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港笼罩在铁灰色的薄雾中，没有航船，没有车流，甚至没有往日起降的频繁航班轰鸣声，只有海浪拍打空荡码头的喧哗。

　　直到探照灯的光束刺破黑暗，悉尼歌剧院前广场上临时搭建的讲台才为游荡的人们所看见。澳大利亚主席凯文·班克斯站在话筒前，身后贝壳状屋顶的轮廓沉在阴影里，更远处，悉尼海港大桥的钢铁构架宛如巨兽骨骸。

　　人群中，星野苍介看了眼新手机显示的时间：5时17分，他原本随身携带的那个在深海中不幸损坏了。

　　凯文·班克斯，四十六岁，过去八个小时在他脸上刻下了比执政三年更深的皱纹。他年轻时在南澳矿山和码头工会干过好几类活计，一个地方待腻了就去外地换一份工作，直到结婚后才真正在悉尼扎根。

　　此刻，他穿着一件深蓝色工装衬衫，外面套着略显紧绷的防弹背心——这是另外几位高层坚持要他穿上的。

　　这位即将向全国发言的男人银白色短发被海风抓乱，有几缕沾在汗湿的额头，他的颧骨高耸，下巴硬朗的线条也曾得到过工友的称赞，说那是比大卫更硬汉的表现，他还特地确认过，那位颇有艺术家风度的工友说的是济安.贝尼尼雕塑的大卫。

　　最慑人的是那双眼睛：一种被烈日和斗争淬炼过的钢蓝色，此刻因极度疲惫而充血，却燃烧着近乎偏执的坚定。他双手撑在简陋的金属讲台上，指关节嶙峋突出。讲台上没有提词器和稿纸，只有一本翻旧的《澳大利亚工党章程》。

　　两名佩戴“ADF-MOC”（澳大利亚国防军魔法对策部队）臂章的人员站在他身前稍远位置，神情凝重，更外侧才是迷茫的悉尼居民，他们有的为了自己远方的家人朋友低声抽泣着；有的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恨，朝着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怒目而视；更多的人目光中饱含渴盼，他们迫切希望凯文.班克斯能够给出一个指引他们如何继续生活的方案。

　　凯文.班克斯向前倾身，嘴唇几乎贴上麦克风，他的声音通过全国尚能运行的老旧调频广播网和社区大喇叭，传向这个仿佛被世界抛弃的大陆。

　　“澳大利亚的同胞们，同志们：

　　我是凯文·班克斯。

　　我站在这里，站在我们三年前宣告新生的港口。但今天，没有礼炮，没有欢呼，只有我和你们，以及这片笼罩我们的无形壁障。

　　从昨日晚间九点的那一刻起，发生了一件我们无法用现有科学解释的事：我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被切断了，不是封锁，不是干扰，而是像从地图上被精准擦除。

　　我们的卫星理论上应该还在运行——但我们收不到它们的信号，也发不出指令。我们的手机成了废铁，互联网变成空洞的概念，所有依赖外部信号的系统：GPS、金融网络、国际物流追踪……甚至于部分地区的电力系统全部失灵。飞机无法导航，货轮找不到港口，连金融市场那个虚拟的数字世界，也瞬间归零。

　　但抬头看，星空没有变。南十字星还在老位置，银河依然横跨天际。这说明什么？不是宇宙抛弃了我们。是某种力量，在我们和外部世界之间，竖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墙。

　　我们被留在了这里。留在了这片大陆上，留在了我们自己建造的一切之中，也留在了我们自己的问题面前。”

　　说到这里，凯文.班克斯停顿了一下，他在观察台下众人的反应，也在给全国所有听众留下思考的时间。

　　“啧，曾经爱出风头的码头搬运工还是那么能言善辩。”

　　星野苍介身后，安德鲁.D.霍尔打开折扇，小声点评道。

　　“现场除了那两位以外似乎并没有像样的安保力量，”星野苍介打了个哈欠，又后退几步和霍尔博士肩并肩：“你们真的能安心吗？”

