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位于黄河之北，卫河的发源地。

　　新乡红星纤维厂是国务院部委的重点直属企业，1960年建厂，坐落在豫北卫河之畔，是中国化纤行业的龙头企业，是我国最大的粘胶纤维生产基地之一。主要产品是粘胶长丝、粘胶短纤及氨纶纤维。

　　这小小的纤维，承载着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和未来。

　　从开封到新乡，必须横跨黄河。

　　郑州黄河铁路大桥，原名平汉铁路郑州黄河大桥，是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桥，修建于1903年9月（清光绪二十九年），1906年4月1日通车，全长3015米。

　　当时的清政府先后聘请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工程师进行了现场查勘，但最后承建的是一家比利时的工程公司。大概是缺乏对黄河沿岸地质的考察，或者受困于当时建桥技术，比利时的公司把桥墩建筑在淤泥里，而非岩石层上，导致桥梁不够稳固，埋下后患。

　　无论如何，在100多年前，以当时的建桥技术，建成这样一座跨河大桥已经是个奇迹了，堪称“中国铁路大桥之母”，是中国第一座横跨黄河南北的钢结构铁路大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最长的桥。

　　纵然这座桥的地位显赫，但战争和自然灾害带给她的是多舛的命运。

　　1952年10月31日，***视察黄河时，登上邙山头俯视黄河大桥，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

　　1958年7月，黄河中下游发生特大洪峰，黄河铁路桥不堪冲击，遭受重创，导致京广线断线。当年7月28日和8月5日，总理两次到黄河大桥视察抗洪工作。但满身疮痍的古桥随后被鉴定为“不再适合通行火车”，后改造为单行道公路桥。

　　直至一九八六年的新黄河公路大桥建成通车后，该桥才正式退役。

　　八十多年的风雨洗礼，这座大桥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羸弱到强大的历程，也见证了黄河带给两岸人民的心痛和悲怆！

　　我这个从朱仙镇走出的女人，过黄河，来到了黄河北部的重镇-新乡。

　　车行进在这座古老的桥上，慢慢地通过了黄河。近于黄昏的时辰，余辉映照在宽阔的河面上，泛起粼粼波光，远处的河滩上，几个茅草搭起的小棚子，夕阳下显得宁静和温馨。穿着裤衩子、光膀子的汉子们，在抖落着手中的渔网，铺展在沙滩上。

　　黄河外滩，那年，那个夏季，那个抗战中的中国，那个血腥的岁月！

　　这里，有我无法释怀的情感！

　　“请您慢速通过大桥！”醒目的标示时刻提醒着过往的司机们。这古老的桥，如同一位饱经风雨的耄耋老人，随时就会被很轻的东西击倒！

　　几个小时的车程，到了新乡北部的纤维厂。

　　由于生产产生的有毒废气对身体有影响，家属院和厂区有个三里长的隔断路程。

　　这三里多路，是简易的土路，如果过个汽车或刮个风，黄土扬起，满脸满身的灰儿。

　　道路两旁是看不到边的田野。田野的尽头是卫河河堤，有内外两道堤，每到夏秋季的讯期，厂区就会组织大批的工人到堤坝上，守坝、护坝。

　　这个季节麦子已经收割了，秋庄稼还正在播种，一派劳动的场面。

　　眼前农忙的情景，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夏季，李牧庄的夏季，想起婆婆带我进的那个关帝庙，李牧庄村东头的那个关帝庙。

　　就在那个香火萦绕的庙宇里，乡亲和我们都曾虔诚地拜谒这，似乎可以主张一切正义的关老爷，可是就在那个午后，就在我和婆婆走出关帝庙的那个午后，麦子和十几个村民被抓了壮丁，从此，是亲人隔海相望，生死两茫茫！

　　护佑着百姓生活的，不是关爷、不是各路神仙，是世道，是一个让穷人翻身作主的世道，是一个为老百姓谋幸福的正夫。

　　厂里新来的家属都被安置到了家属院平方区内。新楼房还在建，预计明年这个时候就能住上新房子了。

　　我们一家四口就这样被工会安置下来了！

　　正值秋季入学，鸣鸣、军儿，顺利地上了厂子弟小学。

　　转眼第二年，我们搬进了一室一厅的新房。

　　春夏秋冬，霜凋夏绿。

　　一九六六年，厂俱乐部。

　　俱乐部，是职工、家属文化活动的场所，广场很宽阔。如今的广场，会经常停一辆宣传车，车头正前方悬挂一幅巨幅照片，是用三合板做底面的，显得很挺阔，也不用担心被风吹掉。车身两边用红绸布，黑底字分别书写的两段字。车箱四周装了五个扩音喇叭，用铁丝匝紧，朝向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异常的兴奋。间歇时，大喇叭会播放那个年代特色歌曲。

