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姚鼐在他的《复鲁絜非书》中曾经论述过写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

　　“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鸪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

　　“一阴一阳谓之道。”世间万物都有阴阳，文章也是如此。姚鼐又说：“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可见文章不光有阴阳之分，还要阴阳结合，不能单有阴而没有阳，或者单有阳而没有阴，也不能阴阳各占一半，不阴不阳，要有所偏倚，或者阳重于阴，或者阴重于阳。

　　姚鼐所说的阴阳更多的是在意境上。雷、电、日、火、金铁，这些客观景物再辅以高亢、激昂、豪迈、奔放的情感，这便有了阳刚之美；云、霞、烟、林、珠玉这些客观景物再配合幽怨、哀伤、缠绵的感情，也就有了阴柔之美。

　　关于意境，清朝的刘熙载从意境的审美风格上说：“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诗不出四境。”云雷奋发偏重阳刚之美，花鸟缠绵、弦泉幽咽、雪月空明都偏向于阴柔之美。可见，中国古代文学是更为注重阴柔之美的，这也和中国人文化传统、内在的性格有关。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思想中以温良恭谦让为待人接物的准则，这就形成了中国人温良的性格。正是这种非暴力的品格，让中国人的性情始终处于一种中正平和的状态。

　　三教归一之后，释家思想被吸入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尤其受禅宗影响，“见心成佛”、“莫向外求”这些思想被吸纳和接受，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越发的从由内向外探求物质世界转变为由外向内去探求精神世界。“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后来“理学”、“心学”的出现和发展更是奠定了中华文化含蓄内敛的基调。文学上，则体现在哲理诗的出现，由写景抒情进而去发觉理趣。正因为这种含蓄内敛的性格特征，中国人较少写“云雷奋发”的诗文，而是更多的去表现“花鸟缠绵”，“弦泉幽咽”，“雪月空明”。但无论如何，几种意境并无高下之分，阴柔和阳刚都各有其美，既要有金刚怒目，也要有菩萨低眉。

　　然而现在的人写文章，别说什么阴阳相济，糅而偏胜，“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雪月空明哪种意境都写不好。我就很奇怪，初恋钟情，每日相思，岂不就花鸟缠绵了？及至热恋，轰轰烈烈，难道不云雷奋发？稍有争执，吵架冷战，怎能不弦泉幽咽？最后分手了，世事洞明，大彻大悟，也便雪月空明。怎么…哦，对了，原来是因为我还没女朋友呢！这可怎么办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