　　“伊莱贾·沃德，智能监控中心主管，以太场强度为天枢境甲阶（9.1），”霍尔指了指左边那个下颌方正、有着灰蓝色眼睛以及银灰短发的白人男性，说罢他又指向右侧皮肤深褐色、黑色卷发编成战争发辫的土著男性：“还有心理战分队的最高领导者贾拉卡·尤伦，以太场强度也是天枢境甲阶（9.1），要是他们俩合力都挡不住袭击者多久的话，凯文干脆永远别露面算了。”

　　“我知道你们中不少人产生了恐惧的情绪，当超市货架开始变空，当加油站挂出“售罄”的牌子，当医院报告药物库存只够维持两周，担忧未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同志们，听我说：

　　我们不是第一次被抛弃，也不是第一次必须靠自己活下去。

　　三年前，我们选择走自己的道路，不是为了在风平浪静时扬帆，在惊涛骇浪中弃船。我们坚信携手同心、共度时艰的力量，恰恰是为了应对这样的时刻——当困境来临，我们更要握紧彼此的手，而非将他人推向深渊。

　　因此，依据相关法律和赋予的使命，我宣布以下《国家生存与重建指令（第一号）》：

　　第一，建立临时统筹与社区互助体系。

　　从今天起，全国将以街道、社区为基础单元，实施必要的物资管理与分配。每个社区将由信赖的成员——包括志愿者、有经验的人士和居民代表——共同组成“社区互助会”。它的职责是维系基本秩序、统筹本地资源、确保信息畅通，并保护每一位遵守共同准则的居民。对于任何伤害社区集体生存利益的行为，互助会将予以坚决制止。

　　第二，生活必需资源将进行统一协调。

　　当前形势下，为确保全体国民的生命安全与基本生存，我们将对全国范围内的关键物资节点——如食品水源、医疗物资、能源设施等——进行统一的清点与调配。目标是将每一份资源，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老人、孩子、病患以及其他有紧急需要的同胞，将获得优先关照。详细的执行方案将很快通过各类方式告知大家。

　　第三，全力保障基本能源与生产。

　　外部供应链的中断不得不使我们更加依靠脚下这片土地，我们将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土可得的能源，并集中力量，将有限的电力优先用于维持医疗救护、洁净水供应、基本药物和食品的生产。我们需要每一位工程师、技术工人和劳动者的智慧与双手，你们是撑起这片天空的支柱。

　　第四，知识共享，信息互通。

　　所有仍能运转的广播、公告栏，乃至口耳相传，都将成为传递生存希望的纽带。我们需要分享最重要的信息：哪里能找到安全的饮水，哪个街区急需医护人员，如何利用身边材料应对短缺。请学者、教师和所有有专长的人，走进人群，用明白易懂的语言，讲解我们面临的状况，传授切实可行的自救知识。在至暗时刻，清醒的认知与有效的信息，本身就是生命的光。

　　第五，我们是谁？

　　我们是工人、农民、教师、护士、渔民、牧民……三年前，我们把这个国家从伦敦金融城的账本里夺回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国家从湮灭的边缘拉回来。

　　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知道怎么挖矿，知道怎么种小麦，知道怎么修理拖拉机，知道怎么在旱灾里找到水，知道怎么在孤立无援时信任左边和右边的人。

　　我们的家园并非依据某个完美的图纸建造而成，当过往的秩序成为历史，我们依靠的是共同的智慧、勤恳的双手，以及在艰难时刻彼此传递的温暖，一点一点将它重塑。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共同书写它的故事。

　　未来几周甚至几月几年会很难。我们会饿肚子，会受伤，会失去所爱之人。我们可能会争吵，会绝望，会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

　　我也曾不止一次在灾难面前自我怀疑，但这一次，当我怀疑时，我会想起三年前，我们站在这里，告诉世界：“澳大利亚属于澳大利亚人。”

　　今天，我们要把这句话，说给我们自己听。

　　这个世界可能忘记了我们。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自己是谁。

　　来自陈旧英联邦的流放者、东南亚各个独立国家的汉人移民、澳大利亚本地诸多部族的成员们，三条支撑柱虽长短不一，却足以撑起一个强大的国家。

　　我们不是旧殖民地的遗孤，不是往昔帝国棋盘上的卒子，不是世界角落被所谓“文明社会”遗忘的弃儿，我们是南十字星下，自己土地的主人。

　　现在，主人有能力拯救自己的家园。

　　放下恐惧，拿起工具，找到你的邻居，加入你的社区委员会。

　　从今天的日出开始，我们不再等待救援，就像谚语所说的那样，天助自助者，我们就是救援本身。

　　太阳就要升起了，在那之前，我们可以点亮自己的光。”