　　这天的黄昏，我带女儿从澡堂出来，路过广场。

　　澡堂在广场的西南角，分男女堂，每天都开堂。最重要的这是职工的福利，不收取任何费用。每个职工都按月领取澡票。

　　女儿已经五岁了，浓浓的头发，略有些卷，大大的眼睛闪着光采，尤其是长长的睫毛，浓而密地，说起话来，扬起脸庞，睫毛就会忽闪忽闪地颤动起来。

　　澡堂的看门人，都喜欢我的女儿。

　　只不过这些阿姨、叔叔的喜欢方式，很是特别。

　　“萍妞，又来洗澡了？来，刮个鼻子儿，才能进呵。”女儿拽着我的衣襟躲在身后，胆怯地看着这个满脸都是络腮胡子的叔叔。他姓徐，也是开封人，和根儿一起进厂的。

　　这一来二去的，这个叔叔逗完了，那个阿姨又来了。有时，进个澡堂，叔叔、阿姨们轮番给女儿刮鼻子儿。时间一长，她对上澡堂，产生了恐惧，每次洗澡前，我总是在家里给她做了好长时间的思想工作，才肯随我去洗澡。

　　对女儿来说，上澡堂，像是上战场。

　　这个时辰，我们刚出澡堂，已是下午五点多了。

　　马路上都是急匆匆赶着回家的工人，相互之间，无暇打招呼。一是没有时间，二是俱乐部广场的大喇叭喊声很大，刺耳的叫声，打消了想寒暄的念头。

　　实际上，人们之间的话也越来越少了，最礼仪的辞藻在那个时期里，变得不合时宜了。

　　路过广场，黑压压的人群，在广场上铺开了。那时的人们都是清一色的黑色、褐色衣裤，远远望去，是分不出男女的。

　　“你老实交待！”一个女孩子的尖利的声调，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一群激荡的年轻人。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在开封文庙街上的学校家属院，那个夏季微风的晚上，那个带走屈校长和曹哥的晚上。

　　想起那个留短发的女宣传干事。

　　今天看到这群孩子的眼神，似曾相识。

　　我扒拉开人群，拽着闺女挤进去，几个年轻人，左手拿着红书，右手推搡着一个胖胖的女人，她左躲右闪，显然疲惫不堪。

　　这不是“迷糊”的妈妈吗？

　　“迷糊”家是在我家对面的平房住，男孩，七八岁的样子，皮肤很白，眼睛很小，视力很差，两米以外几乎是看不到的。他笑起来眼睛就是一条缝了，智力低下，是小时候发高烧落下残疾。他妈妈带他去郑州儿童医院看过，专家说这孩子的智商处于三岁孩子的水平。

　　“上来！上来！”车上一个胖胖的男孩子冲着车下的“迷糊”妈喊着。车下的一群小将推搡她，有一个大个子的用力推了一下，把她拽到了卡车上。

　　喊号声，一浪又一浪，围观的唏嘘声，被淹没了……。

　　回到家，楼下的聚拢着邻居们还没有散去，他们目睹了“迷糊”妈妈被带走的过程，惊魂未定地议论着。

　　原来，迷糊的家也和其他家一样，在房间进门的桌上，摆放一个石膏像，迷糊玩耍时，不小心碰掉了，摔碎了，邻居恰巧路过，报告了上级。

　　浮云缭绕，人云亦云。

　　记得小区北门住的一个女人，不分寒冬和酷暑，每天都会拿起扫把，清扫家属区的马路。清晨，她和太阳一同起床，迎着朝阳，扫着地，唱着《东方红》，开启一天的劳作。黄昏，她和余辉作伴，歌唱着，结束一天的劳作。

　　二十几年如一日，女人脆如银铃的《东方红》，和“唰、唰，唰”的扫把声，在早晨第一时间唤醒睡梦中的人们，直至她有病罹世。

　　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听不到她歌唱和扫地的声音，人们还不习惯，时间久了，才淡淡忘了。

