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赶了过来。马宝山和老金磨叽着，正想帮母亲拿行李，看见父亲来了，便闪到一边儿去了。场景平静如常，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今儿太忙了，晚来了一步，没事儿吧？”父亲说着，往四下看了看，目光移向母亲。
母亲的脸板着：“没事，走吧。”
吴长河站在那儿没吱声儿，等母亲一家六口走远了，他这才走向万桂兰：“没事儿吧？”
“没事儿。这丫养的，真TMD鲁。”她捂着半张脸直漱牙花子。
吴长河往四下扫了一眼，说：“我早就提醒过你，别太任性，对旅客态度好点儿——这下好了，连我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呀……你呀，说你什么好。”
马宝山走了过来，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虚情假意的说：“这…这…这不行啊，这人白打了？”吴长河口是心非的说：“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娘们儿，是典型的打架不要命的主。等着吧，他早晚会落到我手上，我就不信治不了他。”“嗯，说的也是，我先走了。”马宝山挥手点头，就没听到回答，臊不搭的走了。
铁路沿线到了芦村站，地势最高，人在站台上，居高临下，俯视周围的村庄店铺，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这时父亲指了指路南的几个村子，对母亲说：“秋，你看这是吴庄子，那边是小马庄，远点儿的那个大村子，叫大马庄。咱们铁路家属区在路北，你看，就是那六排房，从北数最后那排第一间就是咱家。这里西南两面环水，多好啊！”
母亲听父亲拉着家常，方才稍稍平复了一下心情。是啊，大老远的来到芦村站，还没顾得高兴呢，没想到先遇上了这种闹心事。她看了看父亲，又顺着父亲指着的路北方向望去。这芦村站，虽然算不上大站，可因着离县城较近，附近又有两个驻军部队，上下车的乘客多，所以，被列为二等站。
候车大厅是典型的欧式建筑风格，呈正方形，灰墙红瓦。屋顶是大大的人字脊，四面屋檐向外延伸了二米来宽。母亲望了两眼候车大厅，目光转向通往道北的铁路家属区这条两米多宽的小路。路两旁是水塘，腊月里冻上了冰，冰上有厚厚的积雪。有两群二孩子分别站在路两侧的冰上打起了雪仗，声势浩大，都打红了眼，有的孩子，愤然抄起石头砍向对方。
道北有两个铁路宿舍，分上坡宿舍和下坡宿舍。紧邻水塘的叫下坡铁路宿舍；上坡铁路宿舍，地处高台儿上。中间隔着一条南北向的马路。
母亲眼瞅着上坡宿舍的一个较大的男孩，用石头把下坡的男孩砍了个头破血流。上坡的孩子们一看流了血，都吓的跑回家躲了起来。母亲叹了一声：“早知道芦村的人这么野蛮，就该把你调回洼甸站，在那儿就是一辈子，又何必舍近求远，来这么一个野蛮的地方。”父亲赶紧解释说：“像万桂兰这种人，毕竟为少数。”母亲反感的说：“什么少数？你看看这帮打群架的孩子，野蛮成性，没有一点教养。有什么样子的孩子，就有什么样的大人。我可要提醒你，以后咱们家的孩子必须由我来调教，不许你插手，还有，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以后免不了和人干仗。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不要插手，安心干好你的工作。我看了，要想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生存下去，不被人欺负，就得拿出点手段来，你浑我比你还浑。”
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人也总是要变的。自从母亲来到芦村，由于日子过得苦，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助，母亲显得泼辣粗莽；甚至在饥饿面前，为了生存，她一次次无奈的放弃了一个人的自尊。