　　凯文没有鞠躬，也没有挥手，星野苍介能感觉到，对方走下台前特意看了一眼自己和霍尔博士所在的位置。

　　“这个时候也差不多了。”安德鲁.D.霍尔示意星野苍介看向周围的照明设施。

　　就在霍尔博士这番话后数秒，悉尼歌剧院周边瞬间恍如白昼。

　　……

　　堪培拉，格里芬湖以北的临时安置区。

　　蓬松茶色长发的高挑少女靠着褪色的集装箱板房外墙，双手抱胸，一动不动地听完了凯文方才的发言。

　　这里曾是某个博览会的备用停车场，现在挤满了军用帐篷、移动厕所和表情比帐篷布料更僵硬的人群。空气里有消毒水、快餐香气和隐隐的土腥味。远处，国会三角区的建筑轮廓在低矮的云层下显得异常渺小，仿佛儿童遗忘在沙滩上的积木。

　　“临时外出许可”是一张塑封的硬卡，印着CSIRO的徽章和一个手写的编号，墨迹微微晕染开来。申请过程简单得让她想笑——完成学园都市与澳大利亚合作研究项目的她正准备找几个景点逛一逛，顺便去商场给Item的几个下属带点伴手礼，谁料出了如此之大的变故。

　　她在临时设立的“外籍人员登记处”排了十五分钟的长队，填了张表，那个眼圈乌青的年轻文员甚至没抬头仔细核对她的脸，只是机械地盖章、递卡，用沙哑的声音说：“活动范围限堪培拉城区，日落前返回。如有紧急征召，必须服从。”

　　回不去了。

　　这个认知并非此刻才出现。从“隔绝”发生后的第二个小时，当所有卫星电话和加密线路只剩下无意义的杂音时，它就像一枚冰冷的铆钉，凿进了麦野沈利的意识里。但直到此刻，站在这个弥漫着末世营地气息的广场上，看着那些用茫然眼神交换罐头食物的人们，她才真正开始思考这个句子的重量。

　　回不了学园都市的人生。

　　不需要继续进行暗部成员的工作，也没有相关研究机构主导的定期评估活动，那些藏在别人温和笑容后的算计与恐惧她好像暂时也用不着面对了。“麦野沈利”这个名字背后，那个庞大而扭曲的“学园都市超能力开发计划”赋予她的全部意义——作为小白鼠、作为兵器、作为数据的意义，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风化。

　　麦野沈利离开墙边，漫无目的地沿着临时划出的通道行走。通道两旁，有人在用简易炉灶加热食物，有人沉默地缝补衣物，几个孩子追逐着一个瘪了的皮球，笑声短促而尖锐，很快被大人低声喝止。

　　这一切都与她隔着一层透明的膜。

　　她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会置身于这种为了最基本生存而挣扎的图景，她从前的生活与为柴米油盐奔波的日子格格不入。

　　我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她突然想起垣根帝督。那个总是一副俯瞰众生姿态的第二位。他现在在哪里？他是否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还是说，他那份令人作呕的傲慢，足以让他相信自己即使在这种境地下依然是被众人关注的中心？

　　麦野沈利停下脚步。那几个孩子又把皮球踢到了她脚边。瘪气的皮球滚过粗砺的地面，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停在她锃亮的短靴鞋尖前。

　　一个约莫六七岁、脸上沾着灰尘的小男孩怯生生地抬头望着她。他身后的母亲正忙着搅动锅里的汤，只是匆匆往这边瞥了一眼，眼神里满是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那是对陌生人的警惕，尤其是一个衣着整洁、气质与周遭格格不入的陌生人。