　　我在家属服装队的活，很累。

　　有时任务下来，赶制厂服，几宿不能回家。如果遇到接待外宾的任务，还要赶出几十套的中山服，就连孩子们的迎宾服装，也是紧赶慢赶地做出来了。

　　这个厂是属于化工部的重点企业，经常有从BJ赶来参观的外国人，一波又一波的。

　　连续几个晚上的加班，我累倒了，腰像断了两截一样疼痛难忍。

　　这天下午，我在家躺了一整天，腰好了些，我探起身，下来地，在屋内踱步，看了一下，桌上的马蹄表，已经是五点了，估摸着，鸣鸣和军儿也该放学了，我挪步到了阳台上，向马路上观望。

　　几年的光景，原来的土路都已经铺上了柏油，路边的土坷垃也都被一排排的法国梧桐铺盖了。这是秋的季节，我仿佛是闻到了玉米、花生收获的味道，甜丝丝的，香腻腻的感觉，充斥在胸腔里，沁人心肺。

　　远处，一群群的孩子放学回来了。看这些孩子，手呀、腿呀，嘴呀都没有闲着，边说边走，边说边跳，边说边打，脸上是幸福、快乐的笑容！

　　是呀，这个阶段，孩子们尽情地玩，尽情地疯，尽情地撒野。

　　想着，想着，直至看到鸣鸣、军儿出现在梧桐树树荫下，出现在我视线里。

　　他俩走到靠近广场东面的马路边上的一个角落里，树上挂满了许多红色的纸张，很是醒目。在大大的纸中，看到了我的名字。我前夫麦子是被抓装订带走的，以此推理，我也是立场有问题的人了。

　　两孩子回到家，对我没好气出。

　　后来，经过组织调查澄清，还我了清白。

　　我把这件事给孩子们讲了又讲，他们晃着小脑袋，点点头，似乎是听懂了。

　　那晚，我翻过来倒过去的睡不着，直到天发白，我才迷迷糊糊的进入了梦想……。

　　夕阳下的麦田，那个叫麦子的汉子，袒露着黑褐色的臂膀，他用力地挥舞着的镰刀，穿梭着，他面前成熟的麦子，唰唰地倒地了……

　　关帝庙里香雾萦绕，人头攒动，时隐时现，忽然，麦子的身影在烧香的人群里，出现了，闪一下，哎呀，我怎么看不见他了，我不停地拨开一拨又一拨的人，向前挤着，嘴中“麦子，麦子，麦子！”叫着……

　　醒来时身上汗津津的，衣服湿透了。

　　不想回味的梦。

　　化纤厂的夜是静谧的，尤其是夏季，晚饭后，爷们都聚拢在路灯下打牌，孩子们结伴满家属院地疯去了，女人们都各自带个小板凳，一把芭蕉扇，聚拢在楼下大树下，或马路边或篮球场，三五成群地闲聊了，东家孩子又惹事了，西家的丈夫又被停止工作了等。除了树上蝉鸣声尖利刺耳让人烦闷外，这不明白的事，一件接一件，仿佛一个个的刺，扎得人心里是疼疼的。

　　“张嫂，你家鸣鸣，他们高二年级今天在俱乐部有演出啊，是京剧《智取威虎山》，你还不去看看？”二楼邻居桂花说，她也是开封人。

　　“唉，有啥看的，他也不会演个什么？”我呼扇着扇子。厂子周围是麦田和野地，夏季蚊子很多，人聚堆儿的地方，蚊子也多。

　　“这你不知道了吧？这次他还是个主演呢！是演少剑波的。”她嘴巴咂着。

　　“是吗？这我可得看看去！”我立马起身，拔腿往俱乐部跑去，凳子也忘了拿。

　　俱乐部广场前，很安静，有两个把门师傅在门口踱步，显得悠闲。从里面传出的鼓点和锣声很紧密、很响亮！

　　我几步跨上台阶，冲进剧场内。

　　剧场内黑压压的，什么也看不见。站那停顿片刻，眼睛适应了，摩挲着找到一个后排边座，顺势坐了下来

　　舞台上的灯光明亮耀眼，几个战士模样的大孩子，一个个红光满面，眼睛炯炯有神。少剑波站在舞台中央，正在给几个战士做动员。

　　“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

　　望飞雪漫天舞，

　　巍巍丛山披银装，

　　好一派北国风光.

