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那年，武汉疫情爆发前夕或者说那时应该已经爆发了，谢勰在学校参加了上一届优秀毕业生的考研、保研交流会。上台发言的，在谢勰这类人面前都是巨擘、大佬。

　　他们六级没有低于600的，甚至于六级低于600在谢勰所在的大学都不会提，只会接着考来刷分。他们绩点都数一数二，不是前几名也上不了这个台，惟一一个有些例外，是因为他考研过于励志被辅导员特别批准发言。不光如此，他们大多都是学生会成员，课外活动活跃，手里捧着许多诸如“优秀学生会干部”等的证书，这些都是保研加分项。他们甚至赚外快的能力也不一般，当谢勰这类人还在向家里拿钱的时候，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做了几年的编辑工作。······

　　第一个上台的人第一句话便是：“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病人身上。”没错，他觉得应付病人是在浪费时间，他当医生只是为了科研。谢勰听了，没什么想法。说不定他真正热爱科研呢？偏偏医学科研的门槛就限定在临床医学里，可以享受医院提供的优厚条件，至于其他的连入场资格都没有；又说不定他是被患者的野蛮伤害了，留下了阴影。诸如陶勇医生的新闻已不再赘述，因为如此极端尚属少见，那就谈谈不极端很常见的。哪个有一定年资的护士没被患者及其家属骂过？也不一定是护士，医生也是如此。就在不久前，医院有位护士被患者扇了一巴掌，第二天她拒绝医院的挽留离职了。之前教授都被患者指着骂，那底下的医生呢？又算什么？在呼吸科进修的师兄对谢勰说，下面的医疗环境更恶劣，患者打人都没人拦着······

　　这第一个学长给出的建议很简短，就几条——找年轻的导师、找有钱的导师、找有项目的导师。

　　他觉得年轻导师更有冲劲，思想更活跃，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投身科研而不是花在各种乱七八糟的事上。于是，跟着这样的导师，学生可以真正学习知识，钻研技术，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退一步讲，年轻的导师至少和学生有更多的话题，毕竟年龄差距不是那么大，代沟不明显。

　　他觉得有钱的导师更靠谱，科研更有保障。因为科研本就是烧钱，国外大型制药公司研发一种新药往往需要付出几十上百亿的代价，这是在目的很明确、团队很专业、设备很齐全的条件下。那么在国内医学科研行业如此分散的以教育为目的的科研中，资金消耗有多么恐怖？没有几个国家能负担的起。所以，没有几个基金傍身，这样的导师对学长而言没有吸引力，当然中国也不缺研究生就是了。

　　基金从何而来？当然是项目，而且得是靠谱的项目，不是没有导师钻空子从而各种打点充大头套现，最著名的便是国家的痛处芯片行业的某个研发项目，那个卷了亿元经费的项目负责人还在国外逃之夭夭。学生能做什么课题九成是由导师的项目决定的，这九成中又有相当部分受各种现实条件制约，这些现实条件大多在导师的项目里。研究生开题研究“霍奇金淋巴瘤亚型”，多半导师就是研究霍奇金淋巴瘤的，只有一些很空泛的比如研究各种医疗社会问题并不需要太深的专业性，更多的需要背景。同样的问题一个知名教授就能发出来，一个普通导师只能往低处发或者发在自己的杂志上，而且多半是学生赚赚外快，或者凑数毕业。

　　这些本科的翘楚们依次上台，宣讲自己的经验，或者说这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读研，研究生与导师与其说是供需关系，不如说是价值观的契合问题。价值观不契合，研究生会过得很辛苦，或者被导师冷处理三年然后踢走。前些年国内一知名大学计算机学系便有这么一例，研究生刚入学就被派到了导师开的公司，美其名曰“学习”实则成为廉价“韭菜”。临近毕业他又被踢给另一位老师辅导，随便弄个课题弄篇文章就毕业。只是现实没这么一帆风顺，学生如此，导师也是如此。那学生辛苦工作两年多，骤然让他回到本分做科研，他做不出来也就毕不了业，跳楼了。