　　她什么都没做。

　　孩子等了几秒，见这个漂亮的大姐姐没有反应，便鼓起勇气小跑过来，弯下腰捡起皮球，抱着跑开了。跑开前，他又回头看了她一眼，那眼神干净得让麦野沈利感到一阵轻微的刺痛。

　　一阵突兀的、尖锐的哭喊声从安置区另一头传来，打断了她的思绪。是女人的声音，带着濒临崩溃的绝望。紧接着是几声男人的呵斥，语气粗暴。

　　她朝声音来源走去，步伐不紧不慢，茶色的长发在带着尘土气息的微风里轻轻拂动。

　　不远处，人群已经围成了一个松散的圈。圈中心，一个瘦削的中年妇女正死死抱着一个半空的帆布背包，背包的带子被一个身材壮实、穿着皱巴巴工装裤的男人拽在手里。女人脸上有泪痕，更多的是愤怒和一种豁出去的凶狠。“这是我孩子的药！他有哮喘！你们不能拿走！”她的声音嘶哑。

　　男人旁边还有两个同伴，都面色不善。其中一个啐了一口：“放屁！谁知道里面是什么！规定说了，药品统一分配！谁知道你是不是藏了别的？”

　　“我有证明！医生开的！”女人试图从口袋里掏什么，但抱着背包的手一松，男人立刻用力一扯，背包脱手。女人尖叫着扑上去，被男人的同伴粗暴地推开，踉跄着几乎摔倒。

　　围观的人群窃窃私语，有人面露不忍，但更多的人别开了脸，或下意识地抱紧了自己的随身物品。负责维持秩序的几名士兵正在营地另一头处理别的纠纷，他们暂时没注意到这边。

　　麦野沈利站在人群边缘，冷眼旁观，她看到了女人眼中真切的恐惧，也看到了那几个男人眼中毫不掩饰的贪婪。规则在崩塌，秩序在重塑的阵痛中，最先冒头的总是这些蛆虫。学园都市的无能力者武装集团里，这种人她见得多了，通常活不过三次作战。

　　男人的手已经探进了帆布背包，掏出了几个药瓶和一个硬纸盒。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但下一秒，那神色凝固了。

　　他脚边的土地被钻出一条沟壑，刺鼻的烧焦味道弥漫开来，药瓶与纸盒落在地上。

　　男人愣住了，他的同伴也愣住了。女人忘记了哭泣，呆呆地看着地上那一小片焦土。

　　麦野沈利轻轻拍了拍手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动作优雅得像是在拂去一片花瓣。她越过呆若木鸡的男人们，走到女人面前，俯身，捡起那个空了的帆布背包，将散落的药品放入其中，又拍了拍上面的尘土，递还给还在发懵的女人。

　　“下次，”麦野沈利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了现场的寂静，带着一种惯有的、居高临下的冷淡，“把药贴身放好。”

　　说完，她转身，目光扫过那三个男人。没有多余的表情，没有威胁的言语，甚至没有动用任何明显的能力威压。但就是那一眼，冰冷、平静，如同手术刀划过皮肤，让三个欺软怕硬的壮汉瞬间如坠冰窟，脊椎发寒，不约而同地后退了半步。

　　她拨开人群，走了出去。身后的窃窃私语变成了压抑的惊呼和更低的议论。她不在乎。那个女人的感谢，那几个抢劫犯的恐惧，围观者的复杂目光，她统统不在乎。

　　但当她重新走到空旷些的地方，看着远处山峦模糊的轮廓时，一种极其陌生而细微的感觉，像一根极细的冰针，轻轻刺了她一下。

　　她刚才做了什么？

　　并非属于执行任务、清除目标亦或是利益交换的范畴，她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甚至未必真正称得上“好”的事，仅仅是阻止了一次在她看来愚蠢又低效的抢劫。动机是什么？无聊？对噪音的厌恶？还是凯文·班克斯那番话里某种可笑的共鸣，让她觉得自己也该是“救援本身”的一部分？

　　太阳终于挣扎着从云层后露出小半个轮廓，堪培拉冰冷的水泥地面被镀上了一层稀薄的金边。广播里，凯文·班克斯的演讲早已结束，换成了某个官员在用平稳但难掩疲惫地宣读配给细则和社区委员会联络地址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