　　山河壮丽，万千气象，

　　怎容忍虎去狼来再受创伤!

　　……，……，……，

　　肩负着人民的希望，

　　明枪暗箭，百般花样，

　　怎禁我正义在手

　　仇恨在胸，以一当十，

　　誓把***一扫光!

　　舞台中间，儿子鸣鸣，神采奕奕地唱着少剑波的段子，鸣鸣的个子长得高，可是身子还是个孩子，没有长成魁梧的样子，戏装穿在他身上胖胖大大的，显得很是滑稽。但儿子有板有眼的表演，还是很有少剑波的英姿的。

　　“哗哗，哗哗，哗哗”的掌声一浪接着一浪，我从沉思中拽回来，不知什么时候，泪水溢满了眼眶，顺着脸颊淌了下来，吧嗒吧嗒滴到上衣的确良褂子上，透过衣服，湿在身上，有些凉。

　　儿子已经十七岁了。

　　李牧庄的十年，曾像梦魇一样缠着我，随着孩子们一个个出生和长大，带给我做母亲的幸福和满满的收获感，那段痛苦的生活已渐渐淡出脑海。看着孩子们，像一朵朵盛开的花儿，沁满心田的，只有甜甜的感觉了！

　　不久之后，厂子的生产也渐渐地恢复，学生们也开始陆续地回到课堂，鸣鸣的高年级也安排了许多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如学农、学工活动等等。

　　秋天的一天中午，我在厨房做午饭。那些年的饭菜很简单，很粗糙，每日也就是捞面条、汤面条的，菜也是季节蔬菜。夏季是茄子、番茄，冬季是白菜、萝卜，春季就菜少了，芹菜、洋葱、辣椒及冬季晒出的萝卜等干菜。我准备了豆角和豆腐。菜刚刚铺展在菜板上，油锅刚起热，忽然窗外一阵喧闹声，接着是个男人粗鲁地谩骂声，我探头向窗外望去，有个男人正在揪着一个女人拳打脚踢，女人哀嚎，那男人没有丝毫的停手的意思。我结下围裙，堵上火门，把油锅移开，一路小跑地下楼，左拐几步，来到楼下。

　　路边的土地上，一个男人扭打着一个女人，她几乎蜷成了一小团儿，密集的拳头仍雨点般地捶在她瘦弱的身躯上，周围围观的人，不断地劝解，但没有人上去制止的，这人没人敢惹，他是曹军，是一个懒汉，几年前他嫌弃当工人太累，自己辞职不干了，三十好几的人，现在还闲在家。

　　他妈妈是一个刻薄之人，早就听说她把儿媳儿不当人，随意羞辱和殴打，是出了名的恶婆婆。

　　我走到曹军面前，大吼一声：“你住手！”

　　他举起的拳头，停在了半空中。

　　“你凭什么打她，她都一直在求饶了，你还不住手，你想咋地？”我质问他。

　　他看到是我，马上放下拳头，堆着笑脸说：“嫂子，一看，我就出去玩一会儿，她像看贼似的看着我，我不打她，打谁？”

　　我是工会组长，勇于打抱不平，并且自信，没有我处理不了的家务事儿。家属院女人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够着天”，这个外号，形容我的能力，还是很恰当的。

　　“夫妻之间，商量着来，动不动就动粗，和过去的军阀、恶棍有什么区别？现在是新社会了，别不把女人当人看，有人给她们撑腰的！”我厉声地说。

　　看他认怂了，我接着说：“看你给她打的，这头上、腿上都是血，你听着，背上她去医务室给她看病去。”

　　他不敢违拗，背起媳妇儿，悻悻地去了……

　　两天后，他媳妇找到我，哭诉地说：“嫂子，这没法过了，他妈来了，从乡下带来一个女人，每天晚上她让这个女人和军在一起，把我赶到厨房门口。这已经两天了，我不想活了，呜呜呜，呜呜……，她掩面哭泣，肩头颤动着。

　　“这像什么话，岂有此理！你先回去，回家后不要跟他提来找过我事儿。你要好好活着，有两孩子在那儿呢，不要瞎想。这两天我教训他去。“我拍拍她的肩，安慰着。

　　下午，我请示主任，她鼓励我：“这是正事，原则不激化矛盾，适当地教训他，也是可以的。”