　　多么愚蠢啊？学生跳楼又能伤害到谁？除了那些真正关心他的人，至于那个他见都没见过的导师则什么事都没有，而学校永远只是在调查中并不了了之，很快网上所有的消息就消失了。学校依旧招着学生，那导师依旧顶着教育的名义工作，后者只会少一些人气而已。或者说现实有时候也很有趣，次年研招这人还变得紧俏了，有无数外校学生听到了那位先人的自爆壮举闻风而来，争相填报这个导师的研究生。

　　那段时间，谢勰参加实验室组会接受导师的悉心教育。这个和蔼的男人对一圈学生说道：“你们不要受某某大学的影响，平日里有什么想法可以和我们导师谈，有难处大家一起共同解决。”如此看来，这些累积的牺牲并不是毫无用处，它推动着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行业不断完善，并日趋完美。但也就是这个推动的过程过于惨烈，如果之前这个行业就能自我优化、自我警醒，何必要这么多不必要的牺牲？

　　终于那个考研的学长上台了，他很羞赧，因为他不是大佬，按成绩他是中游，属于那种在保研边缘徘徊的人。但他又极为特殊，因为他参加了夏令营，也找到了目标导师还通过了导师的首肯，最后名额下发，他没保上。没保上也不值得稀奇，值得稀奇的在于他以为自己保研保上了，于是申请出国交流旅行去了。当他知道这个噩耗的时候，他还在欧洲去往下一个景点的车上。等他火急火燎地回到了学校，已是十月中旬，离考研还有两个多月——研究生考试初试在十二月份最后一个周末。

　　最后他以压着分数线的成绩重新被那位导师收入门墙，所以他给谢勰这类保不上的人强调的是过线思维，就是一切以过分数线为准。也许下面学校都是以分数越高越好，但作为本校他宣传的就是过线。谢勰他们这些考本校的都将名单上报学校，而没有哪所学校的导师肯放过本校培养的学生而去招外校，除非这导师觉得自己学校培养的学生不过如此。

　　这年头考研、考公都成了经济实力的比拼，成了信息资源的比拼，成了备考时间的比拼，也许过不了几年肖秀荣老师就成考研辅导界的首富了。一分钱不投入的想压过那些投入大量资金的考生，很多时候是童话不是现实，就像社会中有着大量经济投入的中产阶级对着教育欠发达的农村喊道“寒门难出贵子”一样。大学也是如此，重点大学每年投入如此庞大的资源，包括各种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从而铸就出领先的软硬实力，又凭什么靠一场选拔便抹平所有的差距？

　　考试是最公平的，但考试又是最不公平的。考试的本来目的是在相同条件的投入下筛选出具备优质潜力从而值得培养达到快速成长的人，而不是筛选出准备时间极长、准备工作过于充分而掩盖自身成长潜力不足的人。也许有人会说，这条路别人走一天走到了终点，我走十天走到了也一样。但问题是这条路还没完，接下来和别人一起走，两人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远。说明什么？说明两个人的跑道不是同一条。他走的快说明这条跑道适合他，而自己走不快说明适合自己的跑道不在这儿。可惜现实没有那么多的跑道可以选？这是硬伤。

　　随着各种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辅导行业崛起和考生日益拉长的考试准备时间，一旦如同社会某些群体所呼吁的那般取消各种面试，难道让重点大学的学生也放下实验室的资源、放下图书馆的文献······放下其他能凭借自身卓越潜力而快速成长的资源条件，通通投身各种考试准备中，去应对来自于其他群体的倾轧？那时候大概这些辅导机构就乐疯了。也许值得忧虑的是，就连面试也在逐渐被他们攻破，考生们都在对人下菜，那么公平的选拔机制如何产生？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家一定要狠心改革高考，甚至从根本上修改高考的考试形式。