人一旦闲下来，思绪就容易天马行空。某天忽然想起算命先生的话，又隐约记起母亲曾经跟我说过的一件往事。

　　母亲原话是：“你两岁那年身子特别弱，隔三差五就要住院。我去找白马仙算了一卦，人家说，只怕你十八岁那年，咱们家留不住你。”

　　想起这话，只觉得荒唐可笑，只当是无稽之谈。

　　好不容易熬到年底，结清工资回家过年。离开待了一年的工厂，心里莫名有些复杂，这座陌生的小城，竟生出了几分他乡似故乡的错觉。

　　在外奔波劳累时，总想念老家的清闲；真回到老家无所事事，又惦记着外出打工的日子。人，大抵都是这般矛盾。

　　2012年春节刚过，我就匆匆动身再赴岭南，目的地是逸仙市阜沙镇上南工业区。那边有几位远亲，爸妈特意叮嘱我投奔过去，也好有个照应。

　　我在阜沙镇一待就是三年多，期间只在2013年回过一次老家办理身份证，之后便常年在外，再没返乡。

　　年满十八岁之后，找工作方便了许多。哪里工资高就往哪里去，只要踏实肯干、安分守己，带上身份证和一双手，不愁没活干。那几年，一年换两三家工厂，都是常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