　　这天的晚上，十点半，大家都进入梦乡的时候，我带着保卫科一个人和居委会的一个办事员，一起来到曹军家。几声敲门后，保卫科的人大声说：“开门，查查户口。”他老老实实地开了门。我们快步闪进卧室，曹和一个乡下女子果真睡在一张大床上，他媳妇儿在厨房门口打着地铺。

　　我不留情面地教训他们一下，又给那个恶婆婆做了半天思想工作，我告诉她，你的行为已经是违法了，派出所本来可以治你的罪，你必须向儿媳妇承认错误，取得她的谅解，否则，情况会很糟糕的。

　　她不得不表示，让那个女人明天就回乡下，永不再犯这样的错。

　　这一家算是平稳地躲过了一劫。

　　随后，我又联系居委会，给曹军找了个临时工干。有事儿做了，他老实多了。

　　直至今日，曹军的媳妇儿见到我，还总是激动地对她俩孩子说：“要不是你孙阿姨，咱们这一家早就零散了。”

　　一九七三年的夏季一个午后，鸣鸣他们班去长丝车间学工劳动了，那天，天儿很热，大杨树上的蝉儿，“知了，知了”地叫个不停，屋里地上的凉席上，军儿和妞儿在酣睡，我心情烦闷地睡不着，用扇子不停地给两个孩子扇着，扇动，风起，俩孩子的头发飘动着，我的心，也像这浮动的风，没底气也没有着落……

　　“根儿嫂子，快，出事了，鸣鸣出事了，车间让我给你们捎个信儿，孩子的手指头被机器压了，现在在卫生所呢，你快去呀！”二楼桂花邻居喊着，她操着一口纯正的开封话。

　　我叫上根儿，他还在上班，来不及和他说太多，几乎是一路小跑步来到了医务室。

　　外科包扎室，已经聚拢了很多人，是鸣鸣的同学。拨开几个人，看见儿子鸣鸣躺在诊床上，脸色苍白，没有了血色，豆大的汗珠子，顺着两旁的脸颊淌下，但是儿子的嘴巴紧紧地闭着，牙齿紧紧咬在住下嘴唇。

　　右手的食指已经包裹了厚厚的纱布，血迹从纱布中渗出，整个指头都是红色的。

　　看到儿子，我眼泪哗哗地流出，我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儿子的身体在发抖。

　　厂里派车把鸣鸣送到市里最好的外科医院，但终因手指受损严重，即使断指接上后，血管、神经已经无法畅通，右手食指第一节不能打弯了。

　　由于他的手的残疾，组织上照顾，没有去下乡。

　　二儿子军儿，上山下乡了，他下乡到了山区，离家有三十多里路。

　　记得九月九日早晨八点，我准时坐在缝纫机前，瞅着地上堆起的蓝色卡其呢布，那是主任刚领回的，这不，制作冬季厂服任务来了，看着这些布匹，少说也是要干上两个月的。不由我细想太多了，立马把缝纫机面板靠右侧的线柱儿拿出，更换了一轱辘蓝黑线轴，接着在面板下方的盒子里，换上黑色的底线，那把被我用的锃亮的剪刀，也摆在了裁缝板上。

　　“唰”，一块蓝布铺展在裁缝板上，那光泽好极了，晃得眼都有些晕了！

　　打开一个本子，翻到最后一页，这是我今天要裁的衣服尺寸。这是一个大个子的衣服，看这衣长的尺寸，怎么说也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再看这胸围、腰围少说也是体重在九十公斤的魁梧腰板。

　　中午午饭后，休息了一会，给鸣鸣和军儿做的袜子，也该收尾了。这俩小子，都长成了大人。鸣鸣也进厂上了班，军儿返城后，还在技校读书，马上也要分配了。穿袜子那个费呀，几天，袜子就会磨出几个洞，时常呢，我弄些厂子不要的包机器的废帆布，洗洗，熨熨，给他俩做几双袜子。这种袜子很结实，耐造，做起来也简单，我的女活还是有历史积累的，从西夹河村到李牧庄，再后来的开封，我的这双手就没有闲下来过。

　　下午我紧赶做这件中山装，一两个小时也没有抬一下头，眼瞅着这件衣服接近收工了，我抬起头扭动几下脖子，望向窗外。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远处路面上稀稀拉拉的工人，闲聊地说笑着，看来他们是刚收工。蔓延开来的蔷薇花，爬满了墙壁，把厂房装点的生动、活泼，几只麻雀也凑来热闹，在蔷薇花的花朵间，飞来飞去，眨眼之间，飞走了……。