我朦胧记得，那一年铁路家属里的两大派都去站上做临时装卸工。因为抢活干，两大派在家属大院，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战。母亲代表的一派和马宝山的老婆马三娘代表的一派，将对将兵对兵，由争吵，到大打出手，一直打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母亲把马三娘举了起来扔到水塘里。
马宝山看到自己老婆吃了亏，失去理智破了规矩，从站上一口气跑了过来。他薅住母亲的头发，对母亲拳打脚踢，母亲也打红了眼，咬住马宝山的一个小拇指，死活不松口，两个人缠在一起，滚到水塘里。母亲的脸都被打肿了，鼻腔直往外蹿血，把一大片水都染红了。母亲终于没了底线，不计后果的把对方的小手指咬断了一截儿。马宝山没想到母亲如此勇猛，显然害怕了，也怂了，攥着小拇指，撒开丫子，就往站上卫生所跑。
母亲怒气未消，像疯了一样，从一个割草人手里，夺过一把镰刀，对马宝山是紧追不放，口里骂道：“你这个龟孙子王八蛋，敢打女人，给我站住，你不打死我，我就砍死你。”
派出所的人闻风赶到了，把母亲拦住了。事后母亲并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值班员马宝山，被上级领导给了严厉处分。
在铁路家属区，向来守着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女人和女人打架绝不动用家伙，更不能将对方致残，而男人只有拉架的份儿，不能跟女人动手，若是破了规矩，动手打女人，就要被所有人看不起。马宝山一时冲动打了母亲，丢了面子不说，人缘也失尽了。
艰苦的现实生活会完完全全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比如说母亲。她本想安下心来，把孩子抚养成才，等自己老了，看着孩子们，一个个出人头地，儿孙满堂，那可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可是现实很残酷，每个月仅仅靠父亲那几十块钱的工资，根本养不活一家九口人，时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儿。孩子们长期处于半饥饿的状态，哪还顾得管好孩子的事儿。
人若在饥饿与艰难的岁月中挣扎，就一定给孩子造就一个不寻常的野蛮成长过程。我三哥在垃圾堆里，误食了不干净的东西，丢了半条命，在医院里呆了小半月才捡回那条那半条命；我二哥上房掏麻雀，一不小心，从房顶上掉了下来，造成多处骨折。就这一档子事儿，花掉了我家全部积蓄不算，还借了别人的钱。
母亲在芦村度过了十年的艰难岁月。因常年过度劳累，她的手关节都变形了，两只手像铁一样坚硬，眉头上，多了两道深深的皱纹。一直到了一九六五年，孩子们长大了些，父亲又提升为工长，母亲眉间那两道皱纹看上去舒展了一些。
生活虽有好转，但日子过的仍然不大舒心。腊月二十三这天，也就是父亲当上工长这天，母亲咬了咬牙，从装钱的小箱子里，拿出五毛钱，打发二哥品德，从站上合作社，买回五毛钱猪肉。那块肉全是血脖肉，母亲一看，二话没说，拿着这块肉就去了合作社。那称肉的老关头儿不知道，品德是刘家的小子，否则他是绝不敢招惹母亲的。他不但道了歉，还给换了块只多不少的好肉。
母亲用这块肉炒了半锅白菜，又烙了几大张“金裹银”的大饼。“金裹银”饼的做法超简单，将和好的玉米面儿，裹在小麦面团里，擀成饼烙熟即可。
那年我整九岁，我差不多是吃粗粮野菜长到九岁，渴望能天天过年，大口吃肉吃馒头。我敢说，下辈子不让我吃玉米面窝头，我都不想吃。我站在锅台旁，看着那香喷喷的“金裹银”饼，直咽唾沫。要想先偷吃一口，就一定坏了母亲的规矩。母亲的擀面杖可不是吃素的，一擀面杖下去，保证让你捂着脑袋疼的直吱呀。
饭都做好了，一家人围坐在炕桌前，母亲把饭端上了桌子，一盆子肉炒白菜和五个咸鸭蛋，一切两半，每人半个咸鸭蛋。父亲搂着我小弟，坐在炕里面对着屋门，母亲给父亲倒了一杯酒。没等父亲拿起筷子，我二哥品德抢着夹了一块儿肉，肉没吃到嘴，反倒被母亲狠狠的凿了一筷子。品德捂着脑袋干咧嘴，一声没敢吭。母亲立下规矩，大人没下筷，做晚辈的，绝不许先下筷子。父亲极不赞成母亲打我们的头，可是，说了也白说，父亲无可奈何没吱声，只是挤眉立眼的唬了一下母亲，随后拿起筷子，慈祥的笑着说：“来，来，都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