　　突然，厂区的大喇叭响起：“****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BJ逝世。”

　　噩耗传来，全厂职工和家属都震惊了，大家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互相转告。或相立而泣、或相拥而嚎，此时仿佛是天地冻结了！串串的泪水和无尽的悲伤，流动在人们之间，厂区凝重了。

　　我混混沌沌地离开厂子，和姐妹们约好了明天都戴上黑箍，一起去俱乐部参加悼。

　　晚饭我做的是玉米糊糊，炒了个茄子，与往日的饭菜也没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个家常便饭。可就是觉得那不得劲，心里像个大石头压着，出不来气，这拿菜刀的手也是沉甸甸的，就是切个茄子，切起来怎么像是团棉絮，怎么切也切不断，眼泪顺着脸，吧嗒吧嗒地滴在茄子上……

　　“妈妈，我回来了。”女儿放学了。

　　“嗯”我没有抬头，仍是在案板上切着菜。

　　“有个天大的伤心事发生了”女儿怯怯地说。

　　“嗯，知道”心中一阵悲伤涌出，我抽泣起来，眼泪跟着就溢出，打湿了我的衣服。

　　这一年的冬季，根儿突发脑溢血也离开了我。

　　遵照根儿的遗愿，火化后，骨灰撒向黄河，他喜欢玩，这下可以随河水漂流，游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啦。

　　心力交瘁中，我病了。

　　医生的诊断是“贫血”，在厂医院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孩子们也都成了那里的常客，这里有病人食堂，他们吃饭倒是不用发愁了。

　　医院里常有一些坐轮椅的病人在聊天，有时，他们也会摇着轮椅聚在俱乐部广场上晒太阳，他们的口音是外地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最小的也只有七八岁吧。时间一久，我从护士那里知道，他们来自唐山，一个英雄的城市。七月六日凌晨的大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16.4万多人重伤。一方有难，八分支援！16.4万的重伤员，经过及时地抢救，一部分留在当地，一部分送往BJ、上海、哈尔滨、沈阳等城市，另有一部分的较轻的伤员，分散到全国各个市、区及国有大型企业的厂部医院，化纤厂就收治了一百多名伤员。

　　阶级友情重于泰山！自从来了这上百名的唐山人，从医院到厂子，从普通的医生、护士到厂领导、工人，没有不把他们当宝贝儿一样爱护。喊出的口号是：“宁肯一年不吃肉，也让阶级兄弟每天吃上二两肉！”“宁肯酷暑难耐，也不能苦了唐山的兄弟姐妹！”朴素的语言，代表了那个年代的阶级情谊和为国分忧的责任和担当。家属们也不甘落后，搜集家家的旧衣服，洗洗补补，熨熨，送到他们手中。孩子们也在节假日里，组织、编排一些小节目为伤员们唱上一首歌、跳上一段舞蹈！

　　和唐山人的感情，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妈妈，我的长裙子，那个大姐姐也能穿上的！”女儿说。

　　“孩子，她穿不了，你没看见，她不能下地，估计这辈子也不能穿上裙子了。”我伤心地对她说。

　　“这辈子，是多久？那还有下辈子吗？”女儿仍追问到。

　　我无语了。

　　生命的脆弱，有时就让你猝不及防，多少个孩子在这个灾难中失去双腿，多少个孩子失去爸爸妈妈，多少个父母失去儿女，想想就让人心痛。

　　追忆里，思绪在飘荡。想我，一个朱仙镇的村姑，到今天的一名产业工人，一路走来，见证了许多的艰难和悲惨，目睹了中国人被蹂躏、被压榨的历史，想起在战争中被夺取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也想起那段扒黄河口淹死的几十万乡亲人的历史。今天的我们再也不受欺凌和压迫，在自然灾害面前，中国人民也可以团结一致，互助互爱，共渡难关的。

　　这群英雄的唐山人，在我们这儿，一待就是五六年代光景吧。临走的那一天，厂区工会组织锣鼓队、唢呐队，热热闹闹地欢送他们。厂部学校的孩子们带来了一段藏族舞蹈《洗衣歌》，我的女儿妞儿，也在这个舞蹈里呢，她扮演的是里面最小的藏族姑娘卓玛。

　　我们舍不得的是，建立起来的阶级友情，舍不得的是那段纯粹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沧桑！

　　多事之秋